去蔽：比較傳播研究的出路

單波 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比較研究普遍陷入消解他者的困境，要麼遮蔽他者的存在，要麼使他者失去存在感，同化於中心主義。比較傳播研究領域的情況更糟糕。一方面，那些試圖超越「西方世界的媒介系統比較」者，不過是在世界媒介系統的多樣性假說下，證明西方媒介的實踐與制度已被引入其他系統。另一方面，那些「去西方化」的研究者，則習慣以「傳統—現代」的區分使非西方的媒介文化極化，從而簡化其混合性和矛盾性的特質。由此，邊緣地區的媒介文化就被賦予一種「非存在」的特徵，成為適合西方現代性的存在方式，如充當理論解釋的案例、規範價值的他者。總之，一種媒介文化成為理論的生產者和主導者，另一種媒介文化成為被發明和解釋的對象。

要想使比較傳播研究走出困境，必須面向邊緣地區媒介文化的「存在」狀態，因為它們也有著自己的現代性，有著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們的新聞實踐活動和傳播經驗是植根於自身語言和語境的。如果說文化可以分為思想層面、行為層面和物質層面，那麼比較研究必須在文化的同等層面展開，不能用西方文化的思想層面分析非西方文化的行為和物質層面，否則就會遮蔽它們與非西方文化思想層面的聯繫。

21世紀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全球與地方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人們必須同時關注地方經驗、全球變遷以及地方對全球的回應，才能理解傳播實踐的動態變化。例如，南非學者沃瑟曼認為，傳統新聞專業主義植根於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社會假設，已經無法回應全球受眾的多元價值和倫理需要，主張新聞倫理從自上而下式的新聞專業主義轉向自下而上式的「聆聽」，以開放的對話倫理彌合全球性政治經濟和社會差異。拉美學者韋斯伯德認為，新聞專業主義已變成服從某種規則的程序性話語，而不是從各地的傳播實踐出發，追尋它們如何獲得職業自治能力，並將各種關係制度化。

去蔽的另一種思路是「批判地方主義」，即對歐美霸權中的地方主義做譜系學解構，再把地方與地方、地方與更大範圍的政治模式、歷史與文化相連接。循此視角，地方不是確定的、有邊界的場所，而是由文化、歷史、權力關係、政治等所建構。猶如麥克尼爾父子的「人類之網」，「地方」仰賴於語言、文字、符號、信息交流等活動得以形成，通過交往發生聯繫，地方共同體以迎合或抵抗的方式書寫自己的歷史。

與此同時，面向可比性和相當性提問，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方法上的去蔽。所謂相當性，指被比較對象在不同體系/語境中發揮相等作用，具體的問題包括：比較對象所在的不同社會單位可以相互比較嗎？比較對象的選擇適合於研究者所提出的理論問題嗎？表達自變數和因變數的指標可以比較嗎？一個指標在一種媒介體系/語境中產生的過程，與它在另一種媒介體系/語境中產生的過程相對應嗎？情境因素如何造成兩個（或兩個以上）對象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這種追問有兩個取向，一個是文化取向，即以行動者（新聞記者、媒介管理者、傳播活動者）的視角，對其傳播方式、社會文化生產方式進行細緻觀察和描述，充分考慮個體及集體的價值觀和信念。這樣一來，媒介體制比較就不再只是對媒介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分析，不需要對各種變數進行操作化，而是轉向對人類傳播經驗的文化分析。另一個是比較歷史分析取向，即以小樣本對重大社會問題展開因果分析，通過過程分析發展出歷史關節點關係框架，以此來分析偶然性的歷史事件如何導致不同國家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

從根本上說，比較傳播研究的使命是為了揭示傳播關係的存在和存在的傳播關係，為此，研究者必須充滿存在感地觀察人類傳播實踐，才能找到這一研究領域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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