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見之明的自負

歷史不會重複，卻押著相同的韻腳。——馬克·吐溫

認為歷史會重複，這是關於歷史的諸多誤解之一。——克拉倫斯·達羅

選自道金斯《祖先的故事》

有人把歷史描述為一些相繼發生的事件。你可以把這話當作一種警告，警告我們遠離兩種誘惑。

第一種誘惑是，歷史學家傾向於在歷史中尋找重複出現的規律，或者用馬克·吐溫的話說，尋找萬事的理據和韻腳。這種對規律的愛好會讓那些堅稱歷史沒有方向可依、沒有規律可循的人感到不悅，就連馬克·吐溫自己也說過：「歷史通常是一些混亂隨機的事件。」

另一種與此相關的誘惑則是執今繩古的虛榮，以為歷史有目的地走向我們所在的當下，彷彿歷史大劇中的人物們除了昭示我們的存在便無所事事了。

請注意，我將帶著小心同時遊走於這兩種誘惑的邊緣。

在人類歷史上，這兩種誘惑以各種各樣的名義真實存在著，至於是哪些名義倒不必在此贅述了。

進化涉及的時間尺度比人類歷史更長，這兩種誘惑的勢頭也更加兇猛，而其謬誤卻不曾稍減。

你可以把生物的進化史看作一連串倒霉物種的相繼更替，但許多生物學家都會跟我一樣覺得這種觀點很乏味。以這樣的方式看待進化，你會錯過大多數關鍵的東西。

進化押著韻腳，規律不斷重現，這一切並不是出於偶然，而是有著明晰的理據——主要是達爾文主義的理據。

跟人類歷史學甚至物理學不同，生物學已經有了自己的大統一理論，所有有識的從業者都已對此達成了共識，儘管在具體的版本和理解上還有差異。

在寫作進化史的時候我不會迴避對規律和原理的追尋，但我會儘可能小心謹慎。

那麼第二種誘惑，即認為歷史的存在是為了引出我們的當下，這種後見之明的自負又是怎麼回事呢？

有這樣一幅漫畫：我們的類人猿祖先們排著隊蹣跚而來，從後往前身軀漸次挺直，而走在最前面的正是現代智人（Homo sapiens），他挺拔魁梧、昂首闊步。

這幅畫幾乎跟旅鼠跳崖的故事一樣無處不在（那個故事也是假的），就像已故的斯蒂芬·傑伊·古爾德指出的那樣，它已經成為進化在大眾迷思中的主要標誌，彷彿人類是進化的最終章（而且這幅畫里領頭的總是男人而非女人），彷彿整個進化歷程都是為了指向人類，彷彿人類就像磁鐵一樣，將進化從過去引向輝煌。

物理學家的版本

順便一提，在物理學家中也存在類似的傾向，即「人擇論」觀點（anthropic notion），不過自負的程度沒有這麼明顯而已。

這種觀點認為，物理規律或者宇宙的基本常數都是經過精心調校的，而這一切費盡心機的計算都是為了最終使人類能夠存在。

這倒不一定是出於虛榮，也不必然是聲稱宇宙是專門為了我們的存在而設計的。它只是說，我們如今已經存在於此了，若是換一個沒有能力生成我們的宇宙，那麼我們是不可能存在的。

就像物理學家說的那樣，我們的天空中能看見星星，這絕非偶然，因為星星對於任何能夠生成人類的宇宙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樣，這並不意味著星星的存在是為了製造人類。這一切不過是因為，如果沒有星星，那麼元素周期表裡就不會有比鋰更重的原子，而只有三種元素參與的化學反應顯然過於貧瘠而無法支撐生命。甚至就連「看見」這個動作，也只有在能看見星星的宇宙里才能進行。

不過有必要多說兩句。我們的存在依賴於將我們孕育出來的那些物理規律和常數，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人們仍然會忍不住懷疑，這些強大的基本法則又為何會存在呢？

物理學家們或許會根據他們的假設而推測說，若把各種可能存在的宇宙視為一個集合，那麼能夠容許物理學發展成熟並憑藉恆星衍生出化學、憑藉行星衍生出生物學的那些宇宙只是它的一個子集，而總集的成員數目將遠遠超出這個子集的成員數目。

對於有些人來說，這意味著那些規律和常數必然在一開始就經過事先調校（不過我不理解為什麼會有人把這種說辭當作可靠的解釋，因為不管用它解釋什麼，那個問題就都會自然退化成一個更大的問題：

你需要解釋那個同樣精細且同樣不可能存在的「調校者」從何而來）。

另一些物理學家卻沒這麼肯定，也許物理規律和常數本來就不是可以任意變更的。

我小時候不太明白為什麼5乘以8一定等於8乘以5，只好把它當作大人們聲稱的一種事實接受了。直到後來，也許是通過把乘法看作矩形，我才明白了為什麼相乘的一對數不能脫離對方獨立變動。

我們知道圓的周長和直徑不是彼此獨立的，否則我們便可以據此推演出無窮多個可能的宇宙，各有一個不同的圓周率。諾貝爾獎獲得者、理論物理學家史蒂文·溫伯格和另一些物理學家提出，雖然我們現在以為那些宇宙基本常數彼此獨立，但也許等到未來某個時代有了完備的大一統理論之後，人們會發現它們的自由度其實沒我們以為的那麼多，也許宇宙只有一種可能的存在方式。如果是這樣的話，人類的誕生就不會像看起來那樣出於偶然。

其他物理學家，比如現任皇家天文學家馬丁·里斯爵士（Sir Martin Rees），卻認為這種偶然性是真實存在的，有必要加以解釋。他們猜測有許多平行存在卻彼此無法溝通的宇宙，它們各有自己的一套物理規律和常數。很顯然，正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我們，也必然置身於其中某個宇宙當中，無論這個宇宙多麼罕見，它的物理法則和常數確實有能力孕育出我們。

理論物理學家李·斯莫林（Lee Smolin）聰明地引入了達爾文主義的思路來解釋我們的存在，使之在統計上顯得更為可能。

根據斯莫林的模型，母宇宙會產生子宇宙，這些子宇宙的物理規律和常數各不相同。子宇宙來自母宇宙製造的黑洞，繼承了母宇宙的物理規律和常數，卻有一定的概率發生隨機的小變化，即「突變」。

那些能夠自我複製的子宇宙（比如存活得足夠久，足以產生黑洞）當然也就能將它們的物理規律和常數傳遞給各自的子代。

黑洞的前身是恆星，而在斯莫林的模型里，黑洞的形成正是子宇宙的誕生。

在這個宇宙達爾文主義的圖景里，能夠產生恆星的宇宙自然受到了偏愛。某些宇宙的特性使它可以將這種天賦帶向未來，也正是同樣的特性使之有機會偶然產生大原子，包括生命攸關的碳原子。經過一代又一代的演變，漸漸進化出能夠產生生命的宇宙，而這不過是進化的副產品。

最近我的同事安迪·加德納（Andy Gardner）證明，斯莫林的理論和達爾文主義的進化過程可以採用相同的數學描述。在我看來這套邏輯相當靠譜，我想任何一個有想像力的人都會有同感，不過我並沒有能力來評判其中的物理學。

據我所知，沒有哪個物理學家將這個理論斥為謬論，最負面的評價不過是稱其為廢話。就像我們提過的，有些人夢想出現一個最終理論，在其框架之下所謂對宇宙的精心調校不過是一個幻覺。我們現有的知識不能否決斯莫林的理論，而且他為自己的理論賦予了可測試性（testability）。可測試性是一種備受科學家們推崇的美德，相比之下許多普通人卻對它不以為然。斯莫林的著作《宇宙的生命》（The Life of Cosmos）值得一讀。

生物學家的版本

關於後見之明的自負，物理學家的版本不過是段題外話，而從達爾文開始，生物學家的版本更容易被人忽視，達爾文之前的情況則正好相反。

我們這裡關注的正是這個生物版本。生物進化不存在什麼高貴血統，也沒有預定的終點。時至今日，生物進化來到了數百萬個暫定的終點（數目取決於觀察時存活的物種數目），除了虛榮——既然是我們的敘述，那自然是人類的虛榮——之外，再沒有別的理由認為任何一個物種比其他物種更高貴或更特別。

但正如我將不斷重申的那樣，這並不意味著進化的歷史不存在任何理據或韻腳。

我相信存在著不斷重現的規律。我還相信，進化可能被認為是有方向的、進步的甚至可預測的，這種說法其實不無道理，儘管現在比從前多些爭議。但是值得強調的是，進步不等於朝著人類的方向進步，而我們必須承認，進化中可預測的部分仍然是微弱和無趣的。進化史學家在連綴語句的時候必須小心謹慎，免得在自己的敘述中引入哪怕一丁點兒的傾向，讓人誤以為進化是朝著人類的巔峰前行。

我手頭的一本書（總體而言是本好書，所以我就不點名了，免得為它招致侮辱）便是一個例子。書中在比較能人（Homo habilis，人屬物種，很可能是我們的祖先）和更早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時說，能人「顯然比南方古猿更加進化」。更加進化？這話除了表明進化是朝著某個預定的方向進行的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意思？這本書讓我們毫不懷疑那假定的方向是什麼。「很明顯是第一次出現了下巴的跡象。」「第一次」這個詞讓人不禁預期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具備人類下巴的全部特徵。「牙齒開始顯得跟我們的類似……」彷彿那些牙齒之所以長成那樣子，不是因為適應能人的飲食，而是因為它們踏上了變成人類牙齒的道路。該段末尾這句話尤其說明問題，講的是一個較晚些的人種——直立人（Homo erectus）：

儘管臉孔特徵仍然不同於我們，但他們的眼睛卻跟我們相似得多。他們就像是創作中的雕塑，未完成的作品。

創作中？未完成？只有帶著後見之明的愚昧才會這麼認為吧。替此書辯解一句，若是我們能有機會和一位直立人面對面，我們眼裡的對方也許真的像是一尊創作中的半成品雕塑，但這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眼裡帶著人類的後見之明。一個活的生物所關心的永遠只是在它自己的環境中活下來，所以它從來不是半成品——或者在另一種意義上，永遠都是半成品。我們大概也不例外。

如果大象可以書寫歷史

後見之明的自負還在其他歷史舞台上誘惑著我們。從人類的角度看，我們的遠古魚類先祖從水中向陸地邁出了意義重大的一步，這是進化史上值得慶祝的事件。

這個事件發生在泥盆紀（Devonian），邁出這一步的是總鰭魚（lobe-finned fish），有點像現代的肺魚（lungfish）。我們看著那個時期的化石，滿懷渴望想要目睹我們的祖先，當然這份渴望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知道隨後會發生什麼，並被這個念頭引誘著，不由自主地認為這些泥盆紀的魚朝著變成陸生動物的方向走了半程，它們的一切特徵都是實實在在的過渡性的，它們註定要朝著陸地發動一場史詩級的遠征，開啟進化史的下一個宏偉篇章。

可這並不是那時候的真相。那些泥盆紀的魚要拚命謀生存，既不曾領有進化的使命，也不曾參與前往遙遠未來的遠征。一本關於脊椎動物進化的書在提到魚類的時候這樣說（除此之外倒不失為一本卓越好書）：

（這些魚）在泥盆紀末期冒險走出水面前往陸地，可以說是跳過了橫亘在兩個脊椎動物綱之間的鴻溝，成為最初的兩棲動物……

這「鴻溝」只是後見之明的說法。在那時候並沒有什麼類似鴻溝的隔閡，我們今天認定的那兩個綱之間的差異在那時候並不比兩個物種之間的差異大。我們之後會看到，進化並不會跳過鴻溝。

將我們的歷史敘事指向現代智人，並不比指向任何其他現代物種更合理或更不合理，無論它是章魚（Octopus vulgaris）、獅子（Panthera leo）還是紅杉（Sequoia sempervirens）。

若是雨燕有歷史觀，它想必會對飛行引以為豪，把飛行當作生命最重要的成就，這是不言而喻的。它會把雨燕類看作進化的頂點，畢竟這些長著後掠雙翅的飛行機器能力驚人，可以持續滯空一年時間，甚至能一邊飛行一邊交配！

斯蒂芬·平克有一個奇思妙想，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稍做延伸。

如果大象可以書寫歷史，它們或許會把貘（tapir）、象鼩（elephant shrew）、象海豹（elephant seal）和長鼻猴（proboscis monkey） 看作長鼻子進化之路的探路者。

探路者笨拙地邁出了第一步，卻出於某種原因都沒能走到最後一步，終點可望而不可即。也許大象天文學家會想知道，在別的星球上是否有外星生命完成了最後一躍，越過鼻子的盧比孔河，發展出充分的長鼻特徵。

我們既不是雨燕也不是大象，我們是人。

當我們在想像中徜徉於某個消逝已久的時代時，出於人性，我們難免會對自己的祖先心存一絲特殊的溫情和好奇，這實在再自然不過了，雖然除此之外它們也只是普通的生物。

想起來感覺既有趣又怪異，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總存在那麼一個物種可以算作我們的先祖。

作為人類很難抗拒這樣一種誘惑，認為這個物種處於進化的「主線」上，而其他物種像是配角、龍套或者替補演員。

有一種辦法，既能避免這種錯誤，又可以適當地縱容人類中心主義，同時還符合歷史規範。這種辦法便是採用倒敘法追溯我們的歷史，這正是本書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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