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各自優勢 攜手精誠合作——《秦漢官制史稿》寫作出版的前前後後

史學界曾有「四把鑰匙」之說，即年代、地理、職官、目錄。其中，「職官」一項尤為複雜，牽連甚廣。就古代「職官」的整理而言，清人黃本驥曾編有《歷代職官表》一書。隨著近代學術研究的發展，歷史研究各領域也逐步走向斷代、精細化的軌道。秦漢王朝和秦漢官制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斷代官制史《秦漢官制史稿》應運而生。

《秦漢官制史稿》由山東師範大學安作璋和華中師範大學熊鐵基兩位先生聯袂完成於20世紀80年代初。著作分上、下兩冊，共70餘萬字，截至目前仍然是秦漢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必備參考書。著作的質量和創作中的合作精神也都一直為學界所稱道，被譽為史學合作中的典範。從兩位先生合作時的往來信件可以了解，合作的前期準備工作較為複雜、曲折，明確目標之後開始寫作的整個進程很順暢。

樸實正派與積極坦率的交流

安作璋與熊鐵基的合作緣起於1980年在山東煙台召開的十院校中國古代史教材編寫會議。安、熊兩人雖初次見面，但一見如故，合作意向一拍即合。之後各自奔走此事，尋找更多合適的人選以組成紮實的寫作班底。會後返回武漢的熊鐵基在給安作璋的信中，亦即目前所見最早的信件（11月17日）中首次提到合作時兩人的角色定位。由於各種原因，其他人難以邀請，才決定由二人合作。在12月26日的信件中，熊先生又坦陳了自己的優勢和問題：

我想不如我們兩人來搞，也許還省一些，當然主要是你。我們不必客氣了（我的情況可以如實告訴你，用現在「揚長避短」的說法，我唯一的長處是能夠對一些問題提出一點看法，做事比較快，而且時間也有保證，既沒有太多雜務，也不打算另搞一套什麼，如果跟著你學，在科研方面基本上可以說全力以赴）。最大的短處是沒有什麼基礎，只能邊干邊學，所以只能以你為主，在你的指導和幫助下完成任務。（這是確實的話，不是客氣）。

熊鐵基還提到「如果你同意這個想法，而且覺得我可以作為一個助手的話」他會「協助你做這件事」等。為了表示信任，熊鐵基坦率地附上寧可先生對「合作」一事給他的回信：「安作璋同志是強人，他學風樸實，為人正派，你們合作一定能有好的結果」（寧可寫於12月22日）。在回信中安先生也表露心跡，稱熊鐵基「古道熱腸，肝膽照人，我已有所領會。今又來信，更加證實我的原來印象」（1981年1月4日）。一個樸實正派、一個積極坦率，兩人互相信任、彼此交心，在學界都有較好的口碑，為合作意向的達成和日後合作的順利推進奠定了基礎。「作為一個助手」，並非僅僅是熊鐵基的自謙之辭，事實上是他當時在專業上「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清晰的自我認識，希望「邊學邊干」以補足短板。其時安先生在秦漢史領域已耕耘有年，基礎牢固，理應作掌舵人。這種分工是學術積累程度上自然而合理的安排。

提綱撰寫中的往複

決定合作之後，他們討論的重心轉向書稿編寫形式和大綱的擬定，通過大綱呈現出新作的特色是核心問題。在1981年1月4日的信件中，鑒於熊先生積極思考的長處，安先生希望由熊先生先醞釀一個編寫大綱。而為了表示一個積極的態度，熊先生接信後立即考慮提綱並表示最後還是由安定奪。安收到編寫提綱，覺得架子可以，但也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近三個月未得回信，4月，熊先生再次去信詢問提綱之事，希望由安先生早定提綱，他好做些具體工作。安先生回信中對章節的重要性及內容作了較為詳細的修改說明，並表示希望熊鐵基再寫一個包括細目的詳細提綱，因為有了細目，方能突出特色。熊鐵基在從事魏晉南北朝史學研究的友人建議下，再三考慮重提對「講義體裁」的顧慮，兩人再次討論體例和提綱問題。

沒有安作璋的明確意見，熊鐵基對自己所擬提綱沒有把握。而4月28日回信中可見安先生相對謹慎，他認為在擬定提綱時要考慮系統、全面、詳細，同時也要考慮特色，提出了提綱撰寫的四條原則。他還是請熊鐵基先擬一個提綱，在假期秦漢史年會召開之前至少要有一個往複。5月22日，安作璋接到林劍鳴信，其中談到他正在編寫秦漢史一書，安作璋感到形勢緊迫，想法有所改變，主動詢問大綱編寫情況，希望儘快著手寫作。

5月27日，熊鐵基認為可以立即動手，提出章節寫作分配方案。安作璋回信中表示同意立即動手寫，明確章節分工和每章的份量，並希望最近仍由熊鐵基寫一份詳細提綱寄來。6月8日，熊鐵基回信表示不太明確安先生所指提綱的詳細程度，並詳細說明了自己按照四條原則撰寫的提綱和初步想法。6月12日，安先生反饋了熊鐵基所撰寫相關章節提綱的修改意見。

至此，提綱問題已基本解決。在提綱擬定的往複過程中，他們的分工也非常清晰，大體上由熊先生撰寫，由安先生修改、把關。

《秦漢官制史稿》的生成方式

在提綱擬定中，這種「你寫我改」的模式在之後的寫作中貫徹下來：由安作璋寄來相關資料，熊鐵基寫完初稿快速寄送給安作璋，安作璋則提出修改意見後再返回給熊鐵基。日復一日，往來不絕，這被安先生稱為「流水作業」。

早在4月24日的明確寫作分工的信中，熊先生提到交叉分擔一些章節的設想，而為了保證他負主責的西漢部分的質量，希望採取「每章我先寫一個初稿，請你修改，提出意見等」的方式。5月27日，熊鐵基寫的信中延續了這一思路，相關章節由熊鐵基利用兩人的前期成果進行改寫，爭取在秦漢史年會開會前後試寫出一二節或一章交給安先生審查。

正式開始寫作後的《秦漢官制史稿》進展比較順利，行文風格和作品質量也都得到了保證，這恰恰是沿用擬定提綱時初步確定的「流水作業」方式的結果。《秦漢官制史稿》的寫作基礎是熊鐵基和安作璋分別有10萬字的秦代官制史和20萬字的漢代官制史的書稿。在1981年12月26日的信件中，熊鐵基提到寫作的基本原則是，把秦和漢兩個稿子合起來，在原有的基礎上補充擴大。寫作是以熊先生撰寫初稿和安先生修改的方式進行，寫一章改一章，反覆往返。這種方式一直延續到稿件的最終修訂階段。

在書稿撰寫過程中，兩人還承擔了歷史大辭典辭條的編寫審稿、改稿任務，除了審、閱的那部分辭條不算，僅由他們承擔編寫、改定的官制、法律就有300餘條。為了讓熊鐵基集中力量修改初稿，安作璋具體著手該事，花費了不少時間。此項工作剛告一段落，他緊接著就修訂熊鐵基寄來的書稿，至1982年底《秦漢官制史稿》上冊才初步完成，1983年交出版社，1984年出版。裝訂好的底稿於1983年9月由安作璋的研究生帶去華中師範大學，現保存在熊先生的手中。

上冊修訂稿交出版社的同時，下冊的寫作也在進行，仍採用「流水作業」的方式。1983年5月31日，安作璋給熊鐵基的信中寫道：

按照我們原來的計劃，是今年十月間把下冊書稿交齊魯書社，爭取1983、1984年兩年內出齊。現在看是根本無法實現了。我的意見是最近或到暑假我們開辭典定稿會時，你把已經修改好的書稿寄交給我，有多少算多少，會一結束，你就一邊繼續趕寫下去，我一邊就著手修改，流水作業，早則年底，晚則明年第一季度末（三月），把第二、三編全部搞完。下學期我雖然有課，也一定要擠時間來搞（包括看上冊校樣）。等全部搞完後，我還要利用明年上半年剩下時間或暑假，再通盤審查一遍，包括善後工作。（搞出初稿後，修改定稿的時間往往很長，因此項工作最細做不過，也最繁瑣。不過，如單是統一符號，就不知花費多少時間）。這樣，至遲我們的書稿在明年下半年開學前就可以交出版社了。當然，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我之所以這樣從先後考慮，不僅是保證時間速度問題，也涉及書稿質量問題。你的長處是思考敏捷、勇於創新、下筆較快；但多少有點粗放，不夠穩妥。我的短處是思想遲鈍，偏於保守，下筆較慢；但力求謹慎、細緻、穩妥，不出或少出差誤。我們二人配合起來，一先一後，就能揚長避短，既能加快速度，又能保證質量。當初我們一見如故，即你推心置腹，我的話如有不當或考慮不周之處，即請指出，我們再好好商量。總之，我們要善始善終，不能讓人家看我們的笑話。

這種一先一後「流水作業」的方式便於利用各自的優勢，揚長避短，亦保證了下冊的進度和質量。下冊於1985年順利出版。

《秦漢官制史稿》的合作佳話成為一段很有意義的歷史。

（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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