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強調複製了一個真實有煙火氣的長安，實際是否真「像」古代長安城？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長安的危機時刻》
比起此前的同類製作來說，頗具觀賞性的《長安十二時辰》強調，他們著意復原一個真實的長安，以及它的「煙火氣」。這部罕見的「城市劇」是否「像」真正的長安？
文/唐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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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長安城遺址
假如還給這部舞美能打五星的劇挑點瑕疵，不完全在於某些細節本身（比如晚近的器物穿越到了前朝，建築像日本），而是因為多少讓古代人幹了現代人的事，細節已經足夠古代了，氣氛還是太現代的，個性有點美劇的既視感。有時候，100個好的細節湊在一起反而不真實，過猶不及，從考古圖像中鋪貼起來的城市，感覺怎麼還像是片場，出現了些不可能出現的空間場景。
最終，將落到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現代人有沒有可能真的理解古代？英文電影一旦涉及古代題材一般都說英式英語，其目的，確實不在於真的（也無法）復原古代口音，而是傳達一種「古意」，但是再多走幾步，好萊塢的腔調出來，歷史味兒就淡了。
在西安搭建的大唐芙蓉園之類造景，其實估計比真實的古代城市壯觀，後者的成立恰好是因為它的有限性，不那麼「戲劇」。從這個意義上，在十二個時辰內解決的一件驚天大案，在古代長安的語境里，完美得不真實了；數月內的五十集電視劇對現代觀眾剛剛好，但是對於古文表達的簡潔世界又多了一點兒。侯孝賢的唐代人物有些無厘頭，姜文的秦始皇又太摩登了。
確實，「以意逆志」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的問題和平衡的問題，在於你想從歷史的影像中看到什麼。真實的長安確曾面臨某種危機，但除了外部的強敵和血腥的政治，它的空間也說著一個自己的故事。
速成的長安城
隋文帝開皇元年（581），楊堅代北周建立了隋朝，他本打算就定都在漢長安城的基址上。可是，某夜，文帝夢見城下渭河水漲，滔滔洪水淹沒了長安……噩夢驚醒之後，文帝決意在漢長安城東邊的龍首山南麓營建一座嶄新的都城，叫做「大興城」，由將作大匠宇文愷總結漢長安的得失，據說，只一年時間，這座新的長安城便「建成」了：
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
隋文帝因此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城市的總設計師。
關於這座速成的城市，至少有一件事人們沒法不記住，它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人類歷史上最地廣人稀的都會之一，大得似乎遠遠超出實際的需要，人口史論者多有認為已經達到百萬。要知道，如果此論成立的話，到了1000年以後清代的北京人口也不過是長安的規模，但是它的尺寸卻遠不如後者。
但是這個美夢從一開始也就隱藏著隋文帝式的禍患，偉大往往失於脆弱，美夢有時會轉化為夢魘。
唐代定都長安後，將隋大興城的名字又改回了漢代以來的「長安」，並進行了增修和擴建。流有陳寅恪所說的「精悍之血」的唐初二帝，似乎沒有前朝君主的忌諱。不像某些都城是慢慢擴張，長安是一開始就奠定了「無窮之業」的規模。它的基本手法就是「化家為國」，首先劃定宮城，也就是天子之宅的大小，然後再依次推演出皇城和里坊的模數，依次擴大到全城，演繹出一個俄羅斯套娃般的城市，大大小小一百多個比例同構的方塊，組成了龐大的嵌套結構，精確規定了未來三百年城市基本用地單元的規制，以及不同等級、身份長安人的活動空間。這種「遠見」似乎過於超前，以至於到了唐朝滅亡時，「圍外地」，也就是城南的三分之一的地方，還是虛空的。
宇文愷理想中的長安城呈現出一個貌似嚴正的空間權力秩序：坐北朝南，由外及里，中央對稱。可是，由於一個或許是偶然的原因，長安城又呈現出東南向西北傾斜而下的地形走向，起伏頗為劇烈，構成由西南到東北縱貫全城的六道崗原，習稱「六爻」，這和城市中正筆直的軸線以及方正陣列的城防的邏輯之間，有著與生俱來的矛盾。不規則的地形，打破了橫平豎直棋盤格的均勢，讓特定的居高臨下的角度佔了先機。城市格局中新的矛盾出現了。
《長安十二時辰》工作照
比如，面南背北也總還有個「背後」，「背後」確實是無比脆弱的。在京城，好幾次襲擊的確都是在皇帝的身後北邊進行的，這裡包括「涇原兵變」之中朱泌和勤王軍的決戰，包括唐玄宗早年「唐隆宮變」時從北苑突入宮城的冒險，更不用說，在城市的北邊還發生過史官們從來都諱莫如深的大事件，太宗李世民殺死自己兄弟的「玄武門之變」。在自己的身後，皇帝不安置任何多餘的擺設，只安了一扇理論上沒有「背面」的屏風，屏風後被阻擋的一切彷彿都在心理上不存在了，那裡只是一片空蕩蕩的宮苑。城市的北邊也不開門，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為向北正對皇城和宮城，設計者認為「北出即損斷地脈」。《長安志·唐京城》說：「不欲開北街泄氣，以沖城闕。」
淹沒了長安漢魏舊城的是一道滔天的洪水，是自然的災變。但是人類世界的各種兇險更不容忽略。隋文帝老不容易逃離的那片低洼地，並不是噩夢的唯一原因，新的長安城的宮城，太極宮，儘管制度嚴正，依然地勢卑下，或者說，在心理上俯瞰全城的同時又處在一個相對不利的地位。據說，染有風疾害怕湫濕的唐高宗受不了這種折磨，到了龍朔三年（663），在城外原外郭城的東北龍首原上，他新建了大明宮。其實，大明宮在貞觀八年（634）已經初創，但是，高宗為它找到了一個更合適的理由，大明宮成了唐代後期實際的政治中心——宮殿的地址特意選在城外，而且縮在了更北更高的地方，它比太極宮更大，而且依於地形，有山有水，大部分並不嚴格對稱。這樣一來，這樣的長安就不再是宇文愷規劃中那個方方正正的對稱形狀了。
傳統空間政治學的邏輯
這種恐懼身後突然受到襲擊，而陷於身段僵直的迫害狂想像，也體現了中國傳統空間政治學的基本邏輯。君臣之分，首先體現在彼此在視覺上的尊卑關係：就像韓非子便說過：「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掩其跡，匿其端……閉其門，奪其輔……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在皇宮「天門」的後面，保持沉默的權力畫出了一個不容覬覦的禁域，一切「見而不見」，它就維繫了自己對臣下的神秘。建築師們心領神會的是，「不可見」並不是真正什麼都看不見，而是心（政治象徵），和眼（政治形象）和身（政治活動）的適當分離。城牆是用於「不可見」的，城牆所塑造的空間還是要承載某些現實功能，隋文帝速成的長安城本來只有夯土圍牆，直到永徽五年（654），兩次整修外郭牆，才在東、西、南三面九個城門上修建起了高大的城樓。
危機出現在不多見的時刻，那一刻象徵、形象、活動同時湧現。只要一個活人坐在屏風前的榻上為人所見，皇帝就不得不用他的臉定義一個「朝向」，以便和群臣們發生多維的關係。假如統治者沒有小心維繫平衡，就會給臣下和他自己帶來很多的實際問題，比如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時候愛看馬球，一種從游牧人那傳來的狂野遊戲，可是他有個很奇怪的規矩，那就是無論比賽如何激烈也得「殿前不打背身球」，球手在大球場縱馬擊球的時候，一定不能背對皇帝，隨便給他脊梁骨看。顯然，這種控制得很好的禮儀和劇烈的運動之間是有矛盾的。
更可怕的是有些公然挑戰這種空間設定的亂臣賊子。這方面最有名的故事還是有關玄宗的。從天寶年間開始，粟特人安祿山成為李隆基的寵臣，兩人不恰當地拉近了距離。玄宗夫婦打量安祿山，他也會毫不客氣地窺視玄宗夫婦，被看得不好意思的楊貴妃，只能把老大不小的安祿山當一個胖兒子看待。《開元天寶遺事》記載，每次朝會的時候，安祿山常經過含元殿的龍尾道，居然會「南北睥睨」，一會做出臣子仰望的姿態，一會又回頭去返身往下看，體驗一下皇帝君臨的眼光。
按說，安祿山應該為他的大不敬付出代價，但是如同白居易那樣的詩人所描繪，玄宗本身是個風雅皇帝，他和楊貴妃以愛人相稱，喜歡跨越天上人間的分別，勇於打破長安空間的禁忌。開元二年（714），在外郭城東面春明門內的隆慶坊，也就是自己的「龍潛」之地，他營建了與皇城、大明宮三足鼎立的興慶宮。興慶宮最非同常規的是，它甚至沒有大明宮由丹鳳門入朝的那一段基本的中軸線，宮內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泓談不上什麼形狀的「龍池」湖水。玄宗朝的某些大朝會，不是循例在太極宮的天門街廣場舉行，而是別出心裁地發生在他臨街建造的樓閣上。他給樓閣起的名字都很好聽：勤政務本樓和花萼相輝樓。開元十四年（726），又在外郭城東牆外修築了與東牆平行的城牆，以便自己可以從興慶宮潛到南城遊樂，不被人看見，玄宗發明的這古代的立體交通美其名曰為「夾城」——「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玄宗會自認為，自己完美地解決了韓非子的政治形象學疑難。
後來發生的事情盡人皆知。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安祿山叛軍攻入了長安——快二百年的昇平歲月之後，這是長安城的神聖地位第一次受到玷辱，安祿山操練的一切成了現實。次年，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率兵收復長安。但是不管是天門，還是大明宮前丹鳳門內的一切已經不再神秘了，派兵勤王的回紇葉護與唐軍提出「破城後城池歸李家、子女玉帛歸葉護」的屈辱之約，長安不可冒犯的榮光已經走泄。
此前，長安的危險只是小民的危險，只是破壞畢竟有限的水火之患，而這以後，真正的災變將會一而再再而三降臨。歷史證明，無論是淪陷還是光復，長安城就沒有過什麼像樣的攻防戰——它實在是太大了。安祿山之後沒多久，唐代宗廣德元年（763），來自西南的少數民族政權吐蕃短暫攻入了長安城，在城裡胡作非為了十五天，只是靠著郭子儀的威望，勉勉強強，才令吐蕃最終退出了這座正走向黃昏的城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因為軍餉的糾紛，一小隊在涇原兵變的叛軍佔據了長安。這些征服者得手後毫無例外地效仿安祿山。《資治通鑒·第二百二十八》描述：「……乃擐甲張旗鼓噪，還趣京城……陳于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上召禁兵以御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硃）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
尊貴者的天台，也是僭越者的舞台和看台。
其實，這種結局一部分歸咎於長安自己的統治者。過於自信的玄宗，不僅給安祿山安置了一把在身旁的椅子，而且早已不恰當地「平易近人」了。他的眼光偶然掃過早朝上趨班的百官，注意到一個老帥哥張九齡風儀秀整，風度翩翩，就仔細地打量著他，親切地告訴旁邊的人：「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他登上等同他在民間私宅的興慶宮宮樓，興緻勃勃地眺望東市的十丈紅塵，還給他眼睛的自由貼上一個儒家思想的名稱：觀風（俗）。
這種有關「看見」的新意還帶來一種新的「看不見」，長安城隱秘的新風景是人，超越於宇文愷規劃的秩序之外。不同於寬廣平直的大街，坊內顯見的道路之外，這時出現了細小自發的城市組織，庶民和不願遵守自上而下秩序的長安客，現在各自尋求自己的樂趣了。歷史學家宿白認為，「曲」的提法大約是天寶年間才形成的。同樣也在這一時期繁盛起來的傳奇小說中，許多扣人心弦的場景都是在這些「曲」中開始的，而且它們大多和不循禮制的男女歡愛有關。後來，「曲」似乎單獨用作地名指稱，如著名的韋曲、杜曲，薛曲，未必都在長安城內；但是「曲」同時也是一種城市的別樣況味：與坊、市、閭、里、鄉、街、巷等並稱，即坊曲、市曲、閭曲、里曲、鄉曲、街曲、巷曲等等。除了一般性地指涉道路體系末端的名稱，它的字面意義，似乎也暗示著這都是些不入規矩的曖昧地方。
沒有任何地圖繪製這些長安深處的所在，但是它們在唐人記述中無處不在。就像瓜果在濃密的樹蔭中掛了太久，沉積的糖分同時帶來了甜蜜和腐爛的危險。
危險變成了悲劇，長安的結局是慘痛的。「神在山中猶避難」（韋莊）「破卻長安千萬家」（徐夤）。可是，五代之後，城市規劃史中也分明這麼寫道：中國的城市衝破了中古時代的束縛，全面的管制逐漸鬆弛，人身依附關係的門客、部曲不再是城市生活的主角，市場未必集中一兩處，商肆和人家無視禁令而「侵街」、向街開門——新的城市生活樣式出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