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父親是個怎樣的人？
魏晉之世重視出身，不僅看家族門第，父祖的名聲、事功也很重要。王羲之雖然出身顯赫的琅琊王氏，但其父祖都沒當過太大的官，他這一枝在琅琊王氏的大家族裡是較弱的一枝。王羲之的祖父王正，在西晉僅任尚書郎。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經歷則較為曲折艱難，曾任丹楊太守，遭陳敏之亂，逃歸故郡，為琅琊王司馬睿平東將軍府侍中，對推動司馬睿渡江起了一定作用，後又應東海王司馬越之召，任淮南內史，出兵北抗劉聰，兵敗，不知所終。
王曠
王羲之
王曠丹楊之敗，是情有可原的。
陳敏之亂系發生在永興二年（305年）十二月，而《晉書·惠帝紀》載：「八月，揚州刺史曹武殺丹楊太守朱建。」則王曠出任丹楊太守，當在八月之後，此時距陳敏起兵不過四個月。古代交通、信息欠發達，官職任免調動效率不高，扣除朝廷得知朱建被殺之事、議定新太守人選、詔書送達、王曠赴任在途的時間，王曠在丹楊工作頂多也就三個月左右，甚至很可能不滿一個月。也就是說，王曠剛剛到任不久，還沒來得及開展工作，就遇到叛亂，倉促之間，只能棄城而逃了。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七《鹿角》載：「王曠與揚州論討陳敏計曰：『賊今下屯固橫江。』又云：『復據烏江，皆塹壘，彭排鹿角，以襲歷陽諸軍。』」這裡記載的雖然只是沒頭沒尾的隻言片語，但至少說明王曠曾與揚州刺史討論過拒戰陳敏的計劃，可見王曠不是束手無策的無能之輩，只是因其初來乍到，時間倉促，不及準備，結果只好落荒而逃。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王曠的所為雖然非常狼狽，很不光彩，但並沒有受到責怪，反而得到了司馬睿的同情，召他進入幕府擔任侍中。當然，王曠與司馬睿是姨表兄弟，親情關係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事實是王曠此後的仕途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王曠入司馬睿幕府時，司馬睿是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鎮下邳。到了永嘉元年（307年）七月，發生了一件對今後政局影響極大的事：司馬睿任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移鎮建鄴。 司馬睿為何移鎮過江？這一點史書有不同的說明。《晉書·元帝紀》載：「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世說新語·言語》補充說：「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按照這些材料，司馬睿渡江是王導的功勞。
王羲之書法
但《晉書·東海王傳》又稱：「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東海王司馬越的王妃裴氏，出自河東望族，其長兄裴盾時為徐州刺史，與司馬睿共治下邳，次兄裴邵為平東將軍府長史，是司馬睿的屬下，並與王導「二人相與為深交。」可見裴妃及其家族與司馬睿關係密切，司馬睿移鎮南渡，裴妃起了一定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時，《晉書·王羲之傳》還有一種說法：「元帝之過江也，（王）曠首創其議。」據此則王曠在這一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上三種記載並不矛盾，因為司馬睿的升職調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是許多人為之策劃、奔走、運作的才完成的。綜合起來看，應該是王曠首先向王導提出南下渡江以避中原之亂的觀點（王曠任丹楊太守雖然時間不長，但對江南地區的富庶具有更為直觀的認識和感受），王導表示贊同，遂向司馬睿提出建議，得到司馬睿首肯後，王導通過裴邵遊說裴妃，最後裴妃做司馬越工作，促成司馬睿調任南下之事。 陳敏敗亡之後，江南確實需要一個較有力的人物來鎮守，司馬越最終作出決策，不單是看裴妃的面子，也是考慮到填補江南權力真空以充實後方的現實需要。
然而，王曠卻沒有隨著司馬睿渡江，而是離開司馬睿的幕府，投靠到司馬越的麾下。在當時，司馬睿所在之處都是大後方，相對而言是較為安全穩定的，而司馬越所在之處要麼是戰爭激烈的前線，要麼是風雲詭譎的朝堂，王曠舍安穩而就危地，大概是想上前線建功立業以雪前恥。
當時司馬越在「八王之亂」中取得最終勝利，掌握朝政，而司馬睿早在「八王之亂」期間就聽命於司馬越，是司馬越的盟友和親信。在司馬睿手下工作，與在司馬越手下工作，至少在當時的人看來是區別不大的。
王曠雖被任命為淮南內史，但很可能並沒有到淮南赴任，而是很快就投入與匈奴作戰的第一線。因為在「八王之亂」期間，匈奴人支持成都王司馬穎，與司馬越處於敵對關係，在司馬越打敗司馬穎之後，匈奴主劉淵遣其子劉聰以及王彌、石勒等大舉南下，於永嘉三年（309年）七月攻入上黨郡，包圍了軍事重鎮壺關。并州刺史劉琨與之交戰，不敵。 司馬越乃命王曠與將軍施融、曹超率兵北救，施融提議先觀察形勢再擇機開戰，王曠不聽，渡河與劉聰在太行山相遇，戰於長平，兵敗，施融、曹超戰死，王曠失蹤。
王曠兵敗的原因，主觀上是急躁、冒進，懸師遠來，倉促開戰，客觀上是劉聰太強，幾乎沒有軍事經驗的王曠自然不是對手。王曠倉促開戰，大概是急於洗刷前恥，而且既然是率兵救援，意圖儘快殲敵也不是沒有道理。如果完全按照施融的建議，固守黃河防線，部隊是安全了，但救援壺關的目的也就落空了。臨陣之際，很多事情難以預料，所以才有「勝敗乃兵家常事」之說。作為後人，自然可以輕鬆地評論將略非王曠所長，但若嘲笑王曠是昏庸之輩，卻未免失之刻薄了。 王曠兵敗之後，史書明載施融、曹超戰死，卻不記作為主將的王曠行跡，甚至不知其生死。這一點很有疑問。
後人懷疑王曠很可能是被俘或投降了，因其子王羲之在後世享有盛名，特別是得到唐太宗的推崇，故而在唐代修晉史時為其隱諱。這種懷疑雖然沒有可靠的依據，但符合邏輯，有一定的道理。唯一的疑點是，王羲之在辭官時曾到父母墓前發誓不再出仕做官，如果說王曠被匈奴俘獲或招降，又怎會有墳墓在江南？對此或許可以理解為王曠在北方去世後歸葬回江南，或者王羲之所面對的墳墓有可能只是衣冠冢。這些都是推理或推測，需要等待新的史料現世後加以佐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自長平之敗後，王曠在晉朝的政治生涯就結束了。 王曠之沒，王羲之時年七歲，這一事件對王羲之的影響當然是很大的。王羲之在《誓墓文》中說：「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可見王羲之的少年時代過得並不愉快。當然，王羲之作為琅琊王氏大族的一員，物質生活應不至於太拮据，而且其親伯父王廙官至侍中、驃騎將軍，對王羲之母子亦應有所關照。王羲之的痛苦和抑鬱，主要不是物質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晉書·王羲之傳》載王羲之「幼訥於言」，這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父親仕途不順導致的家道中落也許才是王羲之少年時性格內向的根本癥結。 雖然王敦、王導等有頭有臉的人物對王羲之不無賞識和關愛，但其他的俗人、凡人能否友好地對待少年王羲之就很難說了。王羲之成年後的作為不無狷介、放浪、叛逆之處，大概也是由於父親的原因，其少年時經常受到身邊人們的
衛夫人
輕視和冷眼，遂形成其特立獨行的性情。
王羲之與王述交惡，筆者猜測很有可能就是因為小時候王述經常嘲笑王羲之的父親，否則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族人何其多，王羲之為何偏偏與王述一人不共戴天，在因受到王述欺凌被迫辭官時要跑到父母墓前起誓？可見王曠的失敗給王羲之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是給王羲之留下了終身的陰影。 另，明人陶宗儀《書史會要》載：「（王）曠與衛氏，世為中表，故得蔡邕書法於衛夫人。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論於曠枕中，竊而讀之。曠即語以大綱，後羲之字功日進。」如前所述，王曠兵敗於永嘉三年（309年）七月，王羲之時年約七歲，不可能在十二歲時仍能與父親學書。而且，永嘉元年（307年）七月後王曠跟隨司馬越在洛陽（也有可能在淮南），因此王羲之五歲之後基本沒有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如果說王羲之早年的書法技藝是家族中的長輩傳授，那最有可能的人應該是他的親伯父、王曠之兄——王廙。唐代張懷瓘《書斷》稱王廙「工於草、隸、飛白，祖述張、衛。」看來王廙也是一代書法名家，王羲之成長於這樣的書法世家，其成就可謂有所自矣。
衛夫人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