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怒奪恭親王父子之權，慈安、慈禧哭求萬不可貶官

沒有李鴻章當然還會有《馬關條約》。甲午戰爭的失敗是晚清救過方式、統治方式、吏治的整體失敗。具體到《馬關條約》，也只是慈禧「對外妥協」的一個表現。平壤戰役失敗後，慈禧就從後台跑到前台，要求對日和談並派遣軍機處相關人員負責談判事宜。當然，李鴻章與慈禧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他富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即在當前「感恩外國侵略者」觀念被人念叨下同類型觀點。例如《南京條約》被一些粉絲戲謔，純粹以丑為美；還說《南京條約》是不算壞的條約，對於這些亂七八糟的混賬言論，只能用「混賬人說的混賬話」來解釋。

（1）貽害無窮的「客觀好處說」，以某位歷史專家的觀點為例

相對於李鴻章與《馬關條約》來說，在目前學術環境下，有一種更危險的觀念即「客觀好處說」。有位現在仍然在世的近代史專家不久前說「如果沒有這一個條款（《馬關條約》），沒有日本人民在中國通商口岸自由辦廠，我們就不可能有1895年之後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崛起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

毋庸諱言，1895年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確實迎來了高峰期。但這與《馬關條約》沒有必然聯繫。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是上到清廷部分統治者與下到民間反抗日本、英國、美國、沙俄等國的入侵而做出的「自強」反應。

因為民族資本主義崛起條件很多，本回答只說說「通商口岸自由辦廠」的問題，這跟日本人沒任何因果關係！

（2）民族資本企業要想發展，它依託於城市通商開埠。而1898年後，中國全國範圍內的「自主通商」正是響應1840年代魏源的主張，光緒地大力推廣，與日本資本無關

自1842年的《南京條約》的五口通商，到1895年《馬關條約》要求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通商，中國大部分一二線城市都被迫通商，由此造成中國稅收、部分城市管理、商品競爭等方面的自主權和利益受損。

為此，從魏源開始就主張要「自主通商」，到光緒皇帝下令對秦皇島、岳州、三都澳實行通商，同時號召國外的華人參與投資，這是有很明顯的歷史脈絡的。不是說「通商辦廠」從1895年後才興起，而是在地方上早已經在地方政府地支持下「偷偷」開始了。

因為光緒皇帝在1898年下令通商三地，由此全國上下的「自主開埠」立刻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

商人是為了賺錢，有些地方官員和知識分子、企業家則是希望利用這些「自主開埠」的「低稅通關」打敗外國人的「約定開埠」的建廠通商。例如珠海的「香洲開埠」的抱負就是對陣澳門甚至香港。

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崛起，首先是國人包括華人為了自我強大反對列強的行動，而不是靠著什麼「日本人民的資本可自由建廠」。這也太抬舉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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