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王安石文集背面隱藏的「宋代安慶」

王安石（1021-1086）（圖1、圖2），江西撫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他曾主持轟轟烈烈的變法革新，史稱「王安石變法」。同時，他又是著名文學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學課本上，我們都學習過他的名篇《游褒禪山記》。

圖1：王安石畫像

圖2：王安石畫像

皇祐三年（1051）起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前後三年。北宋舒州的地理範圍相當於今安慶市及轄縣，州治在今潛山縣。應該說王安石與我們安慶是淵源頗深的，如今天柱山下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還留存有王安石的刻石（圖3、圖4），其詩文集中也有很多描寫舒州的詩篇。而王安石與舒州的「情緣」還不止於此，本文就來介紹一部宋代龍舒本《王文公文集》。

圖3：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的王安石詩文石刻（拓片）

圖4：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的王安石題記石刻（拓片）

一、《王文公文集》流傳始末

集結逝者詩文刊印是古今紀念先賢的一種重要方式，王安石的文集，宋代刊刻併流傳至今的有兩種版本，分別是杭州本《臨川先生文集》和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前者是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孫王珏任兩浙西路轉運司時所刻，明代以後各版本的王安石文集都是以宋代杭州本為底本傳承而來。而後者的龍舒本則在宋代以後湮沒無聞數百年，直到1962年中華書局以國內和日本兩處所藏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殘本補足完整的100卷，再度出版刊行（圖5）。也就是說宋版龍舒本《王文公文集》，目前所知全世界僅有兩部，而且都是殘本（國內殘本存72卷、日本殘本存70卷），所幸的是除去重卷仍可得一部完書。

圖5：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王文公文集》

關於這兩部宋版龍舒本《王文公文集》殘本的流傳與合璧頗有故事可說：國內殘本原藏清代內閣大庫，光緒年間，寶應劉啟瑞與吳縣曹元忠負責清理時，為劉啟瑞所竊取，藏之於其家「食舊德齋」。民國時期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先生在《藏園群書經眼錄》中有這樣記載：「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刊本……余故人穎川君居江淮之交（謹案：指寶應劉啟瑞翰臣），家藏王文公文集……寮本（指日本東京宮內省圖書寮藏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補寮本之缺。余常言於東都耆宿，約異時寮本刊行，余當為作緣，俾以目錄及後三十卷增入，以盡珠連碧合之美，無使盈盈一水，終古相望，使後人撫卷而增嘆也。」1931年前後，傅增湘先生還多次致信時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的張元濟先生，反覆商討劉氏食舊德齋藏本與日本圖書寮藏本合印出版之事。然而，不久劉啟瑞將其藏書賣出，合印之事也直到三十多年後的1962年才得以實現。此後，該書先後轉入南潯、南通等地藏書家手中，之後為武進王南屏先生收藏。1985年，王南屏夫人房淑嫣女士將宋版龍舒本《王文公文集》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從此化私為公，成為該館重要藏品之一。

圖6：宋版龍舒本《王文公文集》書影

從上海博物館網站上公布的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部分書影（圖6、圖7），可以看到書頁內鈐有「寶應劉氏食舊德齋藏書之記」「寶應劉啟瑞秘笈之記」「蔣祖詒讀書記」「南通吳氏收藏書畫印」「思學齋」等印章，從中也可以看出該書的流傳情況。

圖7：宋版龍舒本《王文公文集》書影

二、《王文公文集》背面更有乾坤

宋版古籍本就是世間珍寶，而這本龍舒本《王文公文集》背面更有玄妙，該書900多頁中有780多張書頁的背面為宋人書簡或公牘，屬公文紙印本。公文紙印本，指利用官府廢棄的公文檔冊賬簿或私人書啟等舊紙背面，進行印刷的古籍。這種風氣始於北宋，盛行於南宋，元明時期均有。可以想見這是由於古時紙張的緊張，而出現的現象，當時人的無心之舉，卻給今人留下了極為重要的第一手歷史資料。

正是基於如此重要的文獻價值，1985年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入藏上海博物館後不久，古書畫鑒定大家謝稚柳先生即建議將文集背面影印，由古籍版本學大家顧廷龍先生作序，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宋人佚簡》為名出版，於是湮沒於書背八百年之久的宋人書簡、公牘，終於公之於眾。

而更值得我們安慶文史界關注的是龍舒本《王文公文集》背面的內容也與舒州有關，包括南宋舒州官府公牘50餘件和南宋舒州官員、文人的書簡300餘通。公牘中有關於南宋舒州及所屬各縣財政、稅收、酒務等方面的文書（圖8），如《舒州在城酒務造酒則例》《舒州衙西酒店須知冊申聞狀》《懷寧、太湖兩縣巡檢巡捉私茶鹽礬董榮謹具須知冊申呈狀》《桐城縣務致舒州使府須知冊申呈狀》《舒州兵馬司木朱記須知冊申呈狀》等，且有明確的落款時間，從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九月至隆興元年（1163）六月。另外，這些公牘中還提到一些具體地名，如天慶觀、興化禪院、山口鎮、許公鎮酒場等，都值得我們結合地方史進行研究。

圖8：舒州《衙西酒店賣酒收趁則例》局部（宋版《王文公文集》背面）

書簡方面多為舒州知府向汮自己及與同僚們的信札，如向汮的《別易久懷札》（圖9）、樞密使洪适的《嗇調札》、兵部侍郎鍾世明的《才猷濟世札》、禮部侍郎呂廣問的《鈴齋清間札》、南宋名臣張運的《孟冬札》《赴鎮札》《歲晏崢嶸札》等等，總共涉及60餘人，其中見於史籍的人物就多達20餘人，是研究南宋歷史人物極為難得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是極好的宋人書法作品。

圖9：舒州知府向汮《別易久懷札》局部（宋版《王文公文集》背面）

三、「龍舒本」與舒州關係考

1962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王文公文集》，前言中著名文獻學家趙萬里先生根據原書版心留下的諸多刻工姓名，結合宋杭州本《臨川先生文集》王珏跋文中所提到的「比年龍舒版行，尚循舊本」的記載，推定此宋刻本《王文公文集》應為龍舒本。並說：「龍舒即今安徽舒城，宋時屬淮南西路廬州，南與舒州接壤。」認為龍舒本《王文公文集》為南宋舒城縣刻印。

趙萬里先生「龍舒即舒城」的看法，是基於宋代一些地理志的記載，如《元豐九域志》有載：「舒城，古龍舒也。」但實際上，龍舒縣只是漢代的一個古地名，宋代時早已消失。據《舊唐書·地理志》記載：「漢龍舒縣，地屬廬江郡……舒城，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廬江二縣置，取古龍舒縣為名。」可知：舒城縣為唐代開元年間所設，是從合肥縣和廬江縣各划出一部分組合而來，與龍舒縣並沒有直接的傳承關係。「取古龍舒縣為名」只能說明舒城縣之「舒」字取自於古龍舒之「舒」，古龍舒可能只是在舒城附近，或範圍更大一些。

所以，後來的研究者對「龍舒本為舒城縣刻本」提出不同看法，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偉國先生在《紹興末隆興初舒州酒務公文研究（之一）》一文中，以該書背面的一則太湖縣知縣信札內容「龍舒五邑，唯敝邑極難料理」，結合當時舒州轄下有懷寧、桐城、太湖、宿松、望江五縣，分析認為：「南宋初人以舒州為古龍舒地，並無疑義。」

不僅如此，筆者還發現在安慶地區出土的宋代墓誌中，也有「龍舒」二字出現，如1963年宿松縣北宋元祐二年（1087）吳詮（字正臣）墓出土的墓誌中記有：「世為龍舒松滋邑恭化鄉許田人也」，龍舒、松滋均為古地名，這裡顯然代指當時的舒州宿松縣。看來文人好以古地名代指當下地域，是一貫的傳統，以顯示文化傳承，又如明清以來「皖江」常代指安慶，直到今天亦然。

而且，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背面書簡和公牘，幾乎每一頁上都鈐有「向氏珍藏」印，結合書簡內容多為舒州知府向汮與同僚們往來信札的情況來看，這批書簡和公牘應為向汮所有，刊印《王文公文集》時，利用了這些書簡和公牘的背面作為印紙。這進一步增加了龍舒本為宋代舒州刻本的可能性。再者，王安石曾在舒州任通判三年，南宋舒州人為紀念王文公而刊印他的文集，非常符合情理。

四、餘論

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朝廷在舒州設立安慶軍，此為「安慶」得名之始；慶元元年（1195），舒州更名為安慶府；嘉定十年（1217），知府黃榦建安慶府城（今潛山縣），今年正好八百周年。

深入了解宋代舒州、安慶府的歷史文化，有賴於更多新文獻史料與出土材料的發現。本文拋磚引玉，期待安慶建城八百周年的良好契機，地方文史界更多關注宋代的安慶，延展皖江歷史文化研究的時空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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