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劉文剛《孟浩然年譜》商榷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劉文剛《孟浩然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對孟浩然的生平事迹及部分作品進行了較為具體的系年，有助於人們對孟浩然其人其作的具體把握與理解。但是，《年譜》也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因此，本節特就其中之具有代表性者，略作考辨與訂正。
一、張子容進士及第的時間。
張子容是孟浩然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交遊之一。《年譜》於景雲二年內以「按」的形式寫道：「考張子容為先天二年進士，先天元年應為其準備應舉和赴舉時間……」又於先天元年內云：「冬，送張子容應進士舉，有詩。」並有「按」云：「唐進士於次年春應試，頭年冬集於京師。張子容為先天二年進士，又據《舊唐書·地理志》，襄陽距長安一千一百餘里，張子容赴舉應在本年冬，浩然送別亦應在冬天。《登科記考》卷五認為本詩（指孟浩然《送張子容赴舉》詩——引者注）作於開元元年，顯然失考。」又於開元元年系張子容進士及第於是年，並說：「《唐詩紀事》載張子容為進士時間（在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改元——引者注）無誤。《唐才子傳》及《登科記考》言張子容為常無名榜進士亦不誤，唯登第時間誤早一年。」
按：《年譜》在上述三年（景雲二年、先天元年，開元元年）內所涉及張子容進士及第事，乃均不的。首先，徐松《登科記考》卷五考訂孟浩然《送張子容赴舉》詩在景雲三年亦即先天元年（是年八月改元），而不是如《年譜》所言為開元元年（此誤應為《年譜》作者誤讀《登科記考》所致）。其次，辛文房《唐才子傳》與《登科記考》之「唯登第時間誤早一年」者，並晨事實。其三，《登科記考》卷五據常袞《叔父故禮部員外郎墓志銘》一文，考訂常無名與張子容登第時間均為先天元年，乃屬正確，《年譜》認為「常元名拔萃登科之年即進士擢第之年，故常無名為先天二年（開元元年）進士無疑」的說法，則為錯誤。對此，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一《張子容》系張子容進士及第在先天元年的事實，又可佐證。所以，張子容進士及第時間之正確者，乃為先天元年，而孟浩然《送張子容赴舉》詩的作年，則乃在景雲二年。
又，《年譜》認為張子容赴舉在先天無年冬天的說法，亦誤。考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箋三》「進士科故實」云：「舉場每歲開於二月。每秋七月，士子從府州覓解紛紛，故其時有『槐花黃，舉子忙』之諺。」[1]又徐松《登科記考凡例》云：「其應舉者，鄉貢進士例於十月二十五日集戶部，生徒亦以十月送尚書省，正月乃就禮部試。」 [2]綜此二者，知作為「鄉貢進士」的張子容自襄陽始程赴京應試之時間，是必在當年秋天而非冬天的，否則，其即難以「於十月二十五日集戶部」。《年譜》作者因不諳此，而作想當然之推測（指毫無文獻證實而認為「張子容赴舉應在本年冬，浩然送別亦應在冬天」），實則謬不堪言。
二、孟浩然開元九年未曾游洪州。
《年譜》在開元九年內說：「（孟浩然）游洪州，九月九日在長沙有詩寄劉大眘虛，至晚應為本年事。」並云：「游南康之贛石、落星灣，至晚也應在本年。」又說：「初到潯陽，作《晚泊潯陽望廬山》詩，應在本次游洪州、南康之時，或作於本次之前。」由是，在「系年詩」內，將《九日於龍沙作寄劉大眘虛》、《下贛石》、《晚泊潯陽望廬山》三詩，乃皆繫於開元九年內。
按：《年譜》之所以認為孟浩然在開元九年內游洪州，所據為二：其一是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劉眘虛》之所載；其二為本年「系年詩」中的上述三首孟詩。實則此二者均不能作證孟浩然的洪州之游，乃在開元九年。據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知劉眘虛開元十一年進士及第，《年譜》依之乃認為劉眘虛入京赴舉在開元十年，並說：「故浩然寄詩，至晚應為本年。他們成交，自然又在寄詩之前。」按孟浩然所寄之詩，即其集中的《九日龍沙和作寄劉大眘虛》：「龍沙豫章北，九日掛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客中誰送酒？棹里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第一句詩明確告知我們，浩然此詩乃寫於豫章之北的龍沙，則孟浩然曾游洪州者，即可遽斷。雖然如此，但此詩並不能證明孟浩然之游洪州乃在開元九年，這是因為，《年譜》無隻字與此相涉，其「開元九年」說又何令據信？更何況，孟浩然開元九年乃在湖湘至嶺北一帶尋訪友人袁瓘[3]，根本不曾有過洪州之行。另，《唐才子傳》卷一《劉眘虛》載劉眘虛開元十一年徐征榜進士者，亦不的，原因是一則《唐才子傳》卷二《劉長卿》謂劉長卿「開元二十一年徐征榜及第」，另則《登科記考》卷七開元十一年、卷八開元二十一年之進士登第者，均無劉眘虛名（另可體參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一《劉眘虛》）。如此，則《年譜》認為劉眘虛開元十年入京赴舉的說法，即成為了緣木而魚。又，除《九日龍沙作寄劉大眘虛》一詩外，被《年譜》編於開元九年內的《下贛石》、《晚泊潯陽望廬山》二詩，亦未能舉出隻字以為證實，純為作者的自說自話。所以《年譜》系孟浩然開元九年之游洪州，乃純屬臆測所致，未可據信。
三、孟浩然與李白江夏相會的時間。
《年譜》在開元十三年內系「李白出蜀，游洞庭襄漢」，並認為「浩然與李白成交當在本年」。於開元十四年內則云：「三月，浩然游揚州，途經武昌，路遇李白。李白於黃鶴樓作詩送行。」
按：《年譜》此之所系，乃大誤。這首先表現在孟浩然與李白初識之時地並非為開元十三年的「襄漢」。《年譜》之所以作如是認為，一是據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譜》中的「開元十三年（指開元十四年——引者注）已稱浩然為故人，故二人成交當在本年」。實則此二者皆不的。李白出蜀後首游「襄漢」，乃系由揚州、金陵一線逆江經江夏、安陸而至，其時在開元十四年秋，對此，拙著《李白求是錄·李白初游安陸時間考》一文，已有詳考，此不具述。而實際的情況是，李白與孟浩然初識於開元十四年夏秋之維揚，對此，詹鍈《李白詩文系年》、拙著《李白史跡考索·李白與孟浩然交遊考異》等，亦均有詳考，可參看。所以，《年譜》認為孟浩然與李白「成交」於開元十三年的說法，乃是一種毫無文獻依據的錯誤說法。
又，孟浩然一生曾三游越剡，其具體概況為：第一次為開元十三年春至開元十五年夏，始程地為襄陽；第二次為開元二十一年秋至開元二十二年夏秋，始程地為洛陽；第三次為開元二十三年春至當年冬，始程地為襄陽[4]。孟浩然第一次游越剡自襄陽始程時，李白尚在蜀中（孟浩然開元十三年三月離襄，李白於是年五月順長江出峽），而開元十四年的三月孟浩然已在維揚一線漫遊，其又怎麼會在武昌遇李白於黃鶴樓呢？而綜觀孟浩然一生的三次越剡之游，知李白在武昌寫《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替孟浩然送行者，只能是在開元二十三年春孟浩然第三次游越途經江夏之際。這是因為，孟浩然第二次游越剡乃是首途於洛陽，此即著名的「自洛之越」。開元二十三年，孟浩然三游越剡有下列兩項材料可確證：其一是孟浩然集中的《江上寄山陰崔國輔少府》、《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國輔少府》二詩；其二為徐松《登科記考》卷八對崔國輔「應牧宰舉」的記載。孟浩然《江上寄山陰崔國輔少府》詩有云：「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國輔少府》詩則謂：「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合勘二者，知孟浩然在某年春天，因應山陰少府崔國輔之「期」約而曾東遊越剡一次，待其至山陰（今浙江紹興）時，崔國輔已先此西入長安了。據《登科記考》卷八的記載，崔國輔是次之由山陰至長安，乃是因為「牧宰舉」所導致，時間在開元二十三年春，則上引孟浩然的兩首詩均寫於開元二十三年春者，即足可論斷之。孟浩然此次因應崔國輔之「期」而東遊越剡，在途徑江夏時再會李白於黃鶴樓，故李白乃寫《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詩以替其送行[5]。
綜上可知，孟浩然與李白江夏相會的時間，其正確者應為開元二十三年，而非如《年譜》所言之開元十四年。
四、關於孟浩然入長安的時次。
《年譜》在開元十五年內云：「冬，浩然赴進士舉往長安，途中遇雪，有詩詠之。」並在「按」中說：「浩然入京，一次為本年，一次為開元二十二年。而後一次可以確定不是冬天入京，故詩（指《赴京途中遇雪》一詩——引者注）作於本年。」又，《年譜》在開元二十二年內云：「浩然再上長安求仕。」並在「按」中說：「浩然再上長安的具體時間失載。考丁鳳去年（指開元二十一年——引者注）入京時，浩然尚未決心上長安。而明年韓朝宗舉薦時，浩然不赴薦，說明他已上長安求仕而未遂。因此，浩然上長安求仕在本年。」
按：《年譜》所系孟浩然開元十五年與開元二十年的兩次入京，均與史實不合，故乃全誤。先看開元十五年的一次入京說。《年譜》認為孟浩然是年入京的唯一證據，便是其集中的《赴京途中遇雪》一詩：「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雁迷沙渚，飢鷹集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但檢兩《唐書·玄宗紀》、《五行志》可知，開元十五年冬天的「秦京道」根本無下雪之載，則是詩非作於開元十五年冬者，即可肯定。而事實上，此詩為孟浩然在開元十一年因張說之薦而奉詔入京時所寫。開元十一年，張說「正除中書令」，大權在握，而其平生中喜識拔後進，且其此前又與孟浩然私交甚密，故其在「正除中書令」後，即將孟浩然推薦於唐玄宗。對此，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三乃有記載：「明皇以張說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6]而《舊唐書·玄宗紀上》於開元十一年內又恰好有是年京秦一帶下過一場大雪的記載：「是月（十一月），自京師至於山東，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餘。」 [7]詩史互印，事實確鑿。
再看開元二十二年的二入長安之說。《年譜》認為孟浩然在開元二十二年曾二入長安者，無任何材料作依據，純屬作者之自說自話所致，故其實不值一辨，茲罷論之。至於其將《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聞裴侍御朏自襄州司戶除豫州以投寄》二詩分別繫於開元二十一年與開元二十二年的作法，亦屬錯誤。《年譜》系前詩於開元二十一年的理由，主要是認為是年張九齡已「執政」即「正式拜相」。但《年譜》作者卻不知孟浩然與張九齡相識乃在開元二十五年的荊州長史府，對此，拙作《孟浩然結「忘形之交」考》一文[8]，已有詳考。此為其一。其二，從現存孟浩然集中記載孟浩然與張九齡過從之詩可知，孟浩然於詩題中皆稱張九齡為「丞相」，而此詩題則直呼張九齡名諱，此顯然與前者不符。這一實況表明，此詩題末的「呈張九齡」四字，當為後人所妄知，而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無比四字者，又可為之佐證。如此，則《年譜》的「丁鳳去年入京」云云，也就失去了賴以支撐的材料。至於孟浩然在襄陽的「不赴薦」，所表明的是他對友人的一片真摯之情，而非「說明他已上長安求仕而未遂」[9]。裴朏其人，據《全唐文》卷三九○獨孤及《權公神道碑》一文可知，其開元十八年前即已在長安為「學士」，開元十八年則與李宙等人應詔考校書判甲乙丙丁科，如此，則其又焉可在開元二十二年「自襄州司戶除豫州司戶」呢？更何況，據王溥《唐會要》、岑仲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等可知，裴朏自以懷州司馬銜入京為「學士」後，乃官禮部郎中直至天寶二年，其間他根本不曾被貶外出。所以，此詩的正確作年，乃為孟浩然首入長安的開元十二年秋七月[10]，而非為《年譜》所係為開元二十二年。
五、《秦中苦雨》詩的作年。
《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卷二有《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一詩，《年譜》將其作為孟浩然在開元十六年「冬，離開長安」的一條主要證據主要證據，故於「按」內說：「《（答）秦中苦雨思歸而（贈）袁左丞賀侍郎》詩云：『去矣北山岑』，意即要回故鄉襄陽。詩作於九月。浩然在長安有不少友人，又值秋霖，不會九月就離開長安。但以浩然當時憤激的心情而論，也不會逗留很長時間。略事盤桓，離開長安顯然在冬天。」並將此詩在「系年詩」內繫於開元十六年。
按：《年譜》此系實屬錯誤。這是因為，如上之所考辨，孟浩然在開元十五年根本不曾到過長安，因之此詩之作年非在開元十六年者，即甚為明白。為使這一說法更為顯豁，茲另作考辨如次。按孟浩然集中有《送辛大不及》一詩，表明開元十六年秋七月前的孟浩然乃在襄陽。是詩有云：「送君不相見，日暮獨愁緒。……郡邑經樊鄧，山河入嵩汝。蒲輪去漸遙，石徑徒延佇。」詩題中的「辛大」，即孟浩然的鄉友辛之諤（孟浩然集中另有《西山尋辛諤》、《都下送辛大之諤》等詩，其中的「辛諤」、「辛大之鄂」，均乃辛之諤之訛），據徐松《登科記考》卷七，知其開元十七年因上《敘訓》二卷而授長社尉。又據上引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箋詁三》「進士科故實」與徐松《登科記考凡例》所載，可知唐代士子進京應試乃始程於先一年的秋七月，以此勘之辛之諤開元十七年上《敘訓》而授長社尉的史實，則其自襄陽始程入京的時間就可肯定為開元十六年秋七月。而孟浩然在襄陽寫《送辛大不及》一詩，亦在斯時也就甚明。又，據兩《唐書·玄宗紀》記載，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長安地區曾於秋季「苦雨」者凡兩次，其一為開元十六年，其二即開元二十一年。現既已考知開元十六年的秋天孟浩然乃在襄陽，則是詩之作年為開元二十一年秋，乃殆無疑義[11]。
又，《年譜》於開元十六年之冬有云：「有贈袁仁敬、賀知章詩（即《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詩——引者注），抒寫落魄憤懣，表示將拂衣離開長安。」並在「按」中認為是詩題中的「袁左丞」即袁仁敬，「賀侍郎」即賀知章。按是說亦誤。其原因在於：（1）檢兩《唐書·賀知章傳》、《新唐書·許景先傳》，以及林寶《元和姓纂》等材料，其中並無袁仁敬、賀知章在開元十六年前後分別任「左丞」與「侍郎」的記載。（2）《文苑英華》著錄此詩「袁左丞」作「袁中丞」；而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元刻本《孟浩然集》於此詩題則無「賀侍郎」三字。若以《文苑英華》所載為正，則孟浩然是詩所贈者為袁中丞，但袁仁敬一生並不曾供此職；若以宋蜀刻本、元刻本孟浩然集為正，則賀知章即使在開元十六年前後任過「侍郎」一職，其也是非孟浩然是詩贈送之對象的。而或此或彼，《年譜》均不曾對其進行考證，其自說自話所結論，又焉可令人信服？所以，《年譜》系此詩於開元十六年，並以之作證孟浩然應進士舉入京在開元十五年的說法，都是與孟浩然生平之歷史真實迥不相及的，則其之為誤，也就不言而喻。
六、關於孟浩然北游薊門說。
《年譜》在開元十七年內，認為孟浩然曾在是年由長安北上薊門：「新年，在薊門觀燈，有詩。」其所謂「有詩」者，指的是孟浩然集中的《同張將薊門看燈》。並於「附考」內說：「……可見浩然並未回襄陽，而是出長安後往游薊門。《同張將薊門看燈》一詩，新年作於薊門，與浩然冬季出京的經歷完全吻合，看來浩然確有薊門之游。」
按：《年譜》僅據孟浩然集中的《同張將薊門看燈》一詩，便認為孟浩然在開元十七年的新年「在薊門觀燈」云云，實屬錯誤。這是因為：此詩並非孟浩然所為，而是一首偽作。對於是詩之為偽作，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孟浩然集》早已指出：「《同張將薊門看燈》一首，亦非浩然遊蹤之所及，則後人竄入者多矣。」[12]此外，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元刻劉須溪批點本《孟浩然集》，均不載此詩之實況，亦表明這是一首孟集中的偽作。而遺憾的是，《年譜》既未對此詩非偽作進行考辨，亦未指出詩題中的「張將」為何人，而僅以此詩之作年為「新年」與「浩然冬季出京的經歷完全吻合」，便作出了孟浩然在開元十七年春曾北游薊門之結論，這實在是太有點草率的。退一步說，即使是詩非為偽作，也是不能證明孟浩然開元十七年春曾到過一次薊門的，因為《年譜》並未對詩題中的「張將」為何人進行具體考察。更何況，僅以此詩為依據乃屬孤證，而孤證則為考證之大忌，對此，《年譜》的作者應該是十分清楚的。清楚而為之，就自應屬於明知故犯，則作者所持之學術態度藉此即可見其一斑。
七、自洛之越。
孟浩然一生曾三次出遊越剡，「自洛之越」乃其中之一。《年譜》因不諳孟浩然三游越剡之實況，故認為孟浩然一生只到過一次越剡，此即其繫於開元十七年秋天內的「離開洛陽，往游吳越」。《年譜》並在開元二十年內云：「初春，卧疾於樂城館中。往游永嘉，張子容有詩送行。」之後便是「五月，回到襄陽」。據此，知《年譜》認為孟浩然的此行「自洛之越」，乃始程於開元十七年秋，結束於二十年的夏五月，前後約兩年又十個月的時間。
按：《年譜》此之所係為誤乃，乃十分明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張子容自景雲二年（711年）因入京赴舉在襄陽與孟浩然分別後，直到開元十四年（726年）孟浩然首游越剡抵達永嘉時二人才再次相見，其間凡十五年，故孟浩然在《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詩中乃有「平生能復幾，一別十餘春」之謂。若如《年譜》所言，孟浩然與張子容再會於樂城在開元二十年（732年），其間相隔二十年有餘，按理詩應作「一別二十春」者，才與實際的情況相符，但其作「一別十餘春」而不作「一別二十春」者，所表明的正是孟浩然的這次越剡之行，乃絕非始程於開元十七年（729年）的。
其二，孟浩然集中有《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一詩，可證開元二十年的初春孟浩然乃在洛陽，而非是在永嘉樂城的張子容府中。是詩題中的「儲十二」，為詩人儲光羲。孟浩然所「同」儲光羲的這首「洛陽道中」，《全唐詩·儲光羲集》作《洛陽道五道獻呂四郎中》。「呂四郎中」即呂向。據岑仲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與《翰林學士壁記注補·唐玄宗》，知呂向開元十七年前後為主客郎中，開元十九年由主客郎中改都官郎中，則呂向可稱為「呂郎中」者，至早當在開元十六年以後。又據《舊唐書·玄宗紀上》、《資治通鑒》卷二一三，知開元十九年十月、十一月，唐玄宗與文武百官均在洛陽，時為都官郎中的呂向自當隨駕至東都。而開元二十年，儲光羲亦正在洛陽，《全唐詩·儲光羲集》中有《貽鼓吹李丞時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也》一詩，乃可為之確證。這是因為，據兩《唐書·玄宗紀上》、王溥《唐會要》、《資治通鑒·唐紀》可知，信安王北伐的時間為開元二十年春正月，始程地為洛陽。開元二十年春，既然儲光羲、呂向均在洛陽，而呂向斯時又為都官郎中，儲光羲《洛陽道五首獻呂四郎中》寫於是年之洛陽，即可遽斷。孟浩然既「同」儲光羲「洛陽道中作」詩，則其開元二十年春亦在洛陽，也就自不待言。
但需加辨正的是，《年譜》將孟浩然《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一詩繫於開元十七年二月，並以之作證孟浩然是年乃在洛陽云云，實則甚為錯誤。這是因為，《年譜》一則無任何材料可證呂向開元十七年乃在洛陽，二則儲光羲有詩可證其開元十七年乃在安宜（即今江蘇寶應）縣尉任上。對於後者，《全唐詩·儲光羲集》中有《大酺得長子韻》一詩，即可為證。是詩題下有注云：「時任安宜尉。」而詩題中的「大酺」，是指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唐玄宗為慶賀其生日，詔令天下諸州宴樂並休假三日，對此，《舊唐書·玄宗紀》有載，茲不具引。此則表明，《年譜》作者由於不諳儲光羲生平及其詩，而導致了開元十七年儲光羲「自洛之越」錯誤認識之產生，實為遺憾。
八、關於張明府、張郎中與張願的問題。
孟浩然集中有《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探得階字》、《秋登張明府海亭》、《同張明府碧溪贈答》、《寒食張明府宴》、《張郎中梅園作》、《送張郎中遷京》等詩，其中的「張明府」與「張郎中」，陳貽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認為是孟浩然的友鄉張子容[13]，《年譜》在開元二十年、二十一年內則認為其乃張柬之孫張願。《年譜》並於開元二十三年內以「附考」的形式，從五個方面對「張願」說進行了考察，以證其說不誤。
按：《年譜》的「張願」說實可商兌。據王溥《唐會要》卷七十與周一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唐故秀士張君墓誌並序》，可知張願確曾在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任奉先縣令、開元二十一年十月為駕部郎中，但此並不能證明張願即為孟浩然詩中的「張明府」與「張郎中」。這是因為，開元二十年前的孟浩然無論是在襄陽抑或長安，均與張願無過從關係，這從孟浩然集中無詩涉及張願其人，即可獲得明證。而張子容則不然。至於《年譜》認為「奉先令為正五品上，同書同卷（指《唐六典》卷三十——引者注）載縣尉為從八品下，（張子容）遷升上如此之快，是難以想像的」云云，當為《年譜》作者未讀懂《唐會要》卷七十中的一段文字所致，蓋因其明白寫為「奉先縣，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升」。一個「升」字，表明奉先縣令的正五品上的品階，乃始於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其此前則與平常之「京縣」或「畿縣」令等同。而據拙作《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實》[14]一文之所考，張子容由永嘉樂城尉入京升任奉先縣令，乃是在開元十五年春，斯時距奉先縣升為「正五品上」品階為近三年之隔。由此可見，《年譜》的「難以想像」說是很難站住腳的。又，孟浩然中的《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探得階字》一詩有云：「自君理畿甸，余亦經江淮，萬里音書斷，數年雲雨乖。」若如《年譜》所言，「理畿甸」的「君」即「奉先張明府」亦即張願的話，則下句 「余亦經江淮」便與事實相悖，蓋因《年譜》是明確系孟浩然「離開洛陽、往游吳越」乃在開元十七年的秋天的。即在斯時，張願尚不曾任奉先縣令，孟浩然又怎麼能將其說成是「自君理畿甸，余亦經江淮」呢？凡此種種，均表明《年譜》將孟浩然集中的「張明府」與「張郎中」視為張願，是既相互抵牾，又缺少文獻方面的依據的。要之，《年譜》即應以確鑿的材料，以證實這樣的兩點：（1）張願在開元年間的生平行事與任職經歷；（2）在張願未任奉先縣令之前，孟浩然集中為什麼無詩紀二人之交往？否則，《年譜》的「張明府」、「張郎中」為張願之認識，即成為了一種想當然的空談。
九、獨孤冊牧守襄陽。
《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卷三有《陪獨孤使君同與蕭員外證登萬山亭》一詩，其中的「獨孤使君同」，乃「獨孤使君冊」之訛。《年譜》則將此詩繫於開元二十一年，以表明獨孤冊牧守襄陽，即在是年前後。
按：《年譜》此之所系，實則大誤。考趙明誠《金石錄》卷七《目錄七·唐》有《唐襄州牧獨孤冊遺愛碑》，注云：「李邕，蕭誠行書。是碑又見《集古錄》跋尾七：「右獨孤府君牌……在峴山下。……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嘗為襄州刺史。此碑襄人所立也。」 [15]獨孤冊任襄州刺史期間，因與孟浩然過從甚密，故孟浩然乃有《陪獨孤使君冊與蕭員外證登萬山亭》一詩。除此詩外，《孟浩然集》卷二另有《同獨孤使君東齋作》一詩，以紀二人在襄陽之過從。是詩有云：「郎官舊華省，天子命分憂。襄士歲頻旱，隨車雨再流。雲陰自南楚，河潤及東周。廨宇宜新霽，田家賀有秋。」考《新唐書·五行志》云：「開元十四年秋，諸道州十五旱。十五年諸道州十七旱。」此則可證，《同獨孤使君東齋作》一詩當寫於開元十五年秋天，而獨孤及牧守襄陽自當在開元十五年前後，也就可以肯定。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載云：「丞相范陽張九齡……太守河南獨孤冊，率與浩然結忘形之交。」則獨孤冊與孟浩然「結忘形之交」者，乃在開元十五年前後之襄陽，也就不言而喻。所以，《陪獨孤使君同與蕭員外證登萬山亭》詩之作年，非如《年譜》所係為元二十一年，即乃甚為清楚。
十、關於入蜀問題。
《年譜》在開元二十三年云：「浩然入蜀，往游廣漢，陶翰作序相送，其事殆在本年冬。」並有「按」云：「據陶翰此序（指《送孟大入蜀序》——引者注），浩然入蜀，在開元十六年游長安之後，而以浩然生平考之，除本年外，浩然皆不大可能入蜀，故繫於此。」
按：《年譜》對於孟浩然入蜀時間之所系，主要存在著以下幾個問題。其一，陶翰《送孟大入蜀序》無隻字表明「浩然入蜀，在開元十六年游長安之後」，而《年譜》此之所言，則純系自說自話，未可信之。同此者，另有「除本年外，浩然皆不大可能入蜀」云云。第二，據上引拙作《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實》一文所考，開孟浩然元二十三年乃在其第三次越剡之游的途中（詳前），他根本不可能自襄陽「入蜀，往游廣漢」。第三，陶翰在何時何地與孟浩然相交，其《送孟大入蜀序》又寫於何時何地，《年譜》對此均無隻字相及，其又何以可證孟浩然的入蜀是在開元二十三年呢？而事實上，孟浩然的入蜀乃在開元十二年秋，始程地則為長安而非襄陽。
據陶翰《送孟大入蜀序》一文之所載，可知孟浩然此行之入蜀游，乃是由川北（「廣漢」）南下而「西入岷峨」的，則其此行始程地為秦咸一帶，即甚為清楚。對此，孟浩然集中的《途中遇晴》一詩，又可為之佐證，是詩有云：「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詩中的「巴陵」，方回《瀛奎律髓》、毛晉汲古閣本《孟浩然集》，均作「五陵」，按作「五陵」是。「五陵」在長安。這兩句詩是說，孟浩然在長安始程為雨天，待進入蜀境時雖已轉晴，但仍是「坂泥」難行。考孟浩然一生三入長安（第一次在開元十一年冬至開元十二年七月前後，第二次在開元十六年秋至開元十八年底，第三次為開元二十年冬至開元二十一年秋），由秦經蜀還襄陽者只有開元十二年秋天的這一次[16]，則其之入蜀，非如《年譜》所係為開元二十三年者，即乃甚明。
《年譜》除了以上所考辨的十個方面的問題外，還存在著諸多可供商榷之系年，如認為盧僎為襄陽令始於開元十二年，與張郎中、孟浩然在襄陽唱和的「盧明府」為盧象，以及孟浩然與崔國輔、宋鼎等初識的時間，李玭再封義王之確時，等等，即皆為錯誤而需作重新考察。而特別是在一些「系年詩」內對孟浩然詩的系年，誤系者則更為嚴重。凡此種種，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年譜》的學術價值。之所以如此，主是是作者表現在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是涉獵典籍有限，二是文獻學功底欠缺。
注釋：
[1]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徐松《登科記考凡例》，《登科記考》卷首附，中華書局1992年版。
[3]關於孟浩然開元九年在湖湘至嶺北一帶尋訪友人袁瓘之事況，具體參見本書第第一章第四節，此不具述，特此說明。
[4]具體參見拙作《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實》一文，載《山西大學師院學報》2000年3期。
[5]關於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的作年，具體參見拙作《李白與孟浩然交遊考異》一文，已收入《李白求是錄》上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7]劉?《舊唐書·玄宗紀上》，中華書局1975年 版。
[8]王輝斌《孟浩然結「忘形之交」考》，載《襄樊學院學報》1999年6期。[9]
[9]具體參見拙作《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載《長沙水電師院學報》1988年1期。
[10]具體參見本書第一章第二節《三入長安》。
[11]關於此詩之作年，亦可參見本書第一章第二節《三入長安》。
[1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孟浩然集》，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
[13]陳貽焮《孟浩然事迹考辨》，已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王輝斌《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實》，載《山西大學師院學報》2000年3期。
[15]趙明誠《金石錄》卷七，《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
[16]關於孟浩然入蜀之時間與路線，具體參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由秦入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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