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這位英國旅行家如何描述他所遇見的江南

不用擔心各大景點人山人海寸步難移，不必為了省錢買一趟紅眼航班，不會有人塞給你一張長長的清單叫你幫忙代購，也不會有被堵車支配的恐懼。排除所有這些令人掃興的因素，給你數十日的空閑時光，為你安排一場江南之行，你會怎麼玩？

一百多年前，寓居滬上的英國人葛駱（William R. Kahler）早就寫好了旅行攻略。一本《環滬漫記》（Rambles round Shanghai），一本《中國假日行》（My Holidays in China），均收錄在上海通志館和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主編的《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獻叢書》中。前者所涉及的地界主要以上海為中心，輻射至上海郊縣以及蘇州、杭州、嘉興等周邊城市，旅途中的風景、習俗、傳說、民情等見聞各自成篇。而《中國假日行》則介紹了三條完整連貫的線路，涉及的範圍也更遠、更廣。

葛駱說：「在中國度假的最令人愉快的方式就是雇一艘遊船航行。」就讓我們跟隨他一百多年前的足跡度個假，看看那時江南的世情百態。

外國人也喜歡掉書袋

出發之前，我們不妨再多了解一下這位「導遊」。

關於葛駱的生平記載雖然不多，但他在中國的經歷之豐富，僅從這些有限的資料中已可見一斑。1859年，尚在幼年的葛駱來到中國，自此與這片土結下了長達數十年的不解之緣。1879年，他在九江新關擔任三等鈐子手；1897年，《字林西報》刊登的一封葛駱來信上，他的署名頭銜已是虹口第二救火隊領班救火員；1903-1904年，他又連續當選工部局火政處的總機師。不僅如此，在租界重要機構擔任負責人的葛駱先生，於當時的新聞界也頗有名聲——他創辦並主編過一份戒酒會刊物《戒酒新聞紙》（Temperance Union），《中國假日行》即由該社出版，引起過不小的反響。可以想見，這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將「跨界」玩得風生水起的葛駱先生，定然是朋友圈裡愛攢局、能張羅、會來事兒的一號人物。

《中國假日行》中的前兩次旅行都是從黃浦江雇船出發，經蘇州河，沿江南內河行進：第一次旅行是在1887年10月，途徑川沙、七寶、泗涇、松江、嘉興、杭州、紹興、餘姚等地，最後至寧波返回；第二次是從上海到溧陽，途徑蘇州、江陰、無錫、宜興、常州。而第三次，葛駱和朋友們從九江到蕪湖，一路乘遊艇游長江，這樣的旅行體驗，讓現代人聽起來也多少有些艷羨。

明末文學家張岱在其《夜航船》的序言中就說：「天下學問，惟夜航船最難對付。」船上的乘客涵蓋三百六十行，談話內容也是包羅萬象。前一刻夸夸其談，後一刻興許就啞口無言。葛駱自幼在來華，對中國軼事典故所知甚多，和夜航船上的人一樣，他在航行途中也時常喜歡抖落抖落自己肚子里的存貨。

在七寶的水邊有人放鴨，葛駱便隨即聯想到一個關於鴨子的故事：從前有個人偷了鄰居的鴨子來吃，夜晚，渾身長出鴨毛。夢中有人告訴他，此乃上天的懲罰，需要失主痛罵他一頓，鴨毛才能脫落。此人幾次繞著彎子想讓鄰居開罵，誰知鄰居雅量，從不罵人。偷鴨人只好將自己的遭遇如實相告，鄰居這才將其痛斥一頓，偷鴨人果然立刻痊癒了。熟悉明清文學的人不難發現，這是《聊齋志異》中的一篇《罵鴨》。文言小說中的故事都能信手拈來，說葛駱是位「中國通」也不為過了。

葛駱在講中國故事的時候，經常會下意識地和西方故事進行對比。在松江的東嶽廟，葛駱向讀者介紹「東嶽大帝是東方的冥王哈德斯」。而在徐家匯博物院，葛駱竟能從院長韓伯祿神父關於鱷魚的研究課題上，聯想到韓愈在廣東撰文驅逐鱷魚的典故，並稱韓愈是「中國的聖帕特里克」。葛駱在寫遊記時，心中想像的讀者大約都是西方人，書中的這些類比顯然是為了方便西方讀者的理解。在今天的中國讀者眼裡，這倒也不失為一種趣味。

也許是道聽途說的版本太多，也許是西式思維理解有誤，也有可能是書寫成文時忍不住想添油加醋，總之，一些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到了葛駱那裡會有些變形。比如，「孟姜女」的故事發生地被葛駱平移到蘇州和松江，他還為男女主人公在松江的一座花園裡安排了一場浪漫的偶遇。在葛駱筆下，孟姜女的丈夫萬喜良（民間傳說中更通行的名字是「范喜良」）也並非因修築長城而死，而是因為秦始皇不願意為修長城犧牲千萬條人命，便依照佔星家之言，殺萬喜良一人來抵千萬人的性命（因為他姓「萬」）。城門護衛被孟姜女尋夫之事所打動，破例為她打開城門，葛駱借題發揮：「在中國，涉及金錢和感情的事件，感情更為重要。」

張岱的夜航船上，誇誇其言的士子因常識錯誤而被同宿的僧人取笑，不得不讓蜷縮著的僧人伸伸腳。葛駱在船上高談闊論的時候，也不知有沒有同行之人就其訛誤之處爭辯一番，然後叫他讓個位置伸伸腳呢？

巨變時代的江南民間信仰

近代以來，江南，尤其是上海地區，逐漸形成華洋雜處、東西兼容的社會形態，滲透公共領域的各大宗教亦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葛駱行經許多廟觀、祠堂、教會，我們從中亦可對近代江南的宗教生活稍作管窺。

在泗涇的聖巴塞洛繆教堂，葛駱觀看了一場彌撒。這裡的教眾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婦女坐在右邊，而男子坐在左邊，女孩和男孩們則緊挨著祭壇的護欄分列兩邊，正廳中央被一位上層社會出身的女子單獨佔據著。」一男子唱詩時犯了個小錯誤，旁邊的人隨即笑出聲來，進而開始捧腹大笑。這樣的場景太不嚴肅，葛駱隱隱透著不滿。他也並不認為中國人能夠真正理解天主教教義，他直言：「也許羅馬天主教沒有起到其他什麼作用，可至少他們教會了中國人乾淨和整潔。」不過，中國天主教徒的整潔和體面倒是給葛駱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在佘山頂上的聖母堂參觀時，他也發表過類似的議論。

在葛駱的記述中，我們不難發現近代中國宗教信仰的混雜（抑或是一直都很混雜？）。在蘇州城寶帶橋武廟，葛駱等人結識了一位文星方丈，方丈盛情邀請他們來廟裡參觀。武廟固然應當供奉關帝，可這座廟裡還供奉著許多其他神像，比如道教的財神像、佛教的因陀羅像。而這裡的信徒對清規戒律似乎也沒那麼嚴肅，葛駱就驚訝地發現文星方丈的晚飯疑似是肉。

江南很多盛極一時的寺廟，到了清末逐漸破落，加上時局動亂，便再無人問津。譬如南翔的萬安寺。這座落成於元泰定四年（1327年）的古寺曾是一方形勝，與南翔寺、萬壽寺並稱「南翔三大寺廟」。數百年滄海桑田，萬安寺幾經起落。在與葛駱年代最接近的《光緒嘉定縣誌》記載到萬安寺當時的情況，僅有「今廢」二字供人憑弔。因何而「廢」？又「廢」到何等程度？志書並無記載，而葛駱通過他的遊記將更多的信息告訴了後人。從上海到溧陽的旅行中，葛駱和朋友們途經南翔，看到萬安寺一片荒涼——屋頂多處漏洞，前殿住滿乞丐，大大小小的佛像殘破不全，僅剩一尊農神還算完好。他們從鄉人口中得知，這些都是太平軍劫掠的結果。葛駱還信筆提了一句，萬安寺的前門上寫著「四季安樂」。滿目瘡痍之下，這四個字倒像是有幾分「樂景寫哀」的悲涼。

舌尖上的江南

美食，是對趕路人最熨帖的犒賞和慰藉。對一個旅行家而言，「會吃」是和「會玩」同等重要的素質。就像葛駱一行從上海到溧陽，還不忘帶上一位手藝精湛的華人主廚。不過，江南物產豐饒，從不缺少大自然的饋贈，即便帶著廚子旅行，他們也從未錯過品嘗當地的美味。

飯稻羹魚的江南，最講究食材的新鮮。葛駱顯然是深諳此理，他對捕獲水產的方式表現得興緻盎然。最常見的是撒網捕撈，葛駱船行太湖時隨時經常看到湖邊有很多張開的漁網，網裡還有很多巧妙串聯在一起的磚坯，用以增加漁網的吃重。也有用大網來捕魚的，漁民們會花費七八個月的時間，拼織一張巨大的漁網，將它和絞盤以及幾根粗大的竹竿相連。這種裝置很巧妙。一邊的河岸上垂直豎起一根的竹竿，然後將一根長繩的一端系在竹竿頂部，另一端系在大網的一隻角上。大網的另一隻角與另一根竹竿相連，這根竹竿一頭連在岸上，當大網下沉，竹竿的另一頭沉入水裡。兩個絞盤在河的另一邊，用繩子把絞盤和大網的其它角相連。絞盤絞動就可以將繩子拉緊，大網就被拉出水面。船隻朝著網的方向推進，落網之魚就被移到了船上。

大網捕魚考驗的是漁民們團結配合的默契程度，而夜間的捕撈工作，則最能體現中國人為美食而發散的智慧。在漁船的一邊船舷上系一條約2英尺高的直立的漁網，另一邊船舷放一塊與船同長、約3英尺寬的白漆板。當船槳在水中攪動，受驚的魚兒以為光亮的白板處是安全所在，便直挺挺地衝撞過來，結果一個個掉到船上。這時，眼疾手快的漁夫迅速用另一邊的漁網罩上，以防魚兒逃脫。若是運氣好，哪怕漁夫在船上悶頭大睡，也能滿載而歸。

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除了魚蝦以外，其他水生的動植物，同樣是常見的江南美食。比如菱角、田雞、甲魚，葛駱對這些食物的獲取方式同樣津津樂道，可見這群高端玩家一路上從未虧待自己味蕾。

中國人吃飯的場景，在葛駱筆下亦是妙趣橫生。他們來到溧陽一家本地餐館，一頓飯就吃得非常「接地氣」。這家店生意很好，燒出來的食物也令人食指大動——「很多盤碟排成一列，有肉餡和甜餡的湯糰，有搗碎的豆子和醬汁，有雞、鴨以及其他禽類的肉片，還有很多或煮、或鹽拌、或生吃的蔬菜及掛在鉤子上的烤鴨。」不過葛駱也沒忘了抱怨一句「這些都被放在店外面，無遮無擋，根本不介意四處飛揚的塵土」。最具市井氣的是店裡的顧客：「有些人忙著猜拳，每個人都盡量讓自己保持清醒，同時灌醉邊上的人。隨著遊戲的進行，聲音越來越大，他們的臉也越來越紅，這是因為和烈酒能讓本地人滿面紅光。樓下有個人坐在桌邊，用含糊的聲音吆喝著從樓上傳來的各種指令……」這樣眾聲喧嘩的熱鬧場面，大約也是中國式飯桌留給外國人的典型印象。

有瓦肆勾欄間的人間煙火，自然也有大雅之堂上的玉粒金蒓。在無錫，一位銀行家在高級遊船上設宴款待葛駱一行。除了尋常的雞鴨魚肉，席上更有鴿子蛋、魚翅、燕窩、海蛞蝓這些美饌珍饈。中國人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充分體現在擺盤和食器的講究，各種雜食被切成小片、排成一列，每份菜肴都放在小小的盤子或者淺碟上。主人亦很熱情，經常幫忙夾菜，但葛駱對此有些嫌棄：「主人為了顯示他的好客，把筷子放在自己的嘴裡之後，他又用自己的筷子夾了很多好吃的，放在我們的碟子里。」

一個「中國通」的傲慢與偏見

葛駱畢竟在中國生活了數十年，行走中國社會的許多「規矩」，他都清楚得很。比如在溧陽的城隍廟裡，道士巧妙暗示葛駱要給寫香油錢，他立馬心領神會，並且在書中不無得意地告訴讀者：「就算他不說，再過幾分鐘我們也會給的。」

然而，就像不堪忍受餐廳的喧鬧和歌女的伴唱一樣，雖然葛駱算得上是個地道的「中國通」，但在字裡行間依舊流露出對華人社會難以適應的矯情。

在杭州坐轎子，對於葛駱來說就不是一次舒適的體驗。他在書中首先介紹了轎子的三六九等：「官員和有錢人坐頭等轎，我們打算坐二等轎，至於三等轎則被官員的隨從全部包走了。」他感嘆轎子是一種相當彆扭的發明，認為主要原因就是座位太低。而杭州的大部分街道又很狹窄，轎夫穿街走巷時，拐彎轉角都非常困難。

如果說乘坐轎子讓葛駱覺得有些彆扭，那觀看地方戲曲的經歷對他而言簡直就可以用「糟糕」來形容了。有一次偶遇村裡的巡迴戲班在表演，葛駱坦言：「如果你的神經承受能力還算正常，那麼這種表演你只要看過一次就應該覺得夠了。」鑼聲鼓點在葛駱聽來嘈雜難耐，演員們的唱念做打在他眼裡好似群魔亂舞，簡陋抽象的戲台布景簡直是在考驗人們的想像力，而觀眾們的喝彩叫好聲傳到他耳朵里就是此起彼伏的噪音。葛駱覺得中國戲曲很難翻譯的原因是「它們太粗俗了」。這樣的評價未免以偏概全——很多地方戲緣起於農村生活，難免有其粗俗之處，可但凡經過改造後登堂入室的戲曲大多唱詞優雅。況且，中國地方戲曲品類繁多，葛駱所見的鄉村社戲不知是什麼曲種，輕易便將難以翻譯歸因於「粗俗」二字，實是有些武斷。

葛駱也感覺到了江南大地上蓄勢待發的力量，可他依舊端著代表「先進文明」的姿態發表評議：「中國正隨著時代的需要覺醒，而且朝著外國人希望它能達到的那種文明狀態發展著。」今天的中國當然不是依循著一百年多前外國人的意願發展而來，我們應當堅信，一國之文明有其屬於自己的生命。

雖然葛駱對中國社會時常表現出西方人特有的優越感，但書中有句話倒說得公允：「就算外國人在中國人當中待一輩子，對他們的了解也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

結語

明清以降，江南一帶就是涉外程度較高的地區。而上海自1843年開埠伊始，更以其得天獨厚的條件，匯聚了數量可觀的外國人。今天，我們有幸能夠通過多近代上海外文文獻了解這一特殊的群體，了解他們在一個剛剛「睜眼看世界」中國，是如何看待這片「開風氣之先」的土地。他們既是江南集體記憶的重要構建者，亦是江南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一百多年前的葛駱站蘇州河畔，看到兩岸的一派新興景象——「沿河北岸設有從上海到蘇州的電報線，它還將從北到南延伸到整個中國。有四條電話線額而下，直達蘇州，過了蘇州之後，還有三條線繼續沿著大運河向前伸展著。」

在那樣一個蒙昧與覺醒之間的時代，醞釀在江南的蓬勃希望，就像這些線路一樣，向著更遠的地方不斷延伸，直到今日，依然伸向無盡的未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