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姬旦，中國第一個聖人，被尊為元聖，中華超大文明的開創者

周公姬旦，中國第一個聖人，被尊為元聖，中華超大文明的開創者

在儒家，周公姬旦被尊為元聖，元者第一個的意思，原點的意思，原初的意思，堪稱中國第一個聖人。自春秋以來，周公被歷代統治者和學者視為聖人。他被尊為儒學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聖之一，《論語》中記載孔子言論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孟子首稱周公為「古聖人」，將周公與孔子並論，足見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讚頌了周公的德才。漢朝的劉歆、王莽將《周官》改名《周禮》，認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於太平盛世之業績，將周公的地位駕於孔子之上。周公做了什麼事使其備受推崇?他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調。

中華超大文明的開創者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認定「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王國維是清末民初的人，他是經歷過中國兩千年未有之巨變的人，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所處時代的那次巨變是最重要的，反而認為兩千多年前的那次巨變才是重要。

為什麼那次巨變重要?從國家治理背景看，史前中華文明如台灣籍美國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所言，其實呈現於一個超巨型的「中國-瑪雅連續體」中，其規模含納了今日中國和整個太平洋乃至南北美洲，空間和人口數量遠遠大於全球其它古文明，包括作為中華民族之「祖」的西安楊官寨遺址黃帝族群，就是從寧夏銀川一帶進入關中的「薩滿」教徒，而這些「薩滿」教文化，也源自沿中國東部南部沿海乃至閩台傳播的史前文明。

該文明一方面在今日中國北方從東北通過白令海峽進入北美東海岸，同時在南方也以「南島語族」創始者的身份，從閩台乃至東南部沿海向太平洋深處進軍，留下「南島語族」及其後裔，且到達南美;另一方面，該文明又在歐陸文化傳播最東端的今中國寧夏銀川一帶，明顯接受了歐洲文化的影響後才進入關中。

被含納在如此超巨型的中國-瑪雅文明連續體中的史前中華，必然孕育出相應的治理方式，不可能像古希臘「『小體量』文明」那樣，在一個或若干城邦有數的「自由民」中票選領導者，而只能在以權力保持「大塊頭」社會穩定而使民眾安生的條件下，通過選賢任能、協商或票舉等多種途徑，形成有效有力的權力構架，故中國國家治理從史前和文明初期開始，就異於國外。

即使只從今日中國大陸考古學研究看，以嚴文明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從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研究中已認識到，比較國內史前紅山、良渚和中原諸文明，前兩者雖雄宏而宗教發達，但「其亡忽焉」，最後勝利者卻是世俗王權突出、且不強調宗教神力的中原文明，證明中華文明從起源時期開始，由於是「大塊頭」或「超大塊頭」，在國家治理模式上就異於國外宗教突出的特徵，且十分倚重世俗王權。因為，當時只有強力的世俗王權，才能面對國家是「大塊頭」或「超大塊頭」的現實，穩住局面且求民眾安生，才能對付洪水天災等凶境。

而「周公型模」則完全繼承並制度化了這一傳統。近年，國內王紹光吸取錢穆等人關於中國政治具有自己「個性」而大異於西方的見解，指出西方「『政體』政治學」源自希臘等「『小體量』文明體」，而中華文明從開頭就在空間和人口規模上遠大於西方諸文明，從史前一直到周公，積累形成著有自己特色的國家治理模式和自己的政治學，包括作為其「原型」的「周公型模」。

其首先倚重強力的世俗王權，注目其治理績效和險境中的民生，依據「仁道」及民本主義價值觀，使這個文明體成功維繫數千年，從根本上顛覆了西方政治學的最高性和「普適性」，使我們對「周公仁政」及其「治理範式」的把握，有了更廣視野的理解。

對現代政治的影響

在宋之前，學者討論政治和學術，開口即「周孔並稱」，共識於周公「制禮作樂」為中華文明奠定了基礎。宋代後，在儒家敘事中，「周孔並稱」被「孔孟並稱」取代，治國理政之「外王」往往被僅重視心性修養之「內聖」取代。

這種狀況也與中國國勢日趨衰落相呼應。「五四」後，隨「打倒孔家店」呼聲高起和階級鬥爭學說日盛，周公及其「仁政」也被迫「下課」，又在「文革批孔」時再遭殃。另一方面，在港台海外的吳國楨、徐復觀、陳立夫、成中英等，卻長期堅持對周公在中華文明奠基中的作用有所深掘。

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發表《共同價值觀白皮書》，規定該國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的「5大共同價值觀」，大體均源自周公。此前的1970年，美國著名漢學家顧利雅《中國政術之起源》第一卷出版，認為中國人在全世界首先創建了政治管理理論，並且在學校、考試、褒獎、統計等各種制度上都早於西方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源應朔自西周特別是周公「制禮作樂」及其各種政治、經濟、法律、分封、軍事等制度設立方面的創造。

周公實際被視為在全球首創國家治理體制和理論的智者;其理論及其延續體後通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成為西方國家管理和文官制度的源頭。

作為中國文明「基因」或「原型」，「周公型模」是中國邁進文明門檻之時，由政治家周公姬旦奠基建模，以中華遼闊的「大體量」疆域為背景，從國家治理、政治、文化、宗教、哲學、教育等各方面，創建了當時適合於中國「大體量」疆域的全球最先進的國家治理方式，奠定了包括「民本」「天-仁」哲學在內的中華文化文明最基本的「仁道」政治模式，是中華民族一脈綿延至今的體制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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