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歷史學為視角觀察書籍
本文從歷史學的角度對書籍產生和發展的過程進行考察，探討書籍產生的歷史原因、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闡述書籍的各種功能，並用歷史事實說明書籍對於社會發展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
一、書籍產生的歷史條件
1.書籍產生的歷史原因
書籍的產生，經歷了從物質到精神，又從精神到物質的演變過程。地球在幾十億年的進化過程中產生了生命，生命在幾千萬年的進化過程中最後產生了一種屬於脊椎動物門、哺乳綱、靈長目、人科的高級動物。約在三百萬年前這種高級動物懂得了製造工具，標誌其生產活動開始，也就是說，人類歷史進入了舊石器時代，即原始社會。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中，人類不斷改進笨重低效的生產工具，在約一萬年前進入了新石器時代。又過了四五千年，到新石器時代後期，人類在生產勞動中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經驗，以至於需要把它們記錄下來，這時候便產生了最初的象形文字。這時地球上出現四大文明古國，人類進入階級社會。
以上的簡單回顧說明，在人類進行物質生產的過程中產生了精神文明。究竟什麼是精神文明呢？自從地球上出現了人類，就產生了獨立於自然界存在的「意識」。意識是人腦對於物質世界的精神反映，是人類在其生存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中獲得的對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認識，以及改造自然和社會的能力。意識可以作用於物質，並可以再產生新的物質文明。由於意識直接關係到人類的生存，因此就產生了將意識加以記錄、保存、複製、傳播、交易、發展的需求。這就是書籍產生的歷史原因。
2.書籍產生的物質條件——紙和印刷術的發明決定了書籍的外在形式
將意識加以記錄、保存、複製、傳播、交易和發展，這些既是書籍產生的歷史原因，同時也是書籍的屬性。沒有這些屬性，書籍就不可能完成將意識保存和流傳於世的使命。光有文字還不能滿足記錄的需求，同時還必須有能夠記錄文字的物質載體。充當記錄文字的物質載體的材料最好具備輕、軟、薄、廉、多等特點，人類在自然界中最早發現的具備所有這些特點的物質就是埃及的紙草。紙草可以一片片粘接成很長很長的、能捲起來的長條，即可書寫又可長期保存，因而用紙草卷書寫保存下來的東西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初的書。兩千多年前，紙草無疑是最好的書寫材料，也是埃及人最重要的出口物資，當時主要通過腓尼基商人運往地中海地區[1](p.51)。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紙草漸漸地不能滿足書寫的需求了，因為相對於越來越多的需求，紙草的產量太少，而歐洲古代生產的羊皮紙又太貴，只有我國東漢時期生產的「蔡侯紙」比紙草更加具備輕、軟、薄、廉、多的特點，堪當書寫物質載體的重任。紙的發明是書籍產生的物質條件之一。東漢蔡倫發明的造紙術使中國人很早就獲得了一種方便、廉價而且產量充足的書寫材料，因而我國很早就出現了手抄書，但數量仍然極少，流通範圍也極窄。
僅有記錄文字的屬性還不是書籍，能將文字大量複製才能做成書籍。同樣是由中國人發明的印刷術是書籍產生的又一重要條件。印刷術的發明與我國古代的印章篆刻和碑石拓印有關。中國人在紀元前已使用印章，3世紀又掌握了從刻有文字的碑石上用紙拓印文字的技術。在這兩項技術的啟發下，大約在隋代發明了雕版印刷術，其方法是把文字和圖畫反刻在質地堅硬的木板上，然後刷上墨、鋪上紙拓印而成。雕版印刷大大提高了複製的效率，但每印一部書都需要雕版，費時費力。公元11世紀，北宋平民畢異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其原理與現代的鉛字排印方法相同。製作活字的原料從土、木發展到金屬（錫、鉛、銅），字模可以反覆使用，反覆拼版印刷，後來還發明了轉輪排字架，以提高排字效率。活字印刷術大約在14世紀東傳朝鮮、日本，15世紀傳入歐洲。德國人谷騰堡（Gutenberg，公元1397～1468年）對印刷術加以改進，利用歐洲傳統的螺旋壓印法並使用油墨，使印出的字跡比中國傳統的水印更清晰；最重要的是，他還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印刷機，使書籍印刷從手工操作過渡到機器生產[1](p.263)。從此，人類掌握了大批複制文字元號的技術，為近代書籍的產生準備了物質前提。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開始應用電子排版激光照排技術設備，80年代中期我國也在書刊印刷中採用了此項技術。從此，我國在印刷技術方面告別了「鉛與火」的舊時代，跨入了「光與電」的新時代，在印刷速度和質量方面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2](p.100)。
3.書籍產生的精神條件——書籍的內容是人類意識的產物
意識雖然是人類精神對外部環境的反映，但也有其特殊的存在形式，這就是符號系統。符號的作用是滿足人類相互交際的需求，其具體形式為記號、標識、語言、文字、數學符號、計算機語言、圖像、音符、信號、手勢、旗語、動作、表情等等。符號可以大致分為靜態和動態兩種，分別表現為聲音、形象、顏色，但是都能被人的發音、聽覺、視覺和動作器官發出或感知，都是人類意識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並能夠表達交際雙方都能理解的意義。書籍所記錄的主要是語言、文字、圖像、音符、數學符號、計算機語言等靜態符號，這些符號的變化決定著書籍內容的變化。
在符號系統中，以文字為代表的書寫符號的出現和使用是書籍產生的最重要的精神條件。在原始社會，人類的祖先過著群居生活，在共同的勞動和生活中必然產生相互交際和交流思想的需要。恩格斯曾精闢地分析說：「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每個人都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一句話，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麼非說不可的地步了。」[3](p.511)人類在共同的勞動生活中先是產生了語言，以後為了滿足將經驗和思想記錄下來並留傳給後世的需求，在四五千年前又產生了文字。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是人類交際的重要輔助工具。它是在有聲語言的基礎上，用視覺所能感知的形式來標記語言的。文字的出現克服了語言作為有聲符號系統所受到的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使一出即逝的語言可以「傳於異地，留於異時」，不僅使遠隔千山萬水的人們可以互相交流思想，協調行動；還能把人類在長期的生產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積累的知識、經驗大量地、系統地保留下來，使後人能夠在前人經驗和思想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不斷前進。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必備條件，文字的創製使人類進化的進程出現了質的飛躍，也為書籍的產生準備了精神條件。
二、書籍產生的社會條件
1.運用書籍傳播符號
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發明了書籍，其首要的目的是運用書籍記錄他們在長期的生產活動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認識與積累的經驗，並且把這些傳播給他們的夥伴和後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出現了專門從事書籍傳播的人和場所。在中國，最早在商朝就有人用竹片、木板寫書了。這種用於寫字的竹片稱為「簡」、「策」或「簡策」，木板則稱為「牘」、「方」或「版牘」。由於一片「簡」和「牘」能寫的字數有限，寫本書需要很多片，為便於閱讀，古人將它們用帶子按次序編連起來，捲起來並用剩餘的帶子捆紮成束，這就是一冊書。「簡」通常用來書寫法律，「牘」通常用來寫書信或短文。然而竹片木板畢竟太笨重了，只有皇家和官府在頒布法令或傳遞重要信息時才會使用，因此這種傳播行為是很受局限的。
我國最早發明了養蠶繅絲和織造絲綢，由於簡、牘過於笨重，因此就有人嘗試用絲織品進行書寫。這種材料質地輕薄柔軟又平展光滑，便於書寫和攜帶，被稱為「帛書」。帛書的出現，使我國出現了最早的一批以傳播文化知識為業的人群，即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他們形成了獨立於皇家和官府之外的學派，紛紛著書立說，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張，使當時的社會學術空氣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批人物里最傑出的是孔子，他不僅是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還是我國最早的編輯家。孔子廣泛收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文獻史料，整理編輯了《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著作，作為給學生們講授的課本，首開系統傳播文化知識之先河。他的主要貢獻在於把各諸侯國和各個地區流傳的零亂散落的書籍整理成系統的經典著作，對後世產生了經久不衰的影響，並且為形成和統一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意識、倫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
運用書籍傳播文化的行為引起下列社會後果：首先，出現了專門從事傳播文化知識的人，如學者、教師、科學家、傳教士等，其共同點是著書立說；其次，傳播內容向深度、廣度發展，從對感覺或經驗的描述向進行理性思維發展，逐漸形成自然科學、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多種學科；再次，向固定的對象傳播，即學生、教徒、公民、大眾等各種特定人群；最後，形成了固定的傳播場所，如學校、教堂、公共場所和網路系統。
2.利用書籍進行盈利
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發明了書籍，除了記錄語言、傳承文化的首要目的之外，還有一個次要的或曰派生的目的，就是利用書籍盈利。隨著書籍數量的增加，書籍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對書籍的社會需求量也越來越大，於是出現了一批靠書籍吃飯的人，即書商，同時也就出現了與書籍有關的交易行為。我國最早的書店大約開設在西漢時期的長安，那時已有一月兩次的文物市場，賣書的場所則稱為「書肆」，出售簡策、帛書之類[4](p.50)。東漢蔡倫發明紙以後，出現了以抄書為生的人。西晉左思的《三都賦》有「洛陽紙貴」的說法，就是指由於傳抄者眾多，造成紙價騰貴，說明抄書人抄書是為了做書籍買賣。更有甚者，有些人僱用一些人手專門抄書，並在自家開設的書肆里出賣。隋唐時期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使刻書業空前發達，形成了官府刻書、書坊刻書和私人刻書等各種頗具規模的刻書中心。北宋畢異創造了活字印刷術以後，印書的速度更加提高，書籍的大規模流通和交易有了可能。從隋代到清末，科舉制度延續一千多年，考試命題皆出自《四書》、《五經》，造就了以讀書為本的封建士大夫階層，隨之也出現了更多以做書、賣書為生的人群。由於封建社會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生產力水平不高，城市化程度低，市民階層數量很有限；同時，儘管發明了紙和印刷術，使印書速度提高了許多，但是書籍的生產方式始終是手工操作；因此人類複製符號和傳播知識的能力只有數量的變化而沒有質量的突破，靠書籍交易為生的人數也極其有限，他們所開的書肆、刻坊一般規模很小，通常只有幾人或幾十人。
1450年前後德國人谷騰堡發明活字印刷機，使書籍印製從手工操作過渡到機器生產。1470年在巴黎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印刷廠。隨著近代機械印刷設備的出現，世界印刷中心從東方轉移到西方，書籍的大規模生產和流傳不僅促進了文化知識的傳播，推動產生了近代歐洲文明，而且催生了一批新產業，如造紙、印刷成為新興的工業生產部門，出現了出版社、報社、期刊社等近代文化產業。隨之而來的是出現了一些新職業，如編輯、記者、出版商等。這些產業或職業又涉及一些新的專業領域，如著作權、知識產權、版權貿易等。目前我國已有500多家出版社，年出書種類逾15萬種，總印數達到63億冊。如果加上銷售書籍的各類書店，從業人員應在30萬人左右，已成為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群體。現在全世界各國靠書籍交易贏利謀生的人數大概有上百萬至幾百萬。
三、書籍的歷史作用
1.正面作用
以歷史學為視角，縱觀書籍從產生至今上千年的發展過程，它究竟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和變化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呢？
書籍的主要功能是傳播思想、普及知識、積累文化。書籍所傳播的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對社會發展起促進作用，反之則起阻礙作用。思想意識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正是由於人是有思維能力的高級動物，人類才能對自己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在大腦中作出反映，並能想出改善自己生存環境的辦法。這種改造客觀存在的能力促使人類從遠古的原始社會發展到今天的知識經濟社會。就人類自身的發展而言，採用什麼樣的思想方法正確認識周圍的客觀事物是至關重要的環節，也就是解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
我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陰陽五行學說」是一種樸素的唯物論自然觀。運用這種觀點解釋宇宙萬物未必全都合適，但是運用「陰陽五行」認識人的身體並用五行之間相生相剋的道理解釋人體臟器間的關係卻很有意思，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古代醫藥學的系統理論，並於公元前3世紀成書為《黃帝內經》。此後，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基本理論的中國醫藥學不斷豐富發展，直到現在，中醫師在臨床辨症施治中，仍然用「陰陽五行學說」作為診斷病情的基本理論依據。形成於幾千年前的「陰陽五行學說」就是靠書籍的記載和傳承保留至今的，並且促進了中國和世界醫藥衛生的發展。
歐洲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曾有過燦爛的文明，後來進入了漫長達千年之久的中世紀。在基督教籠罩下的中世紀歐洲，人們的精神生活極端貧乏，教會統治一切，壟斷了知識文化，鉗制著人們的思想。昂貴的羊皮紙只用來抄寫《聖經》，然後由教士們任意解釋。人們只能相信教會所宣揚的東西，稍有懷疑便會遭受教會殘酷的迫害。15世紀中葉谷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加快了對文化知識的傳播。16世紀中期出版了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該書首次提出「日心說」，揭開了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序幕。緊接著，科學家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通過自己的親身觀察，相繼在17世紀出版著作，從各方面論證「日心說」的科學性。這些著作的出版和傳播使人們認識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使教會編造的「地心說」不攻自破，澄清了宗教迷信對人們思想意識的影響，為近代自然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古今中外有關書籍傳播新思想，打破舊觀念，從而使人類擺脫愚昧無知和宗教迷信的束縛，在不斷求真、創新中促進社會發展的例子數不勝數；書籍在普及知識、積累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沒，教育和科學發展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了這點。我國古代無論是官辦學校，還是私人辦學都得靠書籍傳授知識。漢朝官辦的太學能容納上萬人，東漢太學最盛時學生人數達3萬。至清末，中央和地方各類官辦學校已達千餘所。我國私人辦學應首推孔子，他的學生據說有3千人以上。宋朝的私學——書院享有盛名，兩宋時期私家書院有百餘所。歐洲在12世紀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學，如牛津大學（1167年）、劍橋大學（1209年）等，在這些大學裡人類世代積累的知識被分成學科，系統地向學生們傳授。科學發展的歷史揭示了這樣的道理，前人的思想成果通過書籍被記錄、傳播、沉澱、積累，留給後人；後人在吸收、整理、批判、發揚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又推出新的成果；科學文化就是這樣循序漸進，不斷發展的。正如牛頓所言：「如果我比別人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1](p.365)書籍就是讓我們能夠站在巨人肩上的梯子。
2.負面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著正反兩個方面，書籍也不例外。書籍既能傳播先進文化知識，促進社會發展；也能傳播愚昧落後的謬論，阻礙社會前進。在這方面，古今中外也不乏其例。中國古代歷朝皇帝都希望自己長生不老，這違背自然規律，本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卻有人投其所好，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自秦始皇起，行煉丹之術的巫醫、方士就一直延續不絕，此舉不僅勞民傷財，還葬送人命。唐朝皇帝死於服丹藥者就有六人，連號稱明君的唐太宗也未能倖免，他死於天竺婆羅門（印度教僧人）貢奉的長生藥[1](p.189)。
歐洲中世紀時期，基督教對人民思想的禁錮將近千年，教會實行極端的愚民政策，除了教義之外，人們在精神上一無所有，整個社會只有極少數教會上層人物懂拉丁文，其餘的人都是文盲。在教會的控制下，只有神學得到發展，荒誕無稽的「上帝造物」和「地心說」長期被奉為真理。人們只知道上帝創造宇宙萬物，人天生有罪，今生只能贖罪，來世上天堂。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人們只能消極地對待人生，不要說科學文化得不到發展，就連語言也不完善，有些民族甚至沒有文字。整個歐洲，當時幾乎只有《聖經》和《教義問答》之類宗教書籍存在和流傳，對愚弄和束縛人們的精神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的進步，衡量生產力先進與否的指標包括如下方面，例如生產規模的大小，生產數量的多少，生產速度的快慢，生產成本的貴賤，生產效率的高低等。這些指標的實現和改進要靠科學技術，所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取決於人類的生產活動，還取決於人類的思維能力。只有將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才能產生科學的世界觀。僅靠經驗的、描述性的認識還不能產生嚴謹的科學，只有將它們上升成為理論體系才是嚴謹的科學。在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中，沒有書籍的記錄、傳播和積累，人類的思想、認識和文明是不可能向前發展的。這就是書籍對人類社會發展所做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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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
來源：《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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