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紅」粉絲都知道打榜了，年輕人知道什麼是打口帶嗎

口述：葉勇撰文：老月亮

編輯：高天攝影：高天 李驍

美術編輯：默菲

即使是在工作日，北京的新街口也保持著一貫的熙攘。遊客在狹窄的人行道上來來往往、摩肩接踵，商家門口豎著大牌子：「北京特產」「老北京炸醬麵」，大喇叭里播放著鳳凰傳奇。

在臨街商戶對面，是一幢珠寶城。走進珠寶城，氣溫立刻變涼了。這裡有好幾層售賣珠寶的商戶，如果不是常來的人，很容易就會在一片珠光寶氣中迷路，綠色的玉石整整齊齊排列在明凈的玻璃櫃里，統一的樣式，不變的裝潢，連門店的名字也差不多：翡翠坊、玉翠坊、御翠坊……

老葉就坐在那裡，守著一家珠寶店。一株盆栽、一個茶壺、一摞書。如果不是那幾張被束之高閣、不起眼的黑膠唱片，他的門店沒有任何特別之處。整個下午，除了一位頭髮花白的人過來請求他為新買的玉石鑽個眼，幾乎沒有人光顧。

沒有人知道，老葉是從打口時代走過來的人，這個曾經的打口商，人生好像也被打了一道口子，而那段沉浸在音樂里的青春，也被結結實實地封存在回憶里，就像家裡的 7 萬張 CD 一樣。

17 歲之前，我一直住在新疆吐魯番。那時的電視只有三個頻道，一個維語的，兩個漢語的。電視天線是用兩三根木頭和幾個易拉罐做的。有時候電視機信號不好，我就要爬到屋頂上去轉天線，而父親則在下面指揮：「可以了，可以了…… 還得再動動，左一點，右一點……」

有一次，電視突然接到信號了。我父親在屋裡頭看著電視里的一大堆人坐在那裡演奏樂器，說：「這音樂給誰聽呀？這也叫音樂？」我心裡很贊同：這不能叫音樂。

沒想到事隔 20 年，我不但知道了這叫作交響樂，而且，我痴迷於這樣的音樂。

我父親是支邊的知青，我和他們一起生活在新疆。我哥哥和爺爺奶奶一起，沒離開過北京。

有一天，我收到了哥哥寄給我的兩盤磁帶：邁克爾 · 傑克遜（MichaelJackson）《Dangerous》和平克 · 弗洛伊德（PinkFloyd）的《TheWall》（迷牆）。

《Dangerous》還好，而《TheWall》就像黑白電視機里突然響起的交響樂，沒有間隙，分不出一首歌的開頭和結尾，彷彿只有一首歌，中間還夾雜著電視機里說話的聲音。

1994 年 7 月 14 號，高考成績還沒下來，我一個人坐上了從新疆開往北京的火車，整整三天三夜。

那時的哥哥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愛好音樂的人了，錄像帶、磁帶之外，他發現了更神秘的東西——打口帶和打口盤。

怎麼形容我第一次見到打口帶的場景呢？

一大批設計精美、花花綠綠的磁帶和 CD 就這麼擺在眼前。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一個不深不淺的口子，有的在側面，有的在中心。

可如果你將打口帶放進錄音機，依然能奏出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歌曲。一盤，兩盤，三盤…… 這就是我在北京找到的新世界。

我後來才知道，這些神秘的東西是出版商為了避免向藝人支付滯銷唱片的版稅，選擇切口、打洞或者碾壓的方式將過了銷售期的唱片銷毀後傾銷到中國的「洋垃圾」。

買著買著錢不夠了，我們就開始打聽哪裡可以批發便宜一點的打口帶。有好心人告訴我哥哥在天津能買到，我們就跑到天津。到那兒一看，人家都是「一條一條」（用包裝紙包裹好的幾十張 CD 或者磁帶）賣的。自己消化不完，我們就在人民大學牆外的夜市上擺起了攤。

一整個夏天，我們每天蹬著三輪車往人大跑，撐開一張行軍床，往床上鋪一張舊床單，把打口磁帶擺放工整，就是一個打口攤了。

除了售賣專輯，我們還自製了許多樂隊周邊，比如去 「天外天」 批一點牛仔服、帽子，去早市上買點牛皮皮帶，然後給皮帶和帽子釘上批發來的金屬釘，一排、兩排、三排。進價 20 的帽子釘完了以後能賣 70、80，首體有演出的時候能賣得多點。

聽多了搖滾，我自己也留起了長發，穿 DIY 的衣服。那時這麼穿的人都是異類。我哥小的時候學了好久的國畫，有畫畫底子。他在一件牛仔服後背上用丙烯畫了倆大骷髏，平時我和他老換著穿。當時，我大姑的孩子上高一，也要搶著穿，結果穿了不到一個星期得了胃炎，穿著這件衣服去醫院看病，看病的醫生小聲地對我大姑說：這病都是衣服後面那倆骷髏鬧的。那之後，他就再不敢穿了。

往回看我發現，真正喜歡搖滾樂的人，著裝肯定是怪異的，不正常的，我的骨子和血液裡頭流淌著怪異的成分，所以才開始聽搖滾樂，而正因為我聽了搖滾樂，怪異的血液才得以釋放和迸發。

那時，打口已經風靡一時，年輕人們會向我們打聽進貨的日子，提前守在門口，當我拉開捲簾門，直接把裝著打口的箱子扔在門前，人群立刻一片哄搶，不管是什麼都往懷裡抱，搶完了再仔細琢磨，繼而在門口互相交換，有時碰到什麼特別尖的貨，幾個人沒聊好直接打起來了，還要我們去拉一拉。

我漸漸琢磨出了一些門道：側邊有小口的盤叫「打口」，中間被打了一個眼的盤叫「扎眼」，幸免於難、沒有被處理過的叫「原盤」，是最值錢的。而槍炮與玫瑰（GunsN"Roses）、綠日（GreenDay）、綠洲樂隊（Oasis）、山羊皮樂隊（Suede）這樣的大牌樂隊，不管是什麼形式，統統吃香。

「扎眼」CD 是需要修復的。14 號手術刀是我的秘密武器。用 14 號手術刀修過的 「扎眼」 又平整又光潔，不仔細看根本不覺得這是一張被損壞過的唱片。

1995 年，我哥想改行了。家裡的存貨堆著也是堆著，我就拿著他的貨去賣。

就這樣，我出來單幹了。我在北太平庄找到了一個鐵皮房，在房子的正背面印上了槍炮與玫瑰樂隊的專輯封面。

自立門戶了，我漸漸有了自己的一套邏輯。我堅信干一行愛一行，積攢跟顧客溝通的資本。涅槃樂隊（Nirvana）的《Nevermind》那張專輯能賣高價，我就得跟客人解釋它哪裡值得這個價錢，就得親自去聽，總結出這張專輯裡的第三首歌好、第八首歌好、第五首歌特別爛。

比如邦 · 喬維樂隊（BonJovi）的《SlipperyWhenWet》第三首歌是大柔歌、大慢歌，顧客來了問有沒有流行金屬，我就會給他聽這張，聽這張的時候肯定直接放第三首歌，顧客就會說：「行，我買了，多少錢？」這筆生意就做成了。

但做成這樣的生意之前，我得親自去感受。職業迫使我去聽更多的歌，看更多的書。如果我不懂，顧客就會覺得我很外行，我不想成為那樣的人，但這樣的人比比皆是。

聽的歌越來越多，修復打口的技術也越來越精進。

就這樣，從邁克爾 · 傑克遜（Michael Jackson）開始，我聽的歌從搖滾過渡到藝術搖滾，從藝術搖滾過渡到布魯斯，再到爵士、古典樂。

時至今日，想起當年在新疆覺得交響樂不叫音樂的場景，真是唏噓。

時間長了，打口帶對我來說就不止是商品那麼簡單了。有一批年輕一些的孩子喜歡聽我聊音樂，我知道他們想要什麼樣的音樂，也總給他們推薦我喜歡的盤，來得久了，他們就把我的店當成了避世的暗格，去我店裡聽聽歌，跟我說一說最近的生活。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不可避免地遇到那些搖滾樂所反抗的骯髒、虛假，為了守護心中對於真善美的執著，必須有一個烏托邦，就算是罵罵髒話，忿忿不平一下，至少還有我懂得他們在說什麼。

把適合的音樂推薦給適合的人，看著他們慢慢成長，就是我堅持的「寶劍贈英雄」。

因為這樣的性格，我得罪了不少人，其中也不乏其他的店主。

他們看不慣我根據自己的喜好任意定價格，也弄不清為什麼總有一堆人往我那兒一坐就是一天，有人從我手裡買走了我最欣賞、最認可的樂隊專輯，出了店門就低價售賣，我真是又好氣又好笑。

也許是我膽兒小吧，我的店一直沒有開大過。

從海淀的北太平庄一直往東，我住過鐵皮房，也在掛著紅綠燈牌的按摩店隔壁駐紮過。和平里有一家新華書店，我在它的玻璃門與小門中間的夾縫中也待過很長一段時間。去買書的學生來來往往，一低頭就是我和我的 CD 機。

從第一次見到打口帶開始，我就像談了一場十五六年的戀愛，最開始我對平克 · 弗洛伊德樂隊是陌生、還帶著些許排斥的，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音樂，就像遇到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古靈精怪的女孩兒一樣。所以在我們每一次難得的見面中，我都會帶著好奇跟她交流，了解她，接著瘋狂地愛慕她。

有很多人在愛得死去活來之後和這女孩兒結婚生子，一兩年就厭倦了，而我卻硬要和這個女孩兒談一場廝守終身的戀愛，硬生生愛了十五六年。

這場戀情最後的底色是粉紅的。

我最後的店開在一幢居民樓的一層，整個樓都是粉紅色的。為了不引人注目，我就把自己的店門也漆成了一樣的粉色。

那時，打口早已風光不再，每天有一兩個熟客光臨已經是幸事了。老顧客為自己生計奔忙，也有了各自的家庭與事業，在打口店一坐就是一下午的時光已經太難能可貴了。

我在粉紅色的屋子裡一躺就是一天，我的父親有時來看望我，叫著我的小名說：我的兒子怎麼變成這樣了而我在這樣的境況里又撐了六年。

最難的是過年，親朋好友齊聚一堂，大家談論著各種中年話題，誰又買了車，誰誰又買了第二套房，誰家的孩子去了最好的學校。

而我呢？總不能扒開腦子對家人說，我今年聽了一千張專輯吧？

有一次，我去見好朋友。他告訴我，自己的股票漲了十萬。我有些鬱悶，騎著自行車回了家。

在路上，我給自己放了諾拉 · 瓊斯（Norah Jones）的第一張專輯：《Come Away With Me》。

穿過林間小道時，夏天的風就那樣拂過我的頭髮和襯衫。我當時想，如果有人用十萬塊來換我這時的感覺，我絕對不換。

真的，我真的不換。

這種美妙感是金錢沒有辦法衡量的，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擁有的。

我的最後一個顧客，是住在小粉屋附近的一個生病的小孩。他喜歡聽 New School（新派）的朋克，我叫他 「小朋克」。

「小朋克」 的父母不知道去了哪裡，他一直跟著爺爺住，經常跑來找我。當年厭惡朋克的我覺得他有點煩，年齡差了二十歲，兩人經常說不到一處去。可那畢竟也是唯一會到來的人啊。

我還是到處去找小朋克喜歡的專輯，兩人一起臨摹各種專輯的封面，有時還鑽研鑽研彩票。

直到有一天，小朋克也消失了。

我等了一天，兩天，三天，一周，兩周……

在過去，我也遇到過親人一樣的顧客。10 點開門，他 10 點前就在店裡等我，一直待到我 6 點鐘收攤，說一聲葉哥我走了。我在那兒開了多少天，他就在那兒待了多少天，中午我還得管飯。

開打口店這件事，不是說我非要掙他的錢，只是我看不到成果了，就像賣畫一樣，我自己覺得自己的作品多牛逼，但一張也賣不出去，長此以往，我也覺得沒意思。

也就在那段時間，一個女孩兒出現在了我的生活中。

我很愛種花，但小粉屋子裡沒有陽光，我就把花兒挪到了門口，讓它們晒晒太陽。

一個女孩兒注意到了這些花兒，走進店門，問我：你的花為什麼不擺在一起，而是稀稀落落地放在兩邊呢。我說，我不想引人注意。

這一次，不是和音樂談戀愛。真的愛情來了。

這個女孩兒不懂音樂，也猜不透我的心，她只是會擔心地問我：你為什麼像一隻老鼠一樣，成天都蝸居在這種地方呢？

她是個普通的女孩兒，在一起之後，她不知道該怎麼向身邊人介紹伴侶的職業，單位的同事問起我來，她也只是敷衍一下。

因為愛情，也因為沒意思，我關閉了自己的最後一個打口店。

小粉屋關閉之後，我想跟自己的這段過去一刀兩斷，我貸款盤下了一大間門店做服裝，輾轉之下，又把自己放在了金碧輝煌的珠寶店城。我不用像個老鼠一樣整天蝸居在小屋子裡了。

那個女孩兒成為了我的妻子，我們有了一個女兒。

我媽家樓房下面自行車棚子里有一間簡易房，我和我哥的貨都放那裡頭，但分得很清楚，我的貨就是我的貨，他的貨就是他的貨。後來，我爸我媽覺得我們哥兒倆占著那房一分錢落不著，就打算把房子騰出來租出去。

我哥說那就退料唄。

退料就是賣廢品，賣給上貨的那些人。他們也是按塑料和紙收，紙一個價，塑料一個價。我那 70 箱子「扎眼」，一箱 1000 張，一共退了 3000 塊錢。

最讓我痛心疾首的是，那裡面最起碼有 6 箱六七千張是我修過的，是我拿 14 號手術刀一張一張修過的。確切地說，修一張應該要 2-3 分鐘，但你一天只能修 150 張，因為你不可能一直處於這種興奮的工作狀態。所有的盤，一看就能看出來是我修的，絕對是手藝。

那裡面有很多的品種很好的，我指的品種是音樂。但我一張沒留，因為家裡還有 7 萬張呢。

7 萬多張什麼概念？

成箱的大概還有 100 箱，沒殼的大概有十幾箱。也有原盤。這些貨放在我家的一間小屋裡，塞得滿滿當當，門都打不開，我也不想開門了。

7 萬多張什麼概念？

你一天聽一張 CD，到死也聽不完。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放到網上賣？我沒那個精力，也沒那個動力。如果我的女兒願意要，我就給她。

但目前，還沒有人讓我願意給他。

從前一年要聽一千張專輯的我，現在一首歌也不聽了。

我偶爾會哼起那些震顫了自己靈魂的歌。很偶爾很偶爾，來買珠寶的顧客會說：你也聽這個樂隊啊。

賣打口的時候，我每天差不多 10 點半左右到店裡，每天工作 8 個小時以上，我在這 8 個小時里保證都在播放 CD，那麼多年沒斷過。有可能有 3 個小時沒有認真去欣賞、去聽，但有精力去聽音樂的時間應該在 4 個小時以上。

我每天騎自行車去店裡，不坐公交，原因是不能聽 CD，而且還要等。騎自行車不用等，去 45 分鐘，回去 45 分鐘，這是聽音樂的最佳狀態，不想事，只想著這個旋律、這個歌，也沒有人干擾。

對於那些我沒有聽過的或者我很期待的專輯，再怎麼著急也堅決不聽。雖然看到盜版的我喜歡的樂隊的專輯心裡也痒痒，但我會忍著不去聽。

不聽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想把我的第一次給一個更正規的、正式的格式。而且我也有過親身的經驗。當年化學兄弟樂隊（The ChemicalBrothers）出某張新專輯的時候，我先聽了一遍盜版的，但感覺不怎麼樣。

事隔兩年，打口來了，我再聽，覺得這個樂隊太牛逼了，我為什麼當時沒聽到呢？我就怪罪盜版失去了某一些該有的東西，自此以後不敢聽盜版。

賣打口的這一撥人中，能不斷地循序漸進地聽音樂、感受音樂，或者通過音樂來改變自我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而只要是認真聽打口音樂的，都很掙扎。聽音樂跟上學差不多，也有階段性，一年級、二年級、初一、高一、大學。

這不是高低之分，是路徑。從邁克爾 · 傑克遜過渡到流行金屬，到藝術搖滾，到布魯斯和爵士，再過渡到古典音樂，這是一個慢慢蛻變的過程，有 80% 或者 90% 的人走不了全程，走到三分之一或者一半就停止了，他沒有能力去吸收後面的東西，他放棄了。可能是他的身體放棄了，可能他的思想放棄了，但終歸是放棄了。

賣打口這件事還強制著我去聽各種音樂。我雖然不喜歡聽爵士樂，但為了賣掉這個東西，我就要去聽它哪兒好、怎麼好或者怎麼樣，才能跟顧客溝通。同時，來我這兒買音樂的人，有人喜歡古典，有人喜歡爵士，有人喜歡重金屬，有人喜歡朋克，他們也會給我提供信息。比如我喜歡聽朋克的後裔樂隊（TheOffspring），就會有客人跟我說，Sum41 也不錯。那我就聽聽唄。

可以說，我的變化都是我的顧客給的。

曾經有人到我店裡頭問，你這兒有布魯斯搖滾嗎？我當時自認為恐怖海峽是布魯斯搖滾的典型，就給他推薦了這個樂隊。但那個人執意反對說這個不是布魯斯搖滾。

他走了以後我就反思，他為什麼會這麼說？要不然我再糾正一下自己、站在對方的角度看看我自己是不是說錯了？因為他，我把恐怖海峽系統地再聽了一遍。

我跟你抬杠，抬輸了也好，抬贏了也好，我是不是得再重新審視一下自己說的這些話到底是對還是不對？那我就得再聽一遍。

是顧客強迫我去聽了很多種音樂，它是有強制性的。

賣打口那會兒，只要跟音樂有關的書我都看，那是幫助自己做生意的手段。後來賣一些電影原聲的盤，我又得看電影，關於電影的書我必買。後來又是因為電影導致我喜歡上攝影，攝影的書我也會買…… 我現在看很多書，《西域傳謠住》《彼得大帝在位時期的俄羅斯帝國》《秦漢文化史》《印度簡史》…… 這些書離我十萬八千里，要不是因為聽了那些音樂，不是感受了那些藝術，我是不會看的。

我還給打算反覆看的每一本書都包了書皮，因為我要反覆看。

我買《阿拉伯通史》是因為我聽過《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原聲。而且我買了五本，98 塊錢一本，不算便宜。這也是聽打口留下的習慣，因為我遇到特別喜愛的 CD 總會留個三四張，這樣萬一有朋友到我們家說我喜歡這個你給我吧，我就不會因為給了他自己就沒有了。

我備份最多的打口帶是平克 · 弗洛伊德樂隊的《精選》。我覺得它是好東西，早晚能發揮價值，所以就存了。

從 17 歲離開新疆到今天，打口帶給我帶來了什麼呢？

在 1990 年到 2000 年這個階段，北京的搖滾樂或者流行音樂處於迸發期，大家饑渴得不能再饑渴了。遇到一盤音樂，只要是搖滾樂就會認真、仔細地去對待，甚至要聽到自己喜歡為止的狀態。但是現在的年輕人，不喜歡就不收藏，可選擇的餘地非常大，也不需要去認真。但在那個時候，因為沒有，所以很渴望得到。只要有了，我就要滾過來顛過去地仔細研究它。現在的年輕人的資源來得太容易了，不需要珍惜它，也不需要認真對待它。

我聽音樂是被動的，你之所以永遠超不過我，就是因為你是在主動選擇。喜歡聽就聽，不喜歡聽就不聽。但我不是，我不喜歡聽也得聽哪兒好、為什麼好或者哪兒不好，你得知道個所以然。

我想，假如北京有 1500 萬人，我聽歌的範疇就在 10 萬人之內，如果要在這 10 萬人里設一個音樂聽力考試，那我肯定能進前 5 萬名。前 5 萬名的我，真的跟聽 「鳳凰傳奇」 的人沒的聊。

我有時覺得它是一道傷痕，承載了我最興奮、快樂，也最悲傷、孤寂的青春歲月，可也是這道傷痕，讓我變成了一個特別的人，一個自信的人，一個傲慢的人。

做打口還讓我對藝術有了屬於自己的判知和判定的能力。不管是看電視也好，看廣告也好，我都有我自己的判斷標準。但是如果沒有聽打口的閱歷，就不會有這方面的眼睛。只有你在這個領域體會到了別人體會不到的東西，你才有狂妄自大的資本。

有一天，我跟女兒一起看連續劇《錦繡未央》。劇情發展到緊要關頭時，我下意識地對旁邊的她說：「甜甜，如果你要導這個電影，一定要讓主人公身後的那個帘子動起來。風一吹，帘子一動，人物內心的緊迫、焦急就都能夠反映出來。雖然很簡單，但卻有畫龍點睛的作用。」那時甜甜才 5 歲，她也許聽不懂，但我也不需要讓她懂。我只是想表達給她。聽得懂就聽，聽不懂，以後也許會感受到。

當我對藝術有了我自己的判知，就會有一種無法表達的想法，無論表達與否，都是我的財富，我閨女都拿不走。我看到這個場景就會有這種反應，我會知道這個事，我沒法給她，我不能說從腦子裡抓出來說：給你了，我沒有了，你有了。不可能。它只屬於我的肉體，只屬於我這一個人。

我死的那一天，這東西就不存在了，灰飛煙滅。愛也好，痛也罷，我只是一個在珠光寶氣中沉默的怪人，等著歲月將我慢慢帶走，不管有多少人懷念，又有多少人刻奇。打口帶已經死了，和那個人們焚香沐浴、悉心對待搖滾樂的時代一起死了，我只好朝著它們的屍體說：

謝謝你，讓我變得傲慢。

或者連傲慢都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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