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所託非人」的錯誤任用，釀成了明末遼東戰局的重大悲劇
明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努爾哈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接連攻破了瀋陽和遼陽兩座遼東重鎮。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瀋陽、遼陽，是明軍在遼東地區有重兵把守的堅固城池，特別是遼陽，是當時明朝在遼東統治的中心，也是遼東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與重要的交通樞紐。在此前熊廷弼經略遼東期間，對於瀋陽、遼陽的防衛工作可謂是高度重視，不僅加固了城牆、整飭了軍備，更是建立了一整套城防工事體系，在明朝上下看來這兩座城池都應該是後金軍隊所無法攻克的。
只不過戰爭的最終結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瀋陽在短短的一天時間內就陷落了，而遼陽更是在佔有兵力數量優勢的情況下僅僅抵抗了三天三夜便被攻克。
瀋陽、遼陽的相繼失守，致使明朝就此失去了對於遼河以東地區的控制權，之後70餘城全部投降後金，明朝在遼東戰局中陷入了愈發不利的境地。
然而，這場看似「不應該」的失敗，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註定會發生的，而釀就這一遼東戰局重大悲劇的起點，便是一次「所託非人」的錯誤任用。這個被「錯用」的人，就是熊廷弼的繼任者，遼東經略袁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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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略遼東之前的袁應泰，絕對是當時明朝的「模範官員」。
袁應泰，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考中進士，從此進入仕途，至他在泰昌元年（1620年）正式接任熊廷弼成為遼東經略，在這25年的為官經歷當中，袁應泰的政績和功勞，的確是可圈可點的，特別是在當時貪腐橫行、黨爭不斷的明朝官員隊伍中，他絕對稱得上的一股「清流」般的存在。
首先，袁應泰做到了官員該有的「愛民如子」。
《明史》中，記載了袁應泰這樣兩件事情：
「授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調繁河內，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
「遷淮徐兵備參議。山東大飢，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浚濠，修先聖廟，飢者盡得食。更搜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振。戶部劾其擅移官廩，時已遷副使，遂移疾歸。」
第一件事情說得是袁應泰在擔任臨漳知縣的時候，開渠飲水，修築壩堰，不僅水患得以治理，沿河流域的農田也得到了灌溉，就連周圍的縣域百姓也跟著一同受益。
第二件事情說得是袁應泰在擔任淮徐兵備參議的時候，山東地界發生饑荒，為了賑濟百姓，袁應泰未經請旨，擅自動用府庫錢糧，不惜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從這兩件事情不難看出，袁應泰深知「為官之本」與「立身之道」，不僅心憂百姓，更是將實幹放在了首要位置，切實為百姓做了許多的實事和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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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應泰本是東林黨人，卻與東林黨「空談誤國」、「沽名釣譽」的傳統形象形成了反差。
在為百姓開渠築壩，包括後來修葺孔廟等事情之中，袁應泰不是只懂得伸手向國家要錢，也不是一味的借口盤剝本地的富商和百姓，而是率先垂範的自掏腰包，將自己的俸銀拿了出來，樹立了良好的榜樣，這才引得民間的紛紛效仿。而袁應泰本人又是為官清廉，這也使得他自己家的生活也是拮据異常。
說到這裡，不禁讓人聯想到崇禎末年，崇禎皇帝向大臣們借款，希望君臣一心共渡難關，然而從崇禎的老丈人周奎開始，滿朝的東林黨大臣們是紛紛抵制，上演了一出出鬧劇。然而在後來的李自成、劉宗敏所組織的殘酷「拷掠」中，竟然被逼出了7000萬兩白銀。而這與此時的袁應泰所形成的對比也是無比的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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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袁應泰是真的能夠拋下黨派的對立，真心實意的為國家的整體利益而盡職儘力。
「久之，起河南右參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遼事方棘嗎，應泰練兵繕甲，修亭障，飭樓櫓，關外所需芻茭、火藥之屬呼吸立應。經略熊廷弼深賴焉。」
袁應泰是東林黨人，熊廷弼是楚黨人。
朝堂上，東林黨人藉助對明光宗泰昌皇帝以及明熹宗天啟皇帝的登基有著擁立之功，大肆擴充朝中勢力，並對其他黨派進行打擊。熊廷弼必然是他們重點打擊的目標，並且經常性的掣肘熊廷弼在遼東的工作。後來「蒲河之戰」的小敗被東林黨人無限放大，不斷添油加醋，最終導致了熊廷弼的離任。
然而，身為東林黨的袁應泰卻能放下黨派鬥爭的偏見，以大家大局為重，積極為遼東戰場訓練軍隊，提供輜重補給，支持熊廷弼的工作。試想下，就連脾氣火爆、性格偏激，難有容人之仁的熊廷弼都對袁應泰予以了高度的認可，更加證明了袁應泰的人品和能力，以及對於國家的那份責任心，這些在當時都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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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袁應泰的政治生命就此終止，或者沒有之後那段經略遼東的政治經歷，袁應泰的名譽和聲望將會只高不低。然而正是這樣一次「所託非人」的任用，讓袁應泰成為了歷史的「罪人」，害死了自己，也坑苦遼東以及整個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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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錯誤舉措，讓熊廷弼此前一年多的努力經營付之東流。
袁應泰到任遼東，可謂是躊躇滿志，在給天啟皇帝的奏疏中，袁應泰這樣寫道：
「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
從這份奏疏中不難看到，袁應泰抱定了誓與遼東共存亡的勇氣與決心，這份精神是值得肯定與讚揚的，但是接下來袁應泰的一系列錯誤舉措，卻將為之後的遼瀋兵敗，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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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錯誤舉措，轉「守」為「攻」，大放厥詞，計劃「收復撫順」。
熊廷弼經營遼東期間，奉行的是全面的防守策略。可以說，這在當時是非常正確的決定，畢竟經過「薩爾滸之戰」，明軍損兵折將，已經從戰略進攻轉向了戰略防禦，就此失去了戰場的主動權，與此同時，這也是熊廷弼對於後金軍隊戰力的忌憚以及明朝軍隊羸弱戰力的擔憂。
但是袁應泰則推翻了熊廷弼的基本策略，向崇禎皇帝上疏：
「撫順為來往必爭之地，自撫順既失，而沈、奉危矣。臣曾會巡按並道臣諸將，問以方略，皆曰宜復撫順、清河。」
同時袁應泰計劃用兵18萬，「三路出師」，收復撫順。
然而，這個計劃自始至終沒有實現，但是轉「守」為「攻」，不僅改變的是遼東的已有的防禦體系，更是影響了遼東守將的心態，之後的遼瀋之戰中讓明軍品嘗到了嚴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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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錯誤舉措，改「從嚴治軍」為「從善治軍」，犯了「慈不掌兵」的大忌。
熊廷弼經營遼東期間，不僅是讓努爾哈赤頭疼上火，就連遼東官兵，也對熊廷弼非常的懼怕，這主要是因為熊廷弼「從嚴治軍」的態度。但是，經過熊廷弼的整治，軍隊的戰鬥力得到了提升，「不戰自退」、「臨陣脫逃」的明軍痹症得到了極大的改觀。
然而，袁應泰到任遼東經略後，馬上改變了這一政策，他用曾經他那「愛民如子」的治民手段來治理軍隊。這樣一來，熊廷弼好不容易樹立的軍法、軍規，被袁應泰這一舉措破壞殆盡，軍紀重新渙散了起來，曾經軍隊上下的種種惡習、陋習又一次顯現了出來，戰鬥力自然也是大不如前。
「寬和帶兵」，如果在和平年代，用以拉近同底層官兵的關係，是非常可取的策略，但是在形勢如此危機的遼東地區，不倡軍紀、不從嚴治軍，無異於慢性自殺，這一點在此前遼東的數次大小戰役中已經得到了證實，只是袁應泰卻堅持著自己讀書人的那一套儒家思想的理論，徹底的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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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錯誤舉措，也是最為致命的，就是盲目的收留蒙古降民。
熊廷弼經略遼東期間，也曾有蒙古難民來降，但是熊廷弼採取的策略是「化整為零、打亂安插」以及「嚴密監視、秘密處理」。就是將蒙古的降民全部分散在各個城池、堡壘、村落之中，使其不能相互呼應，同時暗中派人觀察，對於有間諜行為或者違法違紀行為的蒙古降民進行秘密的處決。這樣一來，不僅不會受到不納降民的輿論壓力，更是能及時發現藏匿於降民中的後金姦細，將其影響力和破壞力消弭於無形之中。
然而，袁應泰卻認為：
「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
於是，袁應泰為了拉攏蒙古降民能夠為己所用，採取了一種近乎於「賓至如歸」的態度來對待蒙古降民，不僅將其按照部落、家庭進行集中安置，並且對其從寬、從善對待，甚至對其的違法違紀行為也是寬和處理。
這樣對待明朝軍民同對待蒙古降民的「雙重標準」，上至朝廷官員，下至遼東軍民百姓，都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特別是遼東巡撫薛國用，反覆進行了勸諫，但是袁應泰依舊我行我素，繼續堅持著自己的政策。之後，在遼瀋之戰前夕，努爾哈赤對於王大人屯的試探性進攻中，作為守軍先鋒的蒙古降民部隊積極抵抗後金進攻，戰死二十餘人，更加讓袁應泰堅定自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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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蒙古難民歸降的時候，已經暴露除了諸多的「疑點」。
一來，是難民歸降的時間上的問題。
當時蒙古地區發生自然災害的時間是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蒙古各部先是在夏季遭遇了旱災，又在冬季遭遇了雪災。然而，這批蒙古難民投降歸順的時間卻是在泰昌元年（1620年）的年底，距離遭災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難民為何會在民生凋敝的草原上堅持一年才想到投降歸順，不禁讓人感到懷疑。
二來，是難民幾乎是完好無損的來到了遼西。
泰昌元年（1620年）年底的這次投降歸順，一次就來了超過4000名蒙古降民，並且他們並不是空手而來，而是驅趕著80輛大車以及上千匹牲畜，之後又有大批難民陸續前來。漫漫逃難之路，卻沒有遭到其他蒙古部落或者後金軍隊的劫掠，如此安然的就來到了明軍的底盤，這也讓人產生了深深的疑慮。
可是不懂軍事，更加不懂遼事的袁應泰依舊堅持著自己的策略，全然不顧上下的勸阻，最終釀下了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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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瀋相繼陷落，袁應泰以死謝罪。
就在袁應泰自我感覺良好，實際上卻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時候，努爾哈赤猶如找到了「想要睡覺就有人送枕頭」的感覺。
熊廷弼經營遼東，將遼東陣地打造成了鐵板一塊，令努爾哈赤都選擇了蟄伏等待，然而伴隨著熊廷弼的離任，袁應泰的到來，現在的遼東又回到了熊廷弼來到從前的狀態，努爾哈赤也就此將壓抑了一年多的怒火全部發泄在了遼瀋之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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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十六，努爾哈赤率領大軍水路並進，殺向瀋陽。
瀋陽之戰中，明軍主將賀世賢中了努爾哈赤的誘敵之計，輕敵冒進，致使自己深陷重圍。好不容易從後金的包圍圈中突圍來到瀋陽城下的時候，卻發現城門上弔橋遲遲不肯放下，原來蒙古的降民反了，這些蒙古難民中確實有著不少後金的姦細。
此時的城上的明軍正為姦細所牽制，全然無法顧及處於危難之中的賀世賢，致使其力戰而死。另外一位主將尤世功也在救援賀世賢的過程中，身死殉國。
眼看主將陣亡，明軍瞬間如作鳥獸散，又呈現出了潰敗的態勢，原本成高牆厚且城池內外均有完備防禦體系的瀋陽城，在短短不到一天的時間裡，就被努爾哈赤攻克了。
賀世賢的急功冒進是導致戰敗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還是這些被袁應泰給予厚望的蒙古降民，卻在最關鍵的時候背叛了他，最終導致了瀋陽的陷落。與此同時不得不說的是，賀世賢的出兵迎戰，難道不也是受到了袁應泰轉「守」為「攻」的思想的影響么，這樣看來袁應泰無疑成為了瀋陽陷落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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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應泰接下來的表現更是昏招頻出。
後金軍隊最為擅長的就是圍點打援，努爾哈赤如此，他的繼任者皇太極更是如此。
就在接到努爾哈赤圍攻瀋陽消息的時候，袁應泰急忙派遣由秦邦屏、周敦吉率領的七千川兵，以及由陳策、童仲揆還有戚繼光的族侄戚金率領的三千浙兵，前往救援瀋陽。這兩支部隊在明朝的歷史上都是大名鼎鼎，其中的川軍正是明朝「巾幗英雄」秦良玉創立的白桿軍，浙兵則更加出名，是威震一時的「戚家軍」。
可是當這支援軍部隊到達渾河的時候，瀋陽已經陷落，同時努爾哈赤也發現了這支軍隊，開始了對其的進攻。此時一貫主張主動進攻的袁應泰卻沒有再行派兵救援，理由竟是讓人啼笑皆非的「去救了也是送死」。於是他眼睜睜的看著一萬川、浙兵將戰死於渾河兩岸，主將童仲揆、陳策、周敦吉等人皆身死殉國，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渾河之戰」也成為了戚家軍最後的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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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袁應泰的噩夢還沒有結束，短短五天之後，努爾哈赤開始進攻遼陽，他也迎來了命運對於他的「最終審判」。
瀋陽陷落的教訓還歷歷在目，此時袁應泰卻依舊不肯堅守城池，而是派李秉誠、侯世祿、朱萬良等人帶五萬兵馬出城迎戰。人數上本就不佔優勢，再加上後金軍隊以野戰擅長，這樣「揚短避長」的策略所帶來的結果必然是明軍的潰敗，由此一來極大的消耗了守軍的實力，更是嚴重動搖了軍心。
在清理完城外的明軍後，努爾哈赤下令攻打遼陽城，騎兵衝鋒、盾車協同、內外呼應、決堤放水，在努爾哈赤高超的戰鬥指揮天賦面前，袁應泰顯然是沒有任何招架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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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這個時候，又是蒙古降民中的後金姦細在城中大肆作亂，一邊襲擊城中的守軍與百姓，一邊宣揚明軍已然大敗，順便還在城中點起大火，此時的明軍士氣全無，再一次的四散潰逃，遼陽城破只是時間問題。
面對此情此景，袁應泰自知大勢已去。遼東巡按張銓以袁應泰沒有「守土之責」要他趕緊突圍。但是袁應泰選擇了留下來，並獨自一人來到了城東北的鎮遠樓，向西叩拜北京，並哀嘆道：
「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為恢復計」。
之後，袁應泰佩戴著遼東經略的印信以及天啟皇帝御賜的尚方寶劍，自縊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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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中，對於袁應泰寄予了一個頗為柔和，甚至可以說非常中肯的評價：
「應泰歷官精敏強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疏。」
這是在肯定袁應泰治國治民能力的同時，對其軍事戰略能力的全面否定。
事實上，袁應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標準的「好官」。但是就是這樣一位清正廉潔、勤於政務，卻對軍事一無所知的文官，將其放在遼東經略的位置上，確實是「所託非人」。
儘管袁應泰有著敢於做事、願擔責任的優點，但這僅僅是在精神氣節上，好過了那些懶政、怠政的不作為官吏。然而他做的越多，錯的越多，如果這是治民，尚且有挽回的餘地，可這恰恰是在一招棋錯、滿盤皆輸的軍事戰爭領域，同時更是在遼東這樣一個風起雲湧、瞬息萬變的危機之地，袁應泰的一次次錯誤的舉措，最終導致了他自己的自縊身死的悲劇結局，更是造成了遼瀋陷落、遼東大片國土盡失這樣一個無法挽回的失敗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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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怪罪於袁應泰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實際上，袁應泰正是徹徹底底的明末黨爭的犧牲品，他被派駐遼東並理由僅僅是因為他是東林黨人，東林黨人需要佔據遼東經略這個關鍵的職務，卻忽略了這個位置上的人所要具備的能力、應該承擔的責任以及所要面對的風險，於是才有了這樣一個「所託非人」的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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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應泰不是第一個政治鬥爭犧牲品，在他之前的熊廷弼縱然成績突出，也倒在黨爭之下；在他之後的孫承宗、袁崇煥，無一例外的不是栽在了自己的手中。而在這樣一次次的「自毀長城」之後，明朝逐步喪失了關外的領土，也更是一步步走向了滅亡。
這也使得我們在對袁應泰的悲劇式的結局感到嘆惋的同時，更是對大明王朝如此這般的衰落與滅亡而倍感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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