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 歷史學與政治
授權轉自：保守主義評論
哲學園鳴謝
秋風 譯
按：本文選自哈耶克 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秋風 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7頁。
政治輿論一向、並將永遠與人們對歷史事件的看法緊密相關。歷史經驗正是我們據以相信我們的種種政策和制度之為可欲的主要依據，而我們當前的政治觀點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左右我們對歷史的解釋。然而，如果說人們不會從歷史中汲取任何教訓的看法未免有點悲觀，那麼，我們也不免會懷疑，人們所了解的是否確系歷史真相。歷史事件當然是人類經驗的源泉，然而，人們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卻並非取決於客觀事實本身，而取決於他們歷史記錄和解釋，他們所能接觸的只能是這些。很少有人會否認，我們對於不同制度之好壞的判斷，基本上取決於我們對它們過去的效果之把握。政治理想或政治觀念中，恐怕沒有幾個不涉及對整個歷史進程之看法的，而歷史記載，恐怕也沒有幾個不是被用為某些政治目標之符號的。然而，在當前指引我們的歷史信念並不總是符合歷史事實；有時，歷史信念與其說是政治信念的後果，不如說是政治信念的前因。在塑造輿論的過程中，歷史迷思所發揮的作用也許與歷史事實不相上下。不過，除非我們賴以得出我們的結論的歷史記載本身是正確的，否則，我們就不要指望能從歷史經驗中受益。
因此，歷史記錄者對於民意的影響，很可能比那些創造新理念的政治理論家的影響更持久、也更深刻。而那些獲得社會廣泛認可的新理念，似乎也通常不是比較抽象的理論，而是對具體事件的解釋。就此而言，歷史學家比起理論家來，對於民意的影響要更直接一些。早在職業歷史學家奮筆疾書之前，當下關於目前事態的爭論就將對這些事態形成一套明確的認識，或者也許是好幾套不同的認識，這些認識將影響當前的討論，也會使人們對新問題的看法出現分歧。
當下的歷史觀對於政治看法的這種深刻影響，比起從前來，似乎不大容易看得清楚。一個原因可能是，很多現代歷史學家的抱負是進行完全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先入之見影響的純科學研究。這當然沒有任何可指責的，因為這是學者所肩負的崇高使命，那麼，具體到歷史學研究，學者們當然需要釐清歷史事實。在回答有關歷史事實的問題的時候，我們確實沒有任何正當理由規定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歷史學家不能得出共同的結論。不過，從一開始，在決定什麼樣的問題值得回答的時候，就已經涉入了個人的價值判斷。面對一個時期的歷史或一系列歷史事件，如果沒有關於社會過程的錯綜關係的種種理論，如果沒有一定的價值觀，能否寫出這段歷史，實在是大可懷疑。歷史編纂，是與歷史研究有所區別的，我們起碼可以說它是一門具有強烈藝術色彩的科學；如果試圖編纂歷史的學者沒有明確意識到，他的任務就是按照一定的價值觀對歷史進行解釋，那麼，即使成功了，也只能是自欺欺人，成為他沒有明確意識到的偏見的犧牲品。
可以說明歷史學家的著作之巨大影響力的最好例證，莫過於英國「輝格黨人對歷史的解釋」，這群歷史學家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塑造了英國的政治氣質，在相對較短時間內也塑造了整個西方世界的政治特質。或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每個通過自己摸索熟悉創建了自由主義傳統的政治哲學家的著述的人，很多都是通過哈勒姆（譯註：Henry Hallam，1777-1859，英國歷史學家，著有《中世紀的歐洲》、《歐洲文學引論》等）、麥考利（譯註：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國政治家、歷史學家、輝格黨人，著有《英國史》、《古羅馬之歌》等）或格羅特（譯註：George Grotey，1794-1871，英國歷史學家，著有《希臘史》12卷）和阿克頓勛爵等人的著作而真正消化吸收了其自由主義傳統的精髓。重要的是，現代英國歷史學家比其他人更積極地貶低這種輝格黨人傳統，後來一位學者曾經寫道，「那些也許是在年輕人的嚴酷心態的誤導下希望清除這種輝格黨人解釋的人士……清理出了一間房子，而揆之常理，這樣的房子是不可能一直空下去的。於是，他們為人世間的種種惡行（seven devils）打開了方便之門，就是因為這些是新來者，所以它們必然會比前面的更惡劣。」。而且，儘管他依然說，「輝格黨人的歷史學」是「錯誤的」歷史學，但他仍強調，它是「我們的一份遺產」，「它曾經對英國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
「輝格黨人的歷史學」從某些角度看是否確實是「錯誤的」歷史學，這個問題恐怕還不到蓋館論定的時候，不過，我們這裡無法進行探討了。不過，它創造了19世紀那種有利於自由主義的氛圍，這種正面效應是無可置疑的，而通過歪曲歷史事實，當然不可能達到這種效果。輝格黨人的歷史學主要是一種政治史，它所依據的重大歷史事實都是眾所周知、確定無疑的。它或許沒有在所有方面都達到現代歷史研究的水平，但它讓亟待人從小就真切地感受到了幾代人他們的祖先為他們爭取到的政治自由的價值所在，並且成為他們維護這一偉大成就的指南。
輝格黨人的歷史闡釋隨著自由主義的衰落而漸成明日黃花。然而，是否由於現在的歷史學聲稱自己更為科學了，因而它的敘述就變得更為可靠，而那些曾經對人們的政治觀念發揮過巨大影響的專業領域[指政治史——譯者注]，可以成為更值得人們信賴的指南，卻是大成疑問的。政治史確實已經嚴重地喪失了它在19世紀曾經擁有的那種力量和魅力；舉個例子，我們當代的歷史學著作的發行量和直接影響力，是否能與麥考利《英國史》媲美，實在令人懷疑。不過，我們當前的政治觀念受歷史信念的影響的程度，卻並沒有減弱。隨著人們的興趣從憲政問題轉向社會和經濟領域，現在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歷史信念主要就是對於經濟史的闡釋。下面的說法可能並不過分：社會主義對歷史的闡釋主宰著過去兩三代人對政治的思考，而它主要地就是一種對經濟史的具體看法。
大多數人，當聽到我們說，他們的政治信念曾經受到某種關於經濟史的觀點的影響時，作出的反應是：他們可從來都對經濟史沒有興趣，也從來沒有讀過這個學科的任何著作。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附和別人，把某些經濟史學家在這樣那樣的時候編織出來的神話奉為顛撲不破的事實。在新的政治理念為一般公眾所接受的間接的、迂迴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居於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使他發揮作用需要很多中轉過程。只有經過好幾個步驟之後，他對歷史的描繪才能為公眾所知；得通過小說和報紙、電影和政治講話，最重要的是通過學校和日常交談，普通人才能形成他對歷史的看法。然而，歸根到底，即使是那些從來沒有閱讀過歷史學家的一本著作、甚至可能根本就沒有聽說過歷史學家的名字的人，也是透過歷史學家的眼鏡來認識歷史的。比如，人們對工會的演變和後果的看法，人們相信所謂的壟斷不斷增長的趨勢，以為是競爭導致企業故意毀滅商品庫存（其實不管什麼時候發生這種事件，都是壟斷的結果，並且通常是政府授予的壟斷的結果），人們也相信，有益的發明創造會導致壓迫，關於「帝國主義」的根源和後果的看法，軍火工業或者更一般地說「資本家」是發動戰爭的罪魁，如此等等，差不多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民俗。當得知下列事實的時候，絕大多數人一定會極為驚訝：對於上述種種問題，他們信以為真的絕大多數東西，其實都不是可靠的歷史事實，而是神話，是由一些政治核心人物炮製出來，有些好心人覺得這些東西合乎自己胃口，於是就替他們廣為傳播。歷史學家需要撰寫好幾本類似本書這樣的著作來揭示人們——不僅僅是激進分子，還有很多保守人士——關於這些問題普遍持有的信念，並不是歷史事實，而不過是政治神話。對於上述種種議題，我們這裡所能做的只是向讀者推薦若干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可以使他了解關於研究這些重要問題的知識現況。
不過，在所有這些神話中，有一個最離譜的超級神話，人們經常用它來貶低令我們當今的文明受益匪淺的經濟體系，本書就專門探討了這一超級神話。這個神話就是：隨著「資本主義」（或者是「製造業」、「工業制度」）的興起，工人階級的狀況反而惡化了。有誰沒聽說過「早期資本主義的慘狀」？有誰沒有下面的印象：這種制度的出現，給從前知足常樂、心滿意足的廣大民眾帶來了罄竹難書的新痛苦？我們可能恰恰是在維護一種已經臭名昭著的制度，人們指責說，這種制度，最起碼在一段歷史時期內，使社會上最貧窮、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惡化了。社會上無所不在的對「資本主義」的強烈譴責與下面的信念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可否認，競爭性秩序確實帶來了財富的增長，但其代價則是降低了社會中最貧窮的人口的生活水平。
經濟史學家確實曾經廣泛地傳授這種歷史論述。然而，稍微仔細地考察一下歷史事實，就可以徹底駁倒這種看法。不幸的是，關於這一問題的學術爭論已經決出勝負之後數十年了，公眾似乎仍然相信，那些古老的神話是真理。這種看法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在它已經被證明完全違背歷史事實之後，它仍然可以決定大眾的意見，這兩個問題都值得進行一番嚴肅認真的考察。這種看法通常不僅可以在敵視資本主義的政治文獻中看到，甚至能在總體上贊成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著作中看到。一個典型的例證是下面一段出自魯傑羅久負盛名的《歐洲自由主義史》中的段落：
「恰恰是在工業迅猛發展的時期，工人的的狀況卻惡化了。僱主千方百計地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工廠僱傭婦女和童工以壓低工資；工人已經切斷了於其教區的聯繫，可以自由遷徙，集中到勞動力需求最迫切的地方，自己內部展開了激烈競爭，從而使市場上的勞動力更加廉價：在經濟告訴增長時期，由於人口和消費者不夠穩定，必然會導致大量的、經常性的工業危機，失業的隊伍一次又一次地膨脹，成為飢餓大軍的後備軍。」
即使是二十多年前說這種話，我們也不能稍予原諒。就在這本書出版之後一年，最傑出的現代經濟史學家克拉法姆爵士就非常正確地抱怨說：
「一直到《人民憲章》（the People』s Charter[英國憲章運動中的綱領性文章，1837年由木匠WilliamLovett]領導創立的「倫敦工人協會」集體擬訂。——譯者注）和世界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1851年在倫敦舉行的世界首次大型博覽會——譯者注])之前的某個日子之前，工人階級的境遇一直在惡化，這種錯誤信念真是根深蒂固，難以根除。而歷史的真相是：在1820-1年價格下跌之後，總體來說，工人的工資——當然不是每個人的工資——的購買力確實要比革命戰爭和前拿破倫戰爭前要高；由於這一歷史事實與傳統的看法完全相反，所以，人們根本就置之不理，而社會歷史學家從來就不重視統計學家提供的工資和價格統計數據。」
就一般公眾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而言，今天，局面並沒有多少好轉，儘管連那些曾經大力傳播過相反看法的人士大多數也不得不承認歷史的真相。很少有人像哈蒙德夫婦那樣積極地宣傳那種傳統看法：19世紀初期工人階級的境遇變得異常糟糕；人們經常引用他們的著作來證明這一點。然而，到了晚年，他們也直言不諱地承認：
「統計專家告訴我們，當他們將他們所獲得的數據進行按次序排列後，他們很滿意地發現，人們的收入在提高，就在大多數人怨聲載道，義憤填膺的這個時期，比起18世紀來，他們並沒有變得更窮；此時就如同秋天進入，人們已經開始在沉默中逐漸成熟起來。當然，證據仍嫌不足，對它的解釋也不能過於簡單，但這種一般性的看法或許多多少少是正確的。」
對他們的著作對公眾的看法已經產生的巨大影響而言，這些話已經於事無補了。比如，在最近一本全面研究西方政治傳統的歷史著作中，我們依然能夠讀到下面的話：「但是跟一切偉大的社會試驗一樣，勞工市場的形成是代價高昂的。最重要的後果是它導致工人階級物質生活水平大幅度急劇下降。」
我還想進一步指出，當我拿到羅素的最新著作，我發現，這種傳統看法依然幾乎霸道地主宰流行的著作中。在這本書中，彷彿是為了再次確認這種看法，羅素臉不紅、心不跳地說：
「工業革命在英國和美國都造成了難以言表的悲慘狀況。我覺得任何一位學習經濟史的學生都不會懷疑，19世紀初期英國的平均幸福程度要低於百年之前；而這種狀況幾乎完全是科學技術招致的。」
如果一個較有頭腦的的外行相信，出自羅素這樣的作者之口而又如此斬釘截鐵的話不可能不是真理，我們是不應當責怪他的。如果羅素也相信這種陳腐看法，那麼，當我們發現今天版本眾多、發行成千上萬冊的口袋本經濟史都在積極地傳播這種錯誤看法，我們當不至於過於驚訝。而我們所看到的歷史小說，也幾乎毫無例外地以動人的筆觸講述廣大工人的境遇突然惡化的故事。
我們現在知道，歷史上發生的實際情況是，工人階級的境遇一直在緩慢而不規則地改進，而對於外行來說，這樣的歷史真相當然不怎麼令人興奮，也不是那麼趣味盎然。他已經習慣了抱有一種期望，就是歷史不會是平平淡淡的；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歷史根本就不是一個必然的進步過程，在這之前的若干世紀中，窮人的境遇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而只有到了人類試驗那種他一直以為是導致窮人境遇悲慘的制度之後，我們才可以期望工人的境遇持續地得到改善。
在討論現代工業的興起對勞動階層的影響的時候，人們幾乎總是要提到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生活狀況，然而，他們所提到的巨大變化其實早就發生了，到當時已相當久遠了，並已大大超出英國一國範圍。在英國已被證明對財富的迅速提高很有利的經濟活動自由，最初可能不過是17世紀革命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的幾乎是偶然的附帶結果而已；只是在其正面效應被人們廣泛注意到之後，經濟學家才開始著手解釋其間的關聯，並要求取消對仍然限制商業自由的種種壁壘。這一點從多個方面誤導了人們，當人們談論「資本主義」的時候，彷彿它是在18世紀末突然出現的一種全然不同的新制度；我們在這裡使用「資本主義」一詞，因為這是我們最熟悉的名詞，但我們也是非常勉強使用這個詞的，因為，它的現代內涵在很大程度上是從社會主義立場上解釋我們所提到的這段經濟史時所賦予的。通常這個概念都與失去了財產的無產階級的興起的觀念相提並論，這個時候，當這個詞尤其具有誤導性，資本主義通過某些迂迴曲折的過程，剝奪了無產階級對於其勞動工具的正當的所有權。
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的興起之間真實的關係史，與這些論證群眾遭受了剝奪的理論告訴我們的幾乎完全相反。歷史真相是，在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對與絕大多數人來說，擁有勞動工具是他們維持自己生存或至少具有養活家人的能力的基本條件。那些自己不擁有必要的工具而通過為他人勞動養活自己的人的數量，一直只在人口中占很小比例。大量耕地和工具代代相傳，這限制了整個社會能夠存活的總人數。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沒有先人留下的耕地和工具，人們就只有餓死，或者無法養育後代。對於一代人來說，很少有積累工具的激勵和可能性，而這卻是使大量後代存活的基本條件，因為使用額外人手的優勢主要局限於勞動任務的分工提高工具擁有者的勞動效率的場合。只有當從使用機器中獲得更大的收益時，才能為他們的投資既提供手段也提供機會，正是這些投資使得急劇增加的人口越來越有可能存活下去，而在過去，人口這樣急劇增長，必然導致其早早夭折。數百年間實際上始終停滯不前的人口數量終於開始急劇增長。於是，可以說是由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無產階級終於擺脫了從前那些沒有工具的人的命運，儘管不擁有工具，但他們仍能存活，而放在以前，他們的生活必然要降低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正是資本主義所提供的新僱傭機會，使額外增加的人口得以存活成長。如果這一點是正確的，那麼，正是資本的增長才使無產階級得以形成，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資本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大量沒有從父輩手裡繼承下維持生存所必需的工具的人們，僅僅靠自己的勞動就可以養活自己；這些人必須先有資本，然後才能生存，但後來這些人卻宣稱分享資本是一種權利。有些人發現，下面的作法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大規模地使用他們的收入提供新的生產工具，如果沒有這些工具，另一些人就根本無法自己養活自己；這種作法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儘管那些人提供工具的時候並不是出於慈善動機。
對於現代工業的興起對人口增長的影響，統計學可以向我們提供生動的說明。這些統計數據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與通常的看法相反的，人們認為，工廠制度的興起對廣大群眾帶來了有害地影響，不過，我們此處所關注的並不是這一點。而除了下面的事實我們也不用再多說什麼：只要那些產出達到一定水平的人口的數量增長，必然就出現人口的同樣比例的增長，儘管可能最貧窮的人們的生活水平不一定能得到實質性提高，但平均的生活水平是可以得到很大提高的。跟本文的問題有關的是，人口、尤其是製造業人口的增長，至少在所謂的工人的狀況嚴重惡化之前兩三代人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這裡提到的這個時期，也是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問題在歷史上首次引起普遍關注的時候。實際上，當時的人們的有些看法就是今天的人們的不少看法的主要來源。因此，我們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種與歷史事實完全相反的印象，是如何為當時的人們普遍信持的。
顯然，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人們逐漸注意到了以前被忽略不管的事。已經獲得的健康和福利水平的提高本身，抬高了健康和福利的標準和人們的期望。過去看來似乎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狀況，即使相比過去已經有所改善，也會被認為是與新時代理所當然應該提供的機會不相稱。由於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得比以前更快了，於是，經濟上的苦難看起來更扎眼了，也似乎更沒有正當性了。有些人的命運開始引起人們的義憤和驚慌，當然，這並不能證明這些人的境遇變得比其父母或祖父母還糟糕。有種種證據表明，社會依然存在嚴重的不幸，但是沒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這些不幸比以前更嚴重或者哪怕是一樣嚴重。產業工人大量廉價住房擁擠在一起，可能是要比有些農業勞動者或家庭工人曾經居住過的村舍更醜陋；這些狀況比起窮人分散在整個農村的時候，確實更足以令地產主或城市貴族心驚憂慮。然而，對於那些從鄉村移居到城鎮的人來說，這已經是生活水平的改善了；即使工業中心的迅速發展導致了衛生處理問題——人們其實也一直在緩慢地、痛苦地學習如何解決——但統計資料則可以使我們很有把握地確定：公眾的健康狀況總體上是改善了而不是受到了損害。
然而，人們對工業化的效應的解釋，之所以從樂觀的看法轉變為悲觀的看法，除了社會意識的覺醒之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看法的這種轉變，並不是發生在製造業地區，這裡的人們對於實際發生的事情有第一手的了解，相反，認識上的轉變發生在相對較遙遠的英國大都市的政治討論中，這裡的人們在新的工業發展的參與相對較少。相信1880年代和1940年代英格蘭中部和北部地區製造業工人在「可怕的」的條件下工作生活的，其實都是倫敦和南部地區的上層階級。它是地產主階層在工廠主起而反對前者熱情擁護的《穀物法》、要求實現自由貿易時對後者進行反擊的一個論據。正是根據這些保守主義報刊的說法，那些缺乏工業區第一手資料的激進知識分子形成了他們的觀點，後來就成了政治宣傳的標準武器。
這種關於工業化的興起對工人階級的影響的看法，今天人們依然普遍相信，這種看法可以在一位倫敦婦女庫克·泰勒夫人（Mrs. Cooke Taylor）寫於1843年的一封信中看到，她在平生頭一遭訪問蘭開夏的某些工業區後寫下的這封信最清楚地反映了那種源遠流長的看法。她記錄了她所看到的情況，前面是一段評論，說到了倫敦人對這種情況的普遍看法：
「不用我說，你肯定讀到過報紙上講的有關被壓迫者的悲慘狀況和他們的主人的暴虐的文章，看了這些文章，我不能不得出一個結論，我同意去蘭開夏，實在是太不自量力了；這種歪曲確實是太普遍了，人們輕易地就相信了這些，而根本就不知道問個為什麼，何以如此。我舉個例子，就在動身前，我參加過市區西頭舉辦的一個大型晚宴，我坐在一位先生旁邊，可以說他是個非常聰明也很有頭腦的人。就在談話中間，我說到我將去一趟蘭開夏，他兩眼瞪著我驚奇地問：『我真是不知道什麼東西才會讓我去那兒。』他似乎立刻就聯想到我這是要到聖伊萊斯[St. Giles，7世紀住在法蘭西的隱士，殘疾人、乞丐和被社會遺棄的人的主保聖人——譯者注]的住處去；在他眼裡，蘭開夏是個恐怖的地方——到處都是工廠；那裡的人由於飢餓、壓迫和超時工作，而幾乎完全失去了人樣兒；工廠主則是腸肥腦滿、大腹便便的樣子，對民眾敲骨吸髓。我對他說，這種情形可實在太可怕了，然後我就問他，『你是在哪兒看到這些悲慘狀況的？』他回答說，『他自己從來沒有親眼見過，但他聽人說有這種事；至於他本人，從來沒有到過工業區，也永遠都不想去。』這位先生輕信、傳播報紙上的話，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們從來沒有費心思探究一下，報紙上說的是真是假。」
然而，令她驚奇的是，蘭開夏的狀況相當令人滿意，庫克·泰勒夫人詳盡描述了那裡的情形，然後，以下面的評論收尾：「現在，我終於在工廠、在他們的住所、在他們的學校中親眼看到了這些工廠工人，我完全無法理解人們為什麼要為他們奔走呼號？比起其他勞動階級來說，他們穿得好、吃得好，行為也更端正。」
不過，即使在當時只有一個政黨在大聲疾呼那種後來被歷史學家推翻的看法，我們仍然需要解釋，為什麼在當時，一個政黨——即不是激進主義政黨、也不是自由主義政黨，而是托利黨——的這種看法卻會成為19世紀下半葉經濟史學家幾乎毫不懷疑地接受的觀點？原因似乎在於，人們對經濟史之所以發生濃厚興趣，本身就與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興趣有密切關係，最早一批專門研究經濟史的人士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傾向於社會主義。這裡所說的並不只是卡爾·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闡釋」給經濟史研究帶來的無可置疑的巨大動力；事實上，當時各個社會主義流派都主張同樣的歷史哲學，試圖揭示不同經濟制度的相對特徵及歷史過程中不同經濟體系逐次替代的必要性。他們都試圖證明，他們所批判的經濟體系，即生產手段私人所有的制度，是對人類發展初期更自然的財產共同所有的制度的一種反轉；由於指導他們進行研究的理論框架事先就已經明確地認定，資本主義的的興起必然不利於工人，因此，一點都不奇怪，他們果然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證據。
然而，最後的研究成果充滿偏見的，不僅僅是那些有意識地把研究經濟史當作打造政治煽動的武器的人士——從馬克思、恩格斯到松巴特（Aerner Sombart）到韋伯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都是如此——還有很多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在不帶成見地探究歷史事實的學者也墜入陷阱。其中的原因部分在於，他們所採用的「歷史方法」從一開始顯示出，它是對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的一種強烈反彈，因為後者對大眾為處理當時人人都抱怨的種種問題所提出的方案，總是愛唱對台戲。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60年中，最龐大、也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就以「教授席上的社會主義者」（Katheder sozialisten）而自豪，而他們的精神前輩。美國「制度主義者」（institutionalists）大部分也傾向於社會主義，這些都不是偶然的。這些學派營造的這種學術氣氛使得任何一位年輕的學者要想不屈從於學術輿論的壓力，都需要異乎尋常的獨立精神。對於一個學者的學術前途而言，再也沒有比斥責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衛道士」更令人恐懼、更致命的了；即使某位學者想勇敢地反對主流派對某個具體問題的看法，他也必須非常小心，加入到譴責資本主義制度的行列中，而千萬不能讓別人指控自己是資本主義的「衛道士」。把現有經濟秩序僅僅看成某個「歷史階段」，進而根據「歷史發展的規律」預測一個更美好的制度行將出現，這已經成為當時所謂的真正科學精神的標誌。
以前的經濟史學家對歷史真相的歪曲，實際上，可以追溯到他們的一種天真的信念：可以在沒有任何理論概念框架的情況下認識這些事實。他們以為，不利用任何理論，也可以疏理歷史事件的因果關聯，他們也可能覺得，事實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種理論，這樣的想法，當然純屬幻想。社會事件尤其格外複雜，因此，如果不藉助某種系統的理論提供的分析工具，我們必然會曲解這些事實；那些刻意地迴避利用某種明確的、經過考驗的邏輯論證的學者，最後的結果常常是淪為他們那個時代流行的觀念的犧牲品。在這個領域，常識通常是不那麼可靠的嚮導，而看起來似乎「顯而易見的」解釋，常常不過是廣為傳播的迷信觀念而已。機器的引入將導致對勞工需求的普遍減少，這一點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略加思索，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種想法乃是源於某種邏輯謬誤，是強調了變化的一種效應而無視其他效應。沒有任何事實證據可以支持這種想法。但那些覺得這一說法是真理的人卻似乎總是能發現能夠堅定他的信念的證據。他們似乎很容易地就找到了19世紀極端貧困的例子，由此得出結論，這一定是實行機器生產的結果，他們沒有進一步深思，工人的工作條件到底是比以前更好了，或者哪怕是比以前更差了。或者人們可能相信，產量的提高肯定會導致無法售出全部產品；那麼，當他發現銷售停滯後，就可以認為這是肯定了自己的預期，儘管除了普遍的「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之外，可能還存在其他更有道理的解釋。
毫無疑問，所有這些錯誤的解釋、說法，都是出於良好用心；我們沒有理由不尊重這些人士的動機，他們喚醒了公眾的良知，用慘淡的色彩描繪了窮人的悲慘際遇。我們感激他們的激情，他們促使某些不願面對現實的人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實真相，並促成了某些最傑出、最高尚的公共政策行動——從廢除奴隸制，到取消對進口食品的關稅，到銷毀很多根深蒂固的壟斷特權和陋規。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記住，為何直到最近，大多數人的條件依然跟100或150年前一樣悲慘。但我們不應該在歷史已經早就過去之後依然聽任人們歪曲真相，影響我們對歷史上第一次使人們覺得這種悲慘狀況是可以避免的制度的看法，哪怕這是出於人道主義的熱情。工人階級的要求和雄心本身，從前是、現在也依然是資本主義給他們的處境帶來的巨大改善的結果。毫無疑問，是有很多人，他們的特權地位，他們可以阻止他人以更好的辦法服務於消費者從而保障自己穩獲舒心收入的權力，被自由企業制度的發展給摧毀了。是有許多人，可以出於形形色色的理由而為現代工業制度的發展痛心不已；享有特權的上等階層非常看重的某些美學或倫理價值無疑受到了工業化的威脅。有些人士甚至懷疑，人口的急劇增長，也即嬰兒死亡率的急劇下降，到底是不是一樁好事。但是，如果，並且只要我們以廣大勞苦階級的生活水平作為判斷工業制度之後果的標準，那麼，我們可以信心十足地說，工業制度已經形成了一種總體而言向上的大趨勢。
研究者們認識到這一事實，是在新一代經濟史學家的崛起之後，他們不再認為自己是經濟學的死對頭，也沒有一門不為專業圈子以外的人們所知。很可能我們會發現，這些研究成果最終為公眾普遍接受的心思要證明經濟學家錯了，相反，他們自己也受過經濟學訓練，長期致力於研究經濟的變遷過程。不過，這種現代經濟史學在幾十年前就基本上成為定論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然過程將異乎尋常地緩慢。這方面的新研究成果並不是知識分子發現它與自己普遍的先入之見暗合因而渴望獲得的，相反，這些研究成果與知識分子普遍的信念恰成對立。然而，如果我們對於錯誤的觀念在塑造人們的政治看法的過程中的重要性之估計是正確的，那麼，現在確實已經到了立刻用真理最終取代已經統治了大眾的思想那麼長時間的神話的時候了。正是由於相信，這種變化已經被拖延得太久了，所以，我們才舉行這次會議探討這一問題，下面三篇論文就是提交給這次會議的，最後我們決定，將這些論文彙集起來，呈獻給廣大公眾。
承認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從現代工業的崛起中受益匪淺，與下面的事實當然並不衝突，就是這個階級中有一些個人或群體還有其他階級，可以在一段時期內遭受了這一過程帶來的痛苦。這是一種新秩序，也就意味著變化將越來越急劇，而財富之所以能夠快速增長，主要是人們越來越迅速地調整自己以適應變化的結果。在這樣的氣氛中，高度競爭市場的流動性才能得以發揮；一些特定職業確實不那麼穩定了，但工作機會大大地增加了，足以補償這種不穩定性。不過，新制度的擴散是逐漸發生的，不是一帆風順的。會有一些人，直到如今仍然有一些人，他們的產品完全暴露在市場的變幻無常之中，但卻從來沒有享受到他人所能獲得的更多的機遇。古老的手工業由於被機器生產所取代而陷入衰落的例子被人們廣為宣揚（手工織布工人的命運就是人們常常引用的一個經典案例）。然而，即使在這些行業，機器生產所導致的苦難是否就一定比資本主義——它極大地提高了商品和資本的流動性——出現之前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連續歉收所導致的苦難更嚴重，實在是大成疑問。資本主義之前各個時代，普通民眾忍受苦難，被認為是自己無法改變的命運，而與這樣的社會比起來，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中偶然出現的少數人的不幸，卻反倒容易被人認為是不公正，是一種挑戰。
要想弄清令人們怨憤的事情的真正原因，甚至更進一步弄清有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需要人們比以前的大多數歷史學家更正確地理解市場體系是如何運轉的。人們加之於資本主義制度身上的很多罪名，其實應該歸咎於前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徵之殘餘或復活：壟斷要麼是不夠明智的國家活動的直接後果，要麼就是由於沒有弄清，競爭秩序要平穩運行，需要某種合適的法律框架。我們已經提到的經常遭人詬病的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徵和趨勢，事實上恰恰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基本機制不能正常運轉的結果。尤其是為什麼及在何種程度上，壟斷干擾了競爭秩序的正常運轉，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我們無法在此過多討論了。
這篇導言沒有別的用意，目的僅僅在於點明我們要討論的問題的一般背景，更具體的討論需要閱讀下面的論文。我相信，這些論文大體上揭示了討論的大方向，而個別的結論還需要對其所涉及的特殊問題的更具體的研究予以充實。這些論文所涉及的僅僅是比較寬泛的問題的一部分，作者們的目的僅僅在於為他們所開啟的討論提供一些基礎。這些論文涉及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歷史事實是什麼？歷史學家是如何呈現這一事實的？為什麼？——作者們主要研究的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則隱含在對第一個問題的討論中。只有儒弗內爾先生的文章性質有所不同，它主要是探討第三個問題；而正因為如此，它所提出的問題已經超出了這裡所概述的複雜問題的範圍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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