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力氣活著的人最真實，上天沒有給他們表演虛偽的舞台

青年作家宋阿曼的整個童年與青春期都在煤礦度過，大部分親戚朋友都是礦工。本文選自她在一席的演講，深情回憶了故鄉的人與事。

正如宋阿曼所說：相比職場看臉色的人，煤礦上靠力氣活著的人是最真實的，上天沒有給他們表演虛偽的舞台。然而這份痛快與學不會，也意味著他們是所謂的「落後於時代的人」，是處於時代浪尖的人們眼中的「失敗者」。

宋阿曼寫下了那些缺憾的性格、弔詭的命運，那些人的自卑與倔強。甚至不需要文學加工就已有千鈞之力。

宋阿曼丨文

大家好，我叫宋阿曼，是一個小說作者。我在 2017 年年末出版了小說集《內陸島嶼》，裡面的幾篇小說引起了一席策劃的注意，她約我來跟大家講一講，希望我能多談一談以煤礦為背景的小說。

但是我想了想，我寫煤礦的小說其實不多。可能在別人看來，煤礦是素材，是小說空間，但它對於我來說是非常具體的生活空間。

《內陸島嶼》 宋阿曼 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我的童年乃至整個青春期都是在煤礦度過的，當我離開那裡再回想起來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它的完整性。時間在那裡的流淌方式，人們在那裡的生活方式，土地與城市相貌的變更等等，這一切都給人一種曠遠的感覺，好像過去的生活只是魔方上的一格。在很長的時間之內，這個魔方是靜止的，可一旦它轉動起來，被打散，一切也就意味著重新的選擇。

我出生在一個煤礦家屬院，幸運地趕上了所謂的煤礦「黃金十年」，這十年的起止日期說法不一，大體來說就是 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相比現在，那時候的確稱得上是黃金期。

在那個時候，一個人的親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可能都會在一個煤礦上班，煤礦支撐著的不是一個個個體，而是一整個家庭網。我的父親最早是在井下的通滅隊工作，通滅隊主要是負責井下的通風、防塵和防瓦斯等。我母親是在物資公司做出納員。

說到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我想先跟大家談一談煤礦上的女人們。以我母親這一代人為例，上世紀 80 年代考試招工的這一批女青年，絕對算得上是意氣風發的。

在中國西北，工業發展相對滯後，大部分縣市的大部分人還難以脫離土地，能通過考試從農民階級跨越到工人階級，對這些出身平常、讀書又不多不少的青年來說，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一件事情。

年輕的女人們有了工作，有了持續並且可觀的收入，便引發了一股潮流風尚。可能每一個發展還不錯的小地方都有一個「小巴黎」「小香港」之類的稱呼，在我家那邊的消費水平一度超過周邊縣市兩倍甚至三倍的時候，當地人也一邊自嘲一邊驕傲地自稱說是「塞上小香港」。

我翻看我母親年輕時候的照片，那時候的確是有一種香港式的風尚。在她和我父親的結婚照里，我母親燙著當時最流行的「一片雲」髮型，我父親也頂著一個爆炸頭。什麼喇叭褲、厚底鞋，各種套裝，但凡是外面流行的，這些女青年創造條件也能穿到身上。如果買不到，就拿著畫片去量體裁衣，裁縫在當時是非常吃香的。

這就是一份工資給這些女青年帶來的自由和暢快。而且，給女性提供的工作崗位也相對體面，洗衣房、充電房、礦醫院、子弟學校、賓館等，除了選煤樓，很少有直接和煤接觸的。所以她們也確實有條件美美地去上班。

我們再說說煤礦上的男人們。在當時，無論是領導還是普通工人都是要下井的，有時候下班很匆忙，他們顧不上洗漱就回來了，我們常常可以在家屬院門口看到那樣一個場景：一群黑乎乎的人進來了，從頭到腳都覆蓋著煤塵。我們小孩子也練就了一種本領，就是在一群黑乎乎的人中辨認哪一張黑臉是自己的老爸，而且一般都不會出錯。

其實當時那些叔叔們都分布在井下的通滅隊、運輸隊、綜采隊等等，這些都是又危險又辛苦的工作，但小孩子是感受不到這些的。在我的記憶里，下班回來的人群中很少有愁眉苦臉的人，大家都是聊著天吹著口哨就回來了，所以小孩子能看到的只有家屬院里鮮活生動的生活。

我第一次意識到井下工作的危險，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死亡，是因為一起井下的安全事故。出事的孩子我們就叫他豆兒吧。豆兒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男孩子，到現在他還是非常帥氣。我清晰地記得前一天我們還在家屬院里拿著玩具槍玩，後一天他就失去了父親。

這種事情大人是不會對小孩子講的，我們小孩子也不敢去問，只能各處聽說，據說是豆兒的父親在井下作業的時候被卷進了皮帶。死亡就意味著那個和藹幽默的叔叔沒掉了，我們的好朋友豆兒沒有父親了，即使他以後長大、變老，學好或者學壞，有出息或者沒出息，都沒有老爸去支持或教訓他了。

那時候大家都在一個大院里，走動都非常頻繁，我對他家本來是非常非常地熟悉，但就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覺得他們家那一層樓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切都變得陌生了。再後來我的朋友豆兒有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爸爸，一家人也過得挺幸福。

我們有時候讀小說，裡面一個人物突然消失了，讀者可能會覺得過於魔幻，但在我小的時候，我就發現，人們允許、默認，甚至配合一個人的消失，是為了讓生者更好的平復與接納。鄰裡間最樸實的道義，大概就是，我希望你好。

也是從那時起，我才意識父輩們每一次從井下上來，清洗全身的煤屑和污漬，都是一種洗禮，都是懷著喜悅的，裡面暗暗藏著對生的渴求。人們求生或求盛，都意味著最頑強的生命力。

假如你問一個在煤礦長大的孩子，你的理想是什麼，大概率不會有人說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礦工。但事實情況是，超過一半的煤礦子弟，在大學畢業後都選擇了回到煤礦工作，也包括我在內。

我們那邊的煤礦每年都會解決一批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父母們為了保險起見，都會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報名。我爸媽跟我說的時候，我正在準備研究生入學考試，當時也是一種漂著的狀態，我就回去交了材料，等我考完研就回去報到上班了。

我當時被分配在礦燈充電房，這個崗位一般都安排女工，因為它的工作性質非常地簡單，收燈、發燈，然後給燈充電。一般礦燈房都離井口不遠，工人們換好工裝就會拿著他們的燈牌來領燈，等到下班的時候再拿著礦燈來交換燈牌，人、燈、燈牌是統一編號的。

我剛工作的時候非常緊張，因為我覺得自己還不錯的東西，比如說文學的創造力、鑒賞力，以及我讀過許許多多的書，在那個地方都失效了，而一個人的能力，在於你是否能看一眼就記住十多個燈牌上的號碼。

跟我一個班次的同事大多都已經在崗多年，業務非常地熟練。其中有一個老員工，她在這個崗位已經將近二十年，她可以一眼記住三十個燈牌上的號碼。她每一次折返，胳膊上就會掛滿了燈。而我就得一趟一趟跑，一個一個找。當我動作慢的時候，工人們等得不耐煩了，會敲窗或者吹口哨，我就更緊張，越緊張就越找不著。

作為一個散落在礦山裡的文學青年，我對這份工作自然也有著一種浪漫的幻想。我是一個發燈的人，一個礦工頭上一盞燈，一盞相關性命的燈，而我是一個發燈的人。

但是在夜班偷偷睡著被交燈的人敲醒的時候，在機械地多次往返於窗口和燈架的時候，這種浪漫的幻想是沒有的，有的只是無比清晰的當下，還有那種對未來徹徹底底的迷茫。

大概在我工作了一個禮拜的時候，有一天夜班，一個工人下班特別晚，我遞給他燈牌的時候他沒有很快接著。他就站在那裡看著我，問我說，你還記得我嗎？

我看著他的樣子，努力地回想他會是誰。我和他之間隔著一扇大玻璃窗，為了方便我們遞燈牌，大玻璃上又開了一個小窗，大概這麼大。他非常費力地想把臉伸進那個小窗口，好讓我看清他。我看到他費勁地伸著脖子，有點自責，因為我真的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

他看我懵住了，就說出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一個在初中的時候非常熟悉的名字，在那個還講究江湖情誼、兄弟義氣的時候，他是鼎鼎大名的。我當時木訥地不知道應該聊點什麼，只好說：「你這兒上班啊。」

他笑了笑說：「是啊」。他用手翻了翻自己工裝的領口。問我：「你怎麼也回來了？」

我已經想不起來我們當時聊了一些什麼內容，但他說的那些話的時候有些苦澀。我們十多年沒有見，但在這裡見著了，一個在下井，一個在發燈。

我看到他驚訝，大概是因為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屬於那種敢做敢當、天不怕地不怕、混得特別開的人。而他看到我在這裡驚訝，可能是因為我是那種周一會在國旗下講話的好學生吧。我們都曾經以為彼此大有空間可為，但是卻在這裡見到了。

後來，我也跟一些同學朋友聊起我在煤礦工作的短暫的經歷，我聽到的最多的問題是「你是去體驗生活的嗎？」我想了想說，不是。

可能我們常有那樣的感覺，當一段已經完成的生命階段放在那裡的時候，它確實比較具有戲劇性。可是當一種生活還處於未完待續的模式的時候，你是不會覺得它有多麼特殊的。在當時，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研究生，那就是我的工作，我的日常。

以前也有人在一席講過東北的老國企興盛時候的樣貌，煤礦好的時候是差不多的，煤礦不好的時候也是差不多的。我家那邊的煤礦後來進行了一些改革重組，企業性質發生了變化，但是對於普通工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五一我回家的時候四處轉了轉，那些高檔的餐廳、娛樂場所，生意已經大不如從前。煤賣不出去，獎金髮不出來，工資越來越低，生活面臨著全面的回縮。原來那個熱鬧的「塞上小香港」，好像一下子舊了很多，鼎盛時期的裝潢原封不動地停留著。這種衰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當人們真正意識到時，就說明生活的各個角落都發生了變化。

我觀察到我家那邊的煤礦解決這個問題主要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消極的，一個是積極的。我們先說積極的。積極的就是引進人才、更新技術和設備，可是這實施起來遠不是說起來那麼簡單，所以消極的辦法就衍生出來了，那就是給井下工人放長假，就是說井下不生產了。相比前一種，這一種更立竿見影。

因為放假，還有工資低，許多工人不得不考慮搞一些副業，但是很少有人真的有魄力把這個可以養老的飯碗徹底丟掉。與此同時，每年又有大量的人來到這裡，這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我講一個我表弟的例子，他可以代表一批年輕人的樣貌。

我表弟大學畢業後回到了煤礦工作，他在大學讀的是文科，等了幾個月之後，等到了煤礦解決應屆畢業生就業。剛招的男生一般都會分配到井下干一年，除非你有非常硬的背景關係，否則一旦分配了是很難再調上地面的。

我表弟被分配在巷修隊，三班倒，早、中、夜。巷修隊是負責疏通井下的巷道的，活最重的時候，一人一天手工挖四米多。井下的地質是非常複雜的，石頭、石板、金屬板都鑲在地里，所以工作起來用的都是蠻力。

剛下井的小夥子基本上都是含著眼淚咬著牙把自己的那一段挖完，要是挖不完影響了別人下班，一些老工人會用很難聽的話罵你，年輕人臉上掛不住，一般都會非常努力地把自己的那一段挖完。

我表弟還不到 23 歲，已經是兩手的老繭。而且他那個工作有時候是早晨下去，晚上再上來，他擁有的只有夜晚，是漆黑的。下井的工人們下班之後經常聚在一起喝酒，非常非常頻繁，所以礦區的酒吧、燒烤店特別多，生意也很好，可能那種力度的工作只有酒精才能讓人真正放鬆下來吧。這樣的時間久了，是不是大學生，學了什麼專業，真的就不那麼重要了。

後來一個機會，我弟弟是參加了政府的項目去援疆了。聽上去也是背井離鄉的，但是這是一個家境普通的成年男人自己做出的選擇。

還有一類年輕人，也是每年到煤礦數量最大的一批年輕人，官方稱為農民輪換工。這些年輕人都是簽固定合同，一般簽五年，五年一到自動解約，乾的都是井下最基層最辛苦的工作。據我觀察，其實這些年輕人不光是來自農村，也有一些退伍後自主擇業的軍人，還有一些在大城市漂了好多年又回來的年輕人。

跟大家講了這麼多，其實也都是我個人的一些記憶和觀察。煤礦的興盛和衰敗是同時進行著的，這取決於你站在怎樣的角度和立場去觀察它。

對比一些題材非常鮮明的作家，我寫煤礦的小說其實並不多，因為我喜歡感受個體。有些人無論處在怎樣的地域，從事著怎樣的工作，其實他面臨的困惑是一樣的，感受到喜悅的方式也是一樣的。

有許多文學、影視作品都在講述發生在煤礦里的故事，比如《盲井》《地心營救》等等，可是這些以礦難、死亡為敘事核心的故事越來越難以吸引到我，因為這不是我觀察到的煤礦的一個常態。

但當我看到電影《山河故人》的時候，我感到非常地欣喜，因為在這個影片里，煤礦只是一個承載人生老病死的空間，它本身並不是有多麼地特殊，而我曾經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空間里。

我甚至在電影里看到了許多我認識的人，我認識那些缺憾的性格，認識那些弔詭的命運，認識那些人的自卑與倔強。梁子這個人物形象幾乎是隨處可見的，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父輩叔叔那一輩的一個集體的縮影。

《山河故人》劇照

那有沒有成功的人？有。可是詞語有空間性，有些詞語屬於有些群體，在煤礦是沒有人講成功的，成功就更像是一張漂亮的貼畫。而人情這個詞語是屬於煤礦的，是屬於西北小城的，至少到現在也沒有被碾壓殆盡。

那裡發生過太多太多的故事，假如我把它們寫下來，肯定會有讀者以為是我刻意營造的偶然或者是戲劇衝突，我甚至不想用文學的轉述去使得這種真實變得可疑。

靠力氣活著的人是最真實的，上天沒有給予他們表演虛偽的舞台，相比那些在職場看人臉色的人，他們活得痛快多了。可是這份痛快和學不會，也意味著他們永遠是落後於時代的人，他們是那些處於時代浪尖上的人眼中的失敗者。

我考上研究生要離開煤礦的時候，一個還在下井的朋友半開玩笑地跟我說，跟不上你的進度了，可能以後越來越沒話說了。後來我讀研、寫作、出書，畢業後又考去北京工作，這個玩了很多年的朋友就真的沉默了。

我的現實不會影響他對既有生活的判斷，他也揣著對我的生活的某種想像繼續開心地活著，可能他不會想到，我也偶爾會問自己，如果當時留在煤礦工作，現在會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都活在自己魔方的那一格里，不知道這塊魔方會不會轉，會怎麼轉，會把我們轉去哪裡。

謝謝大家。

文字丨來自宋阿曼於一席的演講

圖片丨來源於網路

編輯丨阿喬

因為白夜，我活成了另一個人 | 翟永明

這位被稱作「文學女巫」的作家，重寫了《美女與野獸》丨小說酒館 006

我的責任是創造光明和美麗 | 丁玲

論心靈的寧靜 | 叔本華

你有類似的記憶嗎？

歡迎留言分享~

想尋找更多和你一樣的人

請加入楚塵讀者群（ID：ccreaders）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