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課題課案與晚清士林律動

光緒年間，東南書院學生的名字在《申報》大量湧現。這種現象並非因書院學生廣泛參與社會論爭而起，而是因為他們在書院課考中取得優異成績，登上「光榮榜」。據學者統計，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三年，章太炎至少參與寧波辨志文會、上海求志書院及格致書院考課15次，在經學、史學和輿地等門類課考中成績卓著，取得經學超等8次、史學超等3次、輿地超等2次的佳績。然而，晚年的章太炎在述學時，很少道及早年的書院課藝經歷，以至於人們常常忽視他曾是東南書院考試中戰績驕人且十分活躍的「學霸」。

章太炎的書院課考事迹，在晚清讀書人中並非特異。根據《〈申報〉所見晚清書院課題課案匯錄》記載，從1876年到1908年，就有約5000個讀書人登上《申報》。這些名列求志書院、格致書院等東南書院課案的讀書人，以及他們所參加考試的題目，與晚清的政治、社會、學術和思想究竟有何等關聯？

昭示地域學術變遷徵候

書院一般定期舉行課考，課題公布之後限期繳卷，形成規律性的課考活動。這種課考活動牽一髮而動全身，考生、命題者、書院乃至整個士林都隨之運動。隨著「西風」的吹入，格致等書院有意識地增添西學題目，其中不少題目出自洋務大臣之手。與此同時，關稅、朝鮮問題、甲午戰爭等時事也被納入書院考課，士子們不得不做相應調整。因書院課考活動，晚清士林出現了有章可循的規律性活動，這種現象對研究晚清思想和學術的風向不無幫助。

一些近代名人在書院課案中的身影，有助於解釋晚清士林因書院課考而隨之「律動」的現象。章太炎、胡玉縉、陳漢章、唐文治、曹元弼等人多次在書院課案中表現優越。這些來自浙江和江蘇的學者紛紛參與上海書院課考，初步昭示地域學術變遷的徵候。參加書院課考，更為顯豁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得到豐厚的獎勵。以格致書院為例，1895年春季課案，總共取超等8名、特等24名、一等108名。超等者頭名獎勵十兩銀子外加十元，超等第二名是七兩外加七元，一等中的第二名至第五名也能獲得一元獎勵。仰賴書院為生的海寧人許克勤，僅靠三所書院的課考獎勵，在1893年一年收穫36兩銀子外加62元。許克勤常年獲得書院獎勵，以至於《海寧州志稿》稱他「膏獎歲入千金」。與此同時，這些活躍於東南書院的年輕人可能很早就建立較為固定的交遊圈。來自浙江的章太炎、陳漢章、王廷鼎等人經常聯袂拔得頭籌，他們都來自於杭州詁經精舍，出自俞樾門下。而那些不相識的人，很可能通過課案早早聽聞對方大名。

觀照西學的時代影響

不僅考生隨課題變化而聚集、變動，課題本身也隨時代變遷發生變化。譬如，晚清漢學與宋學勢力的消長在書院試題中就留有痕迹。寧波辨志書院的經學課題，多數時間漢、宋並舉，1898年以後，則專考宋學。上海求志書院長期考漢學，1902年後增添「性理」一門。這種現象似乎因應清末漢、宋調和的學術潮流。由書院課題與課案不僅可以管窺時代學術風氣，也有助於剖析個體學術旨趣。教育家唐文治曾在無錫南菁書院就讀，其1885年三月初六日記云：「文治天資既鈍之極，於經學尤生望洋之嘆，然竊願於訓詁義理二者，皆稍稍涉其流，俾言訓詁者不至斥義理為空疏，言義理者不至斥訓詁為泛騖，而頓悟之學，尤思辨其似是之非，至於其他，非所敢志。」顯示調和漢、宋的通達之見。唐文治的見解直接承自南菁書院山長黃以周。《清史稿》稱「（黃）以周篤守家學，以為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為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乖離聖經，尚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唐文治參加1884年寧波辨志文會七月課考，「漢學」列超等第六，「宋學」列超等第一。由此推斷，唐文治的確在學習上踐行「漢宋兼采」的學問旨趣。

分析書院課題門類，有助於觀測中國現代學科體系的形成。如格致書院早期課題多類似策論，後期則分策論與算學。而求志書院分為經學、史學、掌故、算學、輿地、辭章等門類。寧波辨志文會則分漢學、宋學、史學、算學、輿地、辭章等。1902年「壬寅學制」頒行後，辭章一科就在書院考課中消失。凡此皆表明，在諸多因素合力作用下，書院課考門類在清末逐步趨同，顯露出現代學科體制逐步成形的特點。

通過考課，既可管窺中國傳統學術在晚清的變化，也能觀照西學的時代影響。這方面，格致書院的課題表現最為明顯。其1886年春季課題中明白道出命題的旨趣：「意欲令中國人士講求富強之學，而由格致為基，以博通乎西學也。」這年夏天的題目則是「中國創設海軍議」。題目的變化受學習西方的歷史趨勢影響，也與格致書院的教學內容有關。1886年春，格致書院肄業22名學生，且教學內容也增添了化學、電學等門類。

「聯考」模式受制於命題者的思想傾向

書院考課題目的變化與社會思潮有關，更直接受制於命題者的思想傾向。「中國創設海軍議」的命題者是寧紹台道憲薛福成，而該期課案超等第一名則是投身洋務運動的吳昌綬。格致書院緊跟時代風氣，邀請洋務運動大佬命題，如1889年春季課題由龔照瑗出，題目為：「泰西格致之學，與中國近刻翻譯諸書，詳略得失，何者為最要論。」此後盛宣懷、李鴻章、曾國荃等均加入出題者之列，題目涵蓋南北邊防、鐵路、通商、外交人才等方面。彼時清朝面臨的重要問題書院課題均有反映。值得一提的是，蘇松太道憲劉康侯所出甲午年秋季課題共5道，分別為：「聖母萬壽頌」「目下防務宜如何布置盡善策」「擬曹子建求自試表」「趙苞棄母破賊論」「緊備水軍直搗東瀛議」。此時，甲午戰爭已經結束，《馬關條約》剛簽訂。5道考題中前面3道題把慈禧六十大壽、國防問題、讀書人無路請纓報國等內容勾連在一起，對甲午前後清朝內政問題不無譏諷；後兩道題一則談東漢遼西太守趙苞為國棄母事，一則夢想訓練水師直搗東瀛，更鮮明地將譏刺矛頭指向慈禧。劉康侯是湘軍集團重要學者劉蓉之子，曾隨姐夫曾紀澤出使海外，也曾主持江南機器製造局事宜。由其命題來看，甲午期間他也當是「清流」中一員。

藉助《申報》這一重要的現代媒介，上海及周邊地區書院將考課範圍大大擴展。首先，通過在《申報》的展示，書院影響不再局限於一地一城，而獲得更多讀書人的關注。其次，考課題目被公布在《申報》上，凡接觸這份報紙的人都可以傳抄試題，為便於遠近考生都能繳卷，時間一般都寬限到一兩個月之後，這就使蘇州、杭州、無錫等地考生有充分時間參加考試。最終，通過《申報》登載的課案，不同地區讀書人得以認識優秀的考生，為日後的交流奠定基礎。不同地區的課題、讀書人和書院被同等地刊登在《申報》這一平面媒體上，這種前所未有的課考形式，可初步視作東南地區的「考試聯盟」。東南書院的這種「聯考」模式，對晚清這一地區的學術風氣和士人活動產生何種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

考試是傳統文化極其重要的內容。無論是科舉考試還是書院的課考，都在傳統社會讀書人一生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其價值至今或仍被低估。以上材料為我們初步揭示清代書院與學術、思想及時事的緊密關係。倘若今後研究者將晚清乃至整個清代的課題課案梳理而出，則清代學者社會及教育變遷勢必呈現更精彩和複雜的圖景。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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