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的「民族融合」：元代漢人「蒙古化」過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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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一個由蒙古人建立起來的朝代，自成吉思汗鐵木真統一草原到元世祖忽必烈時期終於統一了全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之間的文化碰撞和交流，使得蒙古人等少數民族逐漸漢化。
而與此同時，也有漢族人民受到了蒙古統治者的影響轉而蒙古化去迎合元朝的達官貴族。那麼元朝的漢人都受到了那些蒙古人的影響？採取了哪些手段蒙古化來迎合蒙元的統治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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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多元的民族文化處於一個互相碰撞交流的過程中，而非是單一的，單向的「漢化」，在蒙古人，色目人漢化的同時，漢人也在「蒙化」。
我們都知道文明之間交流最基礎的東西必然是文字，因此元朝時期不少的漢人都開始學習蒙古文字和蒙古語音，這是蒙古文化影響的一個起點和基礎。當時的蒙古風俗對於漢人的影響大到什麼地步呢？《明實錄》記載：「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則為禱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這裡面提到了服飾，姓名，語言，風俗等方面，那麼我們就從語言開始，了解一下這個漢人「蒙古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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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元朝征服中國各地的時間跨度長達四十多年，各地受到蒙古風俗影響的時間和程度有著明顯的差別，我們可以根據佔據中國的先後順序將階段分為前四汗時期，元世祖忽必烈到元成宗鐵穆耳時期，以及元武宗海山到元順帝時期。
蒙古前期，即前四汗時期，蒙古軍隊經常擄掠工匠，婦孺當做是貴族的私人奴僕，因此前四汗時期最早學習蒙古語言和文字的就是那些被擄掠到蒙古大草原的漢族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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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元好問全集》中的《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中記載十二歲的漢族幼童劉敏被擄掠來成為某個貴族的奴僕，後來主動請求改屬於成吉思汗鐵木真的斡耳朵，於是「不三四年， 諸部譯語，無不嫻習，稍得供奉於上前..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甚至還能擔任翻譯和用蒙古語進行御前奏對，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讚賞。
「九歲而孤」的王德真，在成吉思汗南征金朝的時候被俘於野狐嶺，成吉思汗覺得這小孩腦袋長得異於常人，於是讓人把他抱回家養著，「喜其頭顱不凡，命宮掖撫養之」，王德真耳濡目染之下，僅僅三年就通曉了蒙古語言，「三年通蒙古語言，譯說辯利」，於是被鐵木真喜愛，走到哪兒都帶著他，「出入提攜之」。後來王德真就當上了蒙古皇室的親衛，充怯薛「奉御」，王德真還兼掌二皇后宮政,忽蘭皇后「撫之如子」，稱為「怯憐口」。
還有郝和尚拔都9歲被蒙古軍擄掠走，「隸乞忒郡王帳下」，也是隨侍左右「令給事左右，朝夕未嘗離。稍長，精通譯語」。除此之外，還有十四歲留充窩闊台宿衛的石天麟，十歲被擄「遂徙朔方」的張雄飛，十四歲「被俘至杭海」，入侍忽必烈藩邸的張惠;十一歲始「給事」察必皇后的梁德珪等。他們的家世籍貫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有幼年被擄掠到漠北草原並隨侍蒙古貴族軍將的共同經歷，這使得他們很快的掌握了蒙古語言文字，學習了蒙古文化，成為了最早蒙古化的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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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後，便是蒙古南下滅亡金朝佔領了整個北中國，這時有一大批北方的漢族士紳和地主豪強，出於和蒙古統治者以及蒙古貴族政治交往和日常溝通的需要，他們中很多人紛紛學會了蒙古語言。
比如金北京路留守何道忠子何實「通諸國譯語」，「驍勇善騎射」，投降了鐵木真的重臣木華黎國王，充麾下前鋒，官至左監軍、便宜行元帥府事。
金大理評事劉仲澤子劉好禮「知讀書，通國言」，歷任廉訪府參議和永興府達魯花赤。
還有繼承的父職「交城令」的譚澄,因為學習蒙古語而出人頭地，發家致富，他看到當時的州府縣守說話只說蒙古語，「州縣守令上皆置監，動惟國言」，覺得自己這個縣令還要找翻譯，萬一翻譯亂說坑我我做官還要倒大霉，於是就自己刻苦學習蒙古語「受成說譯人，慮其見欺，乃私與善國言者游，日薰而月聒之,滿歲而悉能精曉。他日郡議，不資用譯，應務無滯。人悉異其不學而至。」譚澄能用「國語」和「大府」、燕京行台蒙古長官應對辯論，所以受到了忽必烈賞識，命留藩府，潭澄從一個縣令一躍成為了皇帝親信的高級官員，「遣邇臣出使，必以公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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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汗為了掌握忽必烈手下究竟多少財力物力，有多大的政治資本，於是派出自己的心腹重臣阿蘭答兒對忽必烈統治的漢地財賦進行審計，史稱阿蘭答兒鉤考。
潭澄因為熟悉蒙古語言，被派往京兆，偵查阿蘭答兒的情況，「彌縫其間，時通動息藩府」。後來潭澄官至四川僉省和宣慰司副都元帥。
這便是前四汗時期漢人學習蒙古語言的人員，可以看到大多是從小被擄掠到蒙古人之中服侍蒙古人長大的幼童，以及想和蒙古人合作的士紳，而忽必烈到成宗時期，隨著全國逐漸平定，南方漢人學習蒙古語言的士子也多了起來，不少人踏入仕途而學習蒙古語言者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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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種蒙古化的形式就是名字，縱觀元朝使用蒙古姓名的漢人不計其數，主要是蒙古統治者賞賜漢人蒙古姓名以示褒獎，藉此來籠絡漢人，達到開疆拓土的目的。
張榮降蒙，被元朝授予元帥左都監的官職，賜名兀速赤，鄭溫隨蒙哥汗征川蜀有功，賜名也可拔都；賈塔刺渾應募授四路總押，又添塔刺渾之蒙古名；賈抄兒赤襲都元帥，又有抄兒赤之蒙古名。
鄭鼎歸降任千戶，賜名也可拔都；探馬赤軍將石高山父的蒙古名為忽魯虎；劉斌子劉思敬襲征行千戶,賜名哈八兒都;劉敏子劉世亨襲燕京行斷事官,賜名塔塔兒台等等，這些都是投降蒙元的漢人被賜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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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類似於張拔都留備宿衛而賜名拔都，其子張忙古歹亦有蒙名忙古歹；石天麟留宿衛，又賜名蒙古台；賈昔刺「典司御膳」，賜名昔刺；常某襲父職掌蒙哥汗御膳內宰，得蒙古名兀邇篤。許國禎子許良侍世祖藩邸，賜名忽魯火孫；劉敏子劉世濟充怯薛必閣赤，賜名散祝台，這些人就是充任貴族宿衛者改用蒙古名字。
劉敏幼為蒙古軍擄掠，賜名玉出干(意為幼小)，張惠幼年,「被俘至杭海」，賜名兀魯忽訥特；郝和尚九歲被乞忒郡王掠，得名拔都，其第四子亦用蒙古名扎刺不花，這些人就屬於是被擄掠的漢人幼童改的蒙古名字。這些人主要是被蒙古統治者賜名的，這也是蒙古統治者在客觀上促使了一些漢人的蒙古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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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有另一種改蒙古名的現象，就是一些身份地位較為低下的漢人冒充蒙古人，混入蒙古統治者的政府麾下，得到一些官職，因為蒙古人相較於漢人是比較容易得官的。
而由於高層漢人地主豪紳以使用蒙古名字為榮，也使得這一風俗向下層普通漢民推廣，普通漢民為追求時髦，也以取蒙古名字為榮。在蒙古文化的影響下，漢人大多起雙名，一為漢名一為蒙古名，而這一時期，漢人學習的蒙古語言文化和取蒙古名字，和所得官職大小是成正比的，所以許多在仕途上有所造詣的漢人，同時也是學習蒙古文化的佼佼者，這也就導致了許多漢人士紳和漢民蒙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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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取名上沒有單一取蒙古名而是同時取漢名和蒙古名，也說明了漢人在對蒙古文化中不僅兼收並蓄，同時也對吸收蒙古文化有一定保留。
蒙古文化對於元朝漢人來說除了是文明交流影響，也作為元朝漢人晉陞官職的階梯，所以蒙古語言文字很受中上層漢人士紳推崇，同時這也作為一種風尚傳播到了下層社會，成為了一個全民都或多或少有所「蒙古化」的社會發展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