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蒙元史觀前後為何大相徑庭？

文：劉浦江 原題：《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原載《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元明嬗代是否有異於一般的改朝換代？明中葉以後，尤其是清末民初以降，人們久已習慣視之為一場偉大的民族革命。

1906年，孫中山在《民報》創刊周年紀念會的演說中宣稱：「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同年《民報》刊載朱元璋像，稱為「中國大民族革命偉人」。

很長一個時期里，元明民族革命的性質儼然成為史學定論，最能反映這一普遍思維定勢的，莫過於20世紀上半葉的各種歷史教科書。

1939年錢穆《國史大綱》引論指出，中國歷史上的下層革命鮮有進步意義，惟秦末劉項之爭和元明革命算是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將朱元璋「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之舉視為元明鼎革進步意義之所在。

金毓黻寫成於1941年的《中國史》，稱朱元璋建立明朝是「漢族的復國運動」，又謂「明太祖推翻了蒙古人的統治，為漢族重光，所以他也是我們歷史上的民族英雄」。

呂思勉的名著《中國通史》第四十六章的主題是元明嬗代，題之為《漢族的光復事業》，顯然也是將其定位為民族革命。

直至上世紀50年代，李洵在東北師大的明清史課堂講義中，仍沿襲這種傳統觀點，稱朱元璋在元明之際「成為一個勇敢的民族鬥爭戰士」；當寫到徐達攻克大都時，作者有這樣一段評價：「自石敬瑭割燕雲於契丹，淪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燕京又光復了……漢族人民反元民族鬥爭勝利的完成了。」

可見，元明鼎革的民族革命性質乃是那個時代歷史學家的一種極為普遍的認知。

不過，自上世紀30年代始，就不斷有學者對這一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結論進行質疑和反思。

最早提出異議的是吳晗，他在1936年發表的《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一文中指出，元末群雄起事，「動機是民眾不堪經濟的、政治的壓迫而要求政權的讓與，最後才一轉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號。……表面上，儘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號，而在實質上卻完全是農民和地主的鬥爭」。他顯然是將元明鼎革的性質定義為階級鬥爭而非民族革命。

更值得注意的是蒙思明1938年在燕京大學的碩士論文《元代社會階級制度》，認為元明鼎革是由階級矛盾引起的社會革命，而非族群矛盾引起的種族革命，指出元明革命「以階級鬥爭發其端」，「以種族鬥爭終其局」，「歷來治史者之均以民族革命目元末之民變者，蓋皆由結果而斷定其性質者也。要之，元末之革命運動，雖不免有若干之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之非革命之主因則可斷言」。

元明鼎革作為民族革命的象徵，常被拿來與辛亥革命相比較，在日本學者宮崎市定看來，兩者間實有很大的區別，後者確實具有強烈的民族革命色彩，前者則不然。與其說元明鼎革是一場民族革命，毋寧說更多表現出階級鬥爭的性質。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識分子起了關鍵作用，但元末民變時士人不屑參加叛軍，叛軍也很少利用士人，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個重要原因。

早年力倡元明民族革命論的錢穆，後來也對此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在他晚年所寫的《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一文中，得出的竟完全是另一種印象：

「胡元入主，最為中國史上驚心動魄一大變，元人用兵得國之殘暴，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劇變，而中國全境淪於異族統治之下，亦為前史所未遇。未及百年，亂者四起，明祖以平民崛起為天子，為漢高以下所僅有，讀史者豈不曰驅除胡虜，重光中華，其在當時，上下歡欣鼓舞之情當如何？而夷考其實，當時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時從龍佐命諸名臣，其內心所蘊，乃有大不如後人讀史者之所想像。」

錢穆從明初開國諸臣詩文中所看到的漢族士人的真實心境，與他過去對元明革命的認識大相徑庭，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尤其讓他難以理解的，是明初士人普遍具有的遺民心態：「當時文學從龍諸臣……或則心存韃庭，或則意蔑新朝。」

雖然很不情願，但錢穆不得不承認明初漢族士人頗多故國舊主之思而昧於《春秋》大義的事實。後人的研究進一步佐證了錢穆的這種印象。

勞延煊據元明之際士人詩作之所見，指出明初士人皆以蒙元為正統王朝，在時人詩賦中常常可以看到對於元朝的惓惓故國之思。

鄭克晟注意到，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不論是伊始依附張士誠吳政權者，或加入朱明政權者，乃至超脫於元末群雄之間者，他們的政治態度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共同點，即都在不同程度上懷念元朝。

近年蕭啟慶就元明之際士人的政治選擇做過一個很有意義的統計，在列入統計對象的元明之際進士144人中，「忠元」型計87人，佔60.4%；「背元」型計45人，佔31.3%；「隱遁」型12人，佔8.3%。統計結果表明，「忠元」型進士遠多於「背元」者，且以漢人和南人為主。作者據此認為，元明易代之際，決定士人政治抉擇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義」而非「夷夏之辨」。

這為我們重新認識元明革命的性質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綜上所述，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外歷史學家已經逐漸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元明鼎革的性質主要是由階級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並非像人們過去慣常理解的那樣是一場民族革命。

那麼，要進一步追問的是，自明朝直至近代，元明嬗代所帶有的非常濃厚的民族革命色彩，究竟是如何被後人塗抹上去的呢？

一般人印象中，明朝似乎是中國歷史上華夷觀念最為強烈的一個時代。事實上，明朝開國君臣對於蒙元王朝常懷感念之情。

太祖朱元璋就自稱「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又謂「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洪武三年（1370）太祖還說：「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明史》卷三《太祖紀贊》稱朱元璋對待前朝的政策是「加恩勝國」，也基本符合事實。

朱元璋稱帝建國後，總是強調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他曾做過這樣一番表白：「（元末）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域。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顯然沒有把元朝視為復仇對象的意思，何曾有什麼「民族革命」的氣氛？

明初士人其實很少關注華夷之辨這一類的話題。

錢穆發現明初士人「心中筆下，並無夷夏之別」，詩文中談及元明革命時「皆僅言開國，不及攘夷」。這種情形讓他頗為憤激，覺得難以理解：「所謂民族大義，光復漢唐舊統，誠千載難遘一機會，而明初諸儒似無此想。」但這確實是明初士人的真實心態。

明代民族情緒之高漲，大抵在15世紀中葉以後，與當時的內外形勢和民族衝突直接相關。

「北虜」之患是導致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其中土木之變和庚戌之變，更是明蒙關係惡化的兩個標誌性事件。正是在這一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塵封已久的元明鼎革的歷史記憶被重新喚起，自然而然地被解讀為一場光復華夏的民族革命。

歷來將元明鼎革視為民族革命的一個最重要的標誌，便是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遣徐達北伐時發布的《諭中原檄》，檄文中有一段文字被後人反覆提及：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古雲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其中「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一語，被後人賦予了極為鮮明的民族革命寓意。錢穆謂元明「易代之際，而正式提出中國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見，惟此一文」。蕭公權亦稱此檄「明揭攘夷之口號，……實為二千年中創見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國最先表現之民族國家觀念」。

大約自弘治以後，這篇檄文開始受到士人的強烈推崇。

弘治間，程敏政在編輯明人總集《皇明文衡》時收入此文，冠於全書之首，題為《諭中原檄》，作者署名為宋濂。取與最早載有此文的《太祖實錄》對勘，知此本有若干文字脫誤，恐系輾轉傳抄者。目前看來，這大概是該文最早引起明代士人的特別關注，後來諸本大都出自這一系統。

有意思的是，後來《皇明文衡》、《皇明名臣經濟錄》和《弇山堂別集》在被清人收入《四庫全書》時，其中所載《諭中原檄》又都被四庫館臣心照不宣地刪去了。

我在乾隆四十七年編成的《軍機處奏准抽毀書目》中，找到了館臣對《明名臣經濟錄》一書的審查意見：「查此錄系明陳九德刪次，……自明初迄正德末而止。中間惟宋濂《諭中原檄》及他文內詞意偏謬者應行刪毀外，其餘尚無干礙，應請毋庸全毀。」

此段文字明確透露了四庫館臣忌諱《諭中原檄》的消息，這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後人對此文特有的民族主義印記的一種固有印象。

自15世紀中葉以後，明朝士人開始對元明革命進行重新解讀。成書於成化十七年（1481）的丘濬《世史正綱》，在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國號曰大明」條下有一段十分激昂的議論：

「自有天地以來，中國未嘗一日而無統也。雖五胡亂華，而晉祚猶存；遼金僭號，而宋系不斷。未有中國之統盡絕，而皆夷狄之歸，如元之世者也。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天地於是乎易位，日月於是乎晦冥，陰濁用事，遲遲至於九十三年之久！中國之人，漸染其俗，日與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語，家其倫類，忘其身之為華，十室而八九矣。不有聖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厭，驅其類而蕩滌之，中國尚得為中國乎哉？」

明朝中後期社會中普遍瀰漫著一股仇恨蒙古的情緒。尤其是嘉靖以後，因明蒙衝突加劇，這種情形愈發明顯。據說明世宗「苦虜之擾，最厭見夷狄字面……晚年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世宗的這種心態，折射出一個時代的表情。

明人筆記中的某些傳說相當真實地流露了這種民族情緒。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焉。」

《萬曆野獲編》也有類似的說法：「嘗見故老雲，國初曆日，自洪武以前，俱書本年支幹，不用元舊號。又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又民間追恨蒙古，不欲書其國號。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今』字，曾見宋列帝御書及妃後翰墨皆然，則又不共戴天仇也。」

有學者指出，這其實是明人的一個誤解。明初確實多有諱「元」字而更名者，實系避朱元璋名諱。明中後期筆記中之所以會出現上述誤解，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明朝避諱不嚴，故李詡、沈德符沒有想到這一層並不奇怪。第二，李詡、沈德符兩書成於嘉靖、萬曆間，由於嘉靖時期俺答汗給明朝帶來的嚴重邊患，明人對韃靼深惡痛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有人誤以為明初諱改元字是「惡勝國之號而避之」，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上述誤解並非孤例，其實在時代更早的明人筆記中已有類似的情況。陸容《菽園雜記》：「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者，搜抉其下而然。適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黿。上以黿與元同音，益惡之，於是下令捕黿。大江中黿無大小，索捕殆盡。」

陸容是成化二年進士，此書則成於弘治年間，我對他講述的這個「國初」故事的真實性不無懷疑。所謂「上以黿與元同音」者，此「元」當是指元朝，這個故事想必也是中明時人在仇恨蒙古時代氛圍之下的一種想像。

還有一個例子可能也與此類誤解有關。

代表初始之意的「元」字，自明以後多寫作「原」，何以如此？明代文獻中缺乏相關記載。乾嘉學者郝懿行對此有一個推斷：「論事所起，或言元起，或言元來，或言元故，或言元舊，皆是也。今人為書，元俱作原字，……推厥所由，蓋起於前明初造，事涉元朝，文字簿書率皆易元為原。」照此說法，似乎亦可理解為明初人因憎惡或避忌元朝而諱改為「原」，這一理解大概仍是源自明朝中後期以後的仇元心理。今人甚至更附會為明太祖顧忌元朝捲土重來，故諱稱「元來」之類的說法云云。

顧炎武則提出了另一種推論：「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或以為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意謂明初稱「元任官」易被誤解為在元朝所任官職，恐有貳臣之嫌，故改作「原」。這一推論似較為可信。

總之，「元」之改為「原」，不大可能是由於明初人憎惡元朝的緣故。

從洪武間以元世祖入祀歷代帝王廟，到嘉靖黜祀元世祖，明人對蒙元態度的前後變化，在明朝的廟祀制度中看得十分清楚。

明南京歷代帝王廟始建於洪武六年，據正德《明會典》說，「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開基創業、有功德於民之主」。

明朝歷代帝王廟的入祀標準相當嚴格，洪武二十二年重建的歷代帝王廟，總共只有16人得以列入廟祀，其中秦漢以下帝王僅有漢、唐、宋、元四朝，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五人而已。入祀帝王廟的主要標準是「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但秦、晉、隋諸帝則因其功德有愧而不得入，甚至一度列入廟祀的隋文帝後來也被罷黜。然而就在秦漢以後有幸入祀的五位帝王中，居然包括一位出自異族王朝的君主元世祖！

由此可以看出，明初君臣對於蒙元一朝似毫無惡感可言。

然而，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兩度上疏，極言當黜祀元世祖。其疏文字冗長，略無倫次，但其中最要害的是下面這段話：

「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小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

陳棐力倡嚴夷夏之大防，並將黜祀元世祖的主張與標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元明革命聯繫在一起，反覆強調「必除胡君之祀」乃是為了彰顯太祖驅胡攘夷之功。在朝野內外充滿仇元氣息的嘉靖時代，這種說辭無疑是最能煽動君臣上下的民族情緒的。於是，自洪武以來入祀歷代帝王廟近二百年的元世祖，至此終遭罷黜，同時「並罷從祀木華黎等五人」。

對於嘉靖黜祀元世祖君臣，當時人的解釋是：「至世宗並元君臣俱去之，時恨虜寇入犯，用漢武帝詛匈奴故事也。」說到底，還是嘉靖間邊患日重、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結果。較之明初，明人對於蒙元的政治態度可以說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明人對於蒙元王朝正統地位的認識與評價，也經歷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的轉變過程。

明初對蒙元王朝的正統地位一貫給予明確承認。朱元璋《諭中原檄》中就說：「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宣稱元朝王權「天授」，無異於承認其入主中國的正當性。

洪武元年《即位詔》也公然表明了朱元璋對前朝正統地位的認可：「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將元世祖稱為「天命真人」，依然認為其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天授王權。洪武六年以元世祖入祀歷代帝王廟，也是明初承認元朝正統的一個明確信號。

明前期所修的兩部元史，同樣可以反映出當時朝野對元朝地位的肯定性評價。

成書於洪武初年的官修《元史》，完全將蒙元當作中國歷史上的正統王朝來看待，與後來《續資治通鑒綱目》、《歷代通鑒纂要》等編年體史書在南宋亡國以後始以元朝紀年所不同的是，《元史》一書將元朝歷史上溯到了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國，故首卷即為《太祖紀》。

宋濂等人對於蒙元歷史的這種處理辦法，遭到後人的嚴厲批評。嘉靖間，周復俊撰《元史弼違》二卷，專以糾駁《元史》的書法義例為目的，指出「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史臣大書元太祖，與宋寧宗並稱」，因謂「是書也賤夏尊夷，亂名沒實，蔑萬古帝王之正統，紊萬世是非之公議」。

可見明人蒙元史觀，前後如此之大相徑庭。

明朝前期還有一部編年體的元史，即胡粹中《元史續編》，撰成於永樂元年，所謂「續編」，是指續陳桱《通鑒續編》，故記事始於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全仿《通鑒綱目》之例。此書秉承明初官方承認元朝正統地位的態度，堅持書順帝年號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而止。

這種蒙元史觀亦體現在普及性的歷史讀物中。

初刻於宣德七年（1432）的劉剡《資治通鑒節要續編》，是明朝前中期最為流行的一部歷史教科書，屢次增修或重刻，至今尚能見到十餘種翻刻本。此書三十卷，卷一至二六為《宋紀》，卷二七至三為《元紀》。卷首宣德四年張光啟序即表明了該書的正統觀：「以宋為統，遼金分書之，元則直續宋統。」主張元承宋統的正統譜系，明確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與明初官方的蒙元史觀是完全吻合的。

明初正統論最看重的是「混一寰宇」之大一統，而明中葉以後的華夷之辨則強調的是正統之「正」，這種思潮濫觴於方孝孺。早在明初，方孝孺就在《釋統》一文中首倡「變統」之說，後來又明確地將「變統」歸納為以下三類情況：「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後也、夷狄也。」

方氏論正統，看重的是「正」而不是「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明人最早強調華夷之防的正統論。但方氏的主張在當時顯然並不受待見，他在《後正統論》一文後有跋云：「自予為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聞此言者，咸訾笑予以為狂，或陰詆詬之。」

方氏「變統」說在明初之所以遭人「訾笑」和「詆詬」，主要就是因為他在元朝正統問題上所持有的不同見解。因為元朝的正統地位在明初得到朝野內外的普遍肯定，方孝孺這種不合時宜的見解在當時還很難為人們所接受。

然而方孝孺沒有想到的是，時過境遷之後，他提出的「變統」說卻對後來明人的正統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於饒宗頤先生將其與歐陽修《正統論》相提並論：「方氏《釋統》之作，足與歐陽修媲美，實為正統論之後殿。」土木之變以後，明人民族情緒持續高漲，華夷之辨開始興起，方孝孺的正統論在這種新的時代氛圍下理所當然地成為明朝士人最倚重的思想資源。

丘濬成化間所作《世史正綱》，代表著明人蒙元史觀的一個重要變化。「是書本明方孝孺《釋統》之意，專明正統」，明確提出否定元朝正統的主張。丘濬曾參與官修《續資治通鑒綱目》一書的編纂，對該書仍然沿襲元朝正統的書法很不滿意，於是退而私撰《世史正綱》。這部充滿了華夷之辨的歷史著作，其正統觀念深受方孝孺的影響，全盤接受了方孝孺重「正」而不重「統」的價值觀念，並以之作為否定元朝正統地位的一個重要理據。

不過，明中葉的某些官修史書仍在繼續沿襲傳統的蒙元史觀。如成化間官修的《續資治通鑒綱目》。

成化九年，敕纂《宋元資治通鑒綱目》；十二年書成，更名《續資治通鑒綱目》。關於此書所持的正統觀念，商輅《進續資治通鑒綱目表》有明確的表述：

「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勢，矧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

進書表雖對元朝多有指斥，但因其有「混一寰宇」之大一統天下，故仍不得不尊為正統。明人蒙元史觀的根本轉變，元朝正統體系被徹底顛覆，乃是嘉靖以後的事情。

成書於嘉靖二十五年的王洙《宋史質》，最能代表當時士人竭力否定蒙元正統的強烈態度。此書本是明人重修《宋史》之一，但因作者主張「胡元者，趙宋之閏位」，故亦附記元朝一代事。作者將兩宋諸帝本紀列為《天王正紀》，而將元朝列為《天王閏紀》，「於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稱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統；大德三年，以太祖之曾祖追稱懿祖恆皇帝者繼之；延祐四年，以太祖之祖追稱熙祖裕皇帝者繼之；後至元五年，以太祖之父追稱仁祖淳皇帝者繼之；至正十一年，即以為明之元年」。可以說，這是明人對元朝正統地位所給予的最徹底的否定。

自15世紀中葉以後，蒙元正統之辨已成為明代士人華夷觀念的一種慣用表達方式，而對明初蒙元史觀的批判和清算，則在這場正統之辨中主導了士人階層的主流話語。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明朝中後期士人有關元明革命的記憶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

明代士人對元明革命的重新解讀，奠定了後來歷史書寫的基本框架，而清末反滿排滿的時代思潮，則使元明嬗代呈現出愈益濃厚的民族革命色彩。

清末革命黨人從一開始就以「光復中華」相號召，故推翻蒙元政權的明太祖理所當然地成為他們的精神偶像。可想而知，將明朝的建立定性為一場「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偉大民族革命，對他們來說有著多麼重要的現實意義。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清末革命黨人，其反清口號的提出及革命綱領的逐步形成，直接受到明太祖《諭中原檄》的啟示。1893年孫中山首次提出要建立一個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次年創立興中會，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1903年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時，遂以此十六字口號作為同盟會誓詞；同年，在《民報》發刊詞中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

關於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以上各個版本的表述雖有所不同，但顯然都是《諭中原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一語之翻版。而辛亥革命之前，在三民主義所標舉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三者之中，又始終是以民族革命為核心的。

清末革命黨人對於明太祖《諭中原檄》的極力推崇，在劉成禺《太平天國戰史》一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此書在戊午年《真天命太平天國》檄文後，有一段作者的議論：

「自明太祖傳檄驅胡，漢遺民得重見漢官威儀者，傳誦弗衰，幾與六經媲。尊嚴漢族，光復武功之盛，即斯可見，而流風遺韻，沁漬於人心。讀是檄者，每不勝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獲，啟迪後人者深也。」

劉成禺(1875—1952)，早年加入興中會，為辛亥革命元老。《太平天國戰史》經孫中山提議編撰，成書於1903年，並由孫中山親自作序。劉成禺在此書中借題發揮，對明太祖《諭中原檄》稱頌不遺餘力，至以謂「幾與六經媲」云云。其所以如此，無非是因為首倡「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因而在清末革命黨人的眼中具有極為重要的象徵意義。

在清末排滿運動中，元明鼎革的民族革命性質常常被人們刻意加以強調。1903年，章太炎在為鄒容《革命軍》所作序中，對「革命」的概念進行辨析：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

後來他又在《民報》第8號上撰文重申「革命」與「光復」的區別

「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

在章太炎看來，「革命」一詞不足以彰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性質，因此需要改用一個專門的辭彙來加以指稱，是即所謂「光復」者也。在當時革命黨人的心目中，無論是元明鼎革還是清末排滿運動，論其性質都屬於光復而非革命。

孫中山也曾在各種不同場合多次強調明朝驅逐蒙元所具有的種族革命性質，如1906年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指出：「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只以驅除光復自任。」

當談及元明革命性質時，孫中山與章太炎的關鍵詞完全相同，他筆下的「光復」也是專指種族革命而言。1913年，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中說到：「迨至明朝，驅逐元胡，創種族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創」字，孫中山特彆強調是明太祖「開創」了種族革命，這種觀念給後人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響。

孫中山早在創立興中會以前，就已將朱元璋、洪秀全二人尊奉為歷史上的民族革命英雄，而前者更因達成「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偉大目標而受到格外的尊崇。孫中山說：「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

對於以推翻滿清政權為首要目標的革命派來說，明太祖不啻於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精神支柱。1906年，《民報》第五號卷首同時刊載朱元璋、洪秀全、孫中山三人像，題為「中國大民族革命偉人肖像」。這當然是為了表明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歷史淵源及其與朱、洪二人一脈相承的關係，同時也說明朱元璋已經成為革命黨人頂禮膜拜的對象。

有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據說袁世凱民國初年「嘗得明太祖畫像一幅，懸之密室，朔望頂禮，並私祝太祖在天之靈，祐其平定天下，復興漢業，意至誠懇」。可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心目中，明太祖幾乎已經到了被神化的地步。

清末資產階級革命家對明太祖在精神上的頂禮膜拜，最具有象徵意義的一件事情，莫過於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勝利後的拜謁明陵。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在清帝宣布退位後三天，攜南京臨時政府官員公祭明孝陵，並以他個人的名義發表了兩個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謁明太祖陵文》。兩篇文告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以明太祖民族革命事業的繼承者身份，向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報告「光復中華」已大功告成的消息。

我們知道，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是連接孫中山與明太祖之間的精神紐帶，而今這個他為之奮鬥多年的目標終因辛亥革命的勝利而得以實現；在他看來，清帝退位、民國建立與明太祖「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的成功，其性質毫無二致，其意義可以相提並論，是以特意昭告於明太祖陵前。

清末革命黨人對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其影響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1935年3月，國民政府為「提高民族意識」，規定每年清明日為「民族掃墓節」，由國府派員前往祭掃中華民族始祖黃帝陵。次年4月，經邵元沖、于右任、戴傳賢三人提議，國民政府決定將明太祖陵列入民族掃墓節祭掃範圍。1936年4月3日發布的國民政府訓令第319號，轉引了邵元沖等人的提議內容：

「明太祖為民族光復之偉人，功勛燦然，故總理於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政府成立之日，親率文武官吏及本黨同志恭謁明陵，舉行建國告成典禮，示民以光復之大義，意至深遠。今孝陵近在京市，毗連總理陵墓，當此中央提倡民族復興之際，所有春季孝陵祭典，似亦應決定由中央及國府兩方面一併派遣代表敬謹舉行，並以大禹勞身為民史實，及明太祖光復偉跡，廣事宣傳，於提倡勤勞風氣、振作民族精神者，關係至大。」

1936年4月5日，國民政府舉行了隆重的祭謁明孝陵典禮，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主祭，時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等陪祭。林森《祭明孝陵文》曰：「惟帝天授智勇，奄奠寰區，奮民族之威靈，復黃炎之疆域。」

抗日戰爭時期，在救亡的時代主題下，明太祖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方覺慧1940年所撰《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對朱元璋的民族革命勝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太祖奮起淮甸，興師北伐，驅逐胡虜，卒能恢復中華，蔚成大業。夫湯武以諸侯而革君主之命，太祖以匹夫而革胡元之命，其武功不在湯武下矣。」將元明革命與湯武革命相提並論，主要是看重它所具有的種族革命開創之功。

蔣介石為該書作序，也極力表彰明太祖光復華夏的偉業：「明祖崛起草萊，志期匡複，收攬豪俊，剪刈群雄，十五年間，遂成光復華夏之大業。」

方覺慧是早期同盟會會員，一生出入軍政兩界，他為何要在此時撰寫這部《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呢？卷首《編纂經過》對此做了詳細解釋：

「溯自九一八事變以還，忠志之士，每引宋明致亡之軼事，警惕國人，以期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挽救危亡，其用心可謂良苦矣。然此不過一時之激勵，徒供嗟嘆慟哭而已。何若將明太祖革命武功，及其恢復中華之史實，詳加闡揚，俾得以提高國民自尊自信之決心，……此余編纂《明太祖革命武功記》之動機也。」

方覺慧之所以要在抗戰時期撰寫此書，無非是想藉助明太祖的民族英雄形象來激勵國人，以「提高國民自尊自信之決心」。在抗日戰爭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明太祖又一次充當了國人的精神偶像。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有關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以及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再次向我們詮釋了這一命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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