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天下 > 從熟悉的敵人到陌生的朋友:二戰後美國對日本形象認知的變化

從熟悉的敵人到陌生的朋友:二戰後美國對日本形象認知的變化

在世界近代史中,有一個散發著古怪氣質的「歷史標本」,這就是美日關係。從1853年馬修·佩里叩開日本大門,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再到1952年美日簽訂《舊金山和約》,美日關係始終在爭執與合作中踟躕徘徊。經歷了殘酷的二戰,美國與日本重建了外交關係,二者相互之間的形象認知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對美國來說,日本的形象始終是動態的,從熟悉的敵人,變成了陌生的朋友,認知的變化其實隱含了更深層次的憂慮。

「改過自新」與「重新發展」

二戰結束後,在美國的監督下,日本開始了重建秩序的社會再造計劃。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對日本的態度,從二戰中的仇恨蔑視,變成了欣賞和支持。看法的改變,一部分歸功於許許多多在日本愉快生活過的駐日美國人,而另一部分則歸功於那些和平主義者,以及他們為美國人所寫的大量有關日本的著作。

到了20世紀60年代,「重新發展」的日本對於美國來說,似乎完成了從敵人到重要盟友的轉變過程。在美國的積極支持下,日本加入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這一事件象徵著日本的再次「成年」,在美國人眼中,日本通過「改過自新」,從一個「新生國家」成為了一個可以回歸國際社會的「成熟國家」。

日本借著第十八屆夏季奧運會的機會,展示了自己的「新生」。為了辦好亞洲第一屆現代奧運會,日本新建了大量基礎設施、酒店、更新了東京的交通系統,希望以良好的社會風貌吸引廣大國際遊客。

美國《商業周刊》曾經連篇累牘的報道日本的奧運計劃,聲稱日本對於奧運的投資,就是要獲取國際聲望,也就是說日本希望其他國家對它換一種看法,不再是戰爭的發起者,而是一個蓬勃發展的現代經濟體。有一位美國編輯形容日本對奧運會的重視「就像一個在物色飾品的女士,為了奧運會,手忙腳亂地試圖把自己裝扮得漂亮可人些。」

從結果上了來說,東京奧運會是成功的,不僅使其他國家對日本的看法煥然一新,最重要的是改變了美國對日本的看法。美國《生活》雜誌曾向日本派出了一批記者,駐紮近一年,發行了有關日本變化的專刊,大受歡迎。面對日本的成功,美國人似乎與有榮焉,彷彿一個為墮落朋友重新振作起來而感到驕傲的摯友。

然而事實恐怕不那麼樂觀,在喜氣洋洋的氛圍中,還隱藏著不安的因素。一位美國記者曾反思自1945年以來日本的巨大變化,他一針見血地寫道:「在所有的歷史記錄中,很難找到與美日之間短暫而緊張的關係相類似的情況,二者之間充滿了極端的欣賞和仇恨、背叛和信任、合作與暴力。」

裂痕出現,看法的轉變

20世紀60年代,奧運會結束後,日本和美國被錯綜複雜的關係捆綁在一起,不管是貿易、防務還是制度,兩國都有互相依靠的地方,而且兩國文化似乎也在不斷的融合滲透。日本在小心謹慎地「美國化」,而美國則克制地吸收著日本的影響。

不過,即便兩國在不斷靠近,並在很多方面互相支持,但美國對日本的看法仍然充滿了矛盾,一方面,美國人對日本文化十分欣賞,尤其是日本人的靜思冥想、條理有序,在靜態美學上的強大吸引力。另一方面,美國人對日本人也存在著難以言明的憂慮,認為日本人缺乏自主性、缺乏理性並且潛藏著敵意。

儘管和平主義者致力於宣傳美日應該以寬容為主,但許多美國人仍然對於二戰中日本的行為心存芥蒂,對日本人始終有一種恐懼感,認為神秘莫測的日本人和其他「東方人」在本質上就和「西方人」不同,所以是不可信任的。因此,數年之後,當尼克松宣稱日本是導致美國金融災難的經濟敵人時,美國群眾幾乎不假思索地就相信了。

尼克松利用了人們的偏見,成功地轉移了輿論對自己的壓力,比起承認經濟上遇到的困難是因為美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或是坦言美國面臨的問題是因為不斷的對外戰爭,指責日本人顯然要容易得多。把洶洶怒意推給日本,讓不堪重負的尼克松喘了一口氣,他並不擔心這背後帶來的連鎖反應。

在20世紀90年代的早期,日本「經濟泡沫」尚未破滅之前,相比於美國,日本似乎一直處於上升期。日本人善於仿造,且精明能幹,在美國的地盤上和美國人競爭,他們將日本製造的車輛和電子產品大量輸入美國市場,使美國企業節節敗退,並且還高調收購美國地產和企業。這引起了美國人的極大反感。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很容易接受尼克松的說法,並且由於日本經濟的崛起,他們自然而然地擔憂:日本人曾對我們發動過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現在他們故技重施,似乎正在準備一場經濟上的突襲?

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經濟競爭,美國人為了找到同日本人一較高低的法寶,仔細研讀了大量的資料,例如傅高義(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1979)、威廉·大內(William Ouchi)的《Z理論》(Theory Z,1981)。通過閱讀書籍,美國人不僅沒有欽佩日本在經濟上的苦心孤詣,反而加深了對其的戒備心。這種戒備心仔細說來,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例如德國在同一時期也崛起為經濟強國,但它的成功在美國並沒有引起關注或擔憂,只有日本讓美國格外焦慮。

對優勢地位的擔心

20世紀70、80年代,為了配合美國大眾心理,大量電影表現出十足的「攻擊性」,比如在《滾球大戰》(Brazil,1975)和《巴西》(Brazil,1985)這兩部科幻片中,導演選擇的反面角色無一例外都是日本武士,這些反派像機器人一樣受人操控,這種形象正適合日本作為科技強國的新地位,甚至還會讓人聯想起著名導演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話:日本士兵就像「同一張底片沖洗出的複製品」。

由於日本經濟的發展,四處出沒的日本遊客也成了一種力量展示行為。遊客的「露富」讓美國人對日本人地位上的優勢感到不適,加劇了對日本認知上的消極權重。

在日本經濟衰退前,對日本成為經濟強國的恐懼一直存在於美國的大眾文化中,這點從當時的暢銷書中可見一斑,例如克萊夫·卡斯勒(Clive Cussler)的《龍》(Dragon,1990)和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的《昇陽》(Rising Sun,1992)。小說中美國同日本的戰爭是比喻性的幻想,不是實際發生的戰爭,但也表現出了人們最渴望看到的東西。

日本人為了扭轉美國人的擔憂,不斷發起宣傳攻勢,例如當時洛杉磯的廣告牌上,常常能見到身著和服、舉止優雅的日本航空公司空姐們,她們代表了日本友善、柔和的形象。但美國人還是對揮之不去的「武士」形象憂心忡忡。

身著和服的友善女子,以及手持武士刀的兇悍戰士,正好概括了美國人心中矛盾的日本想像,在美國人的意識中,日本人既友好,又危險;既選擇合作,又有自己的小算盤;既是戰略盟友,又是心懷鬼胎的敵人。

這種對日本人的雙重看法在二戰前就普遍存在,現在美國人仍舊可以信手拈來,解釋目前的狀況。美國對於日本的認知,視雙方地位而定,積極和消極兩方面此消彼長,快速輪換。

前功盡棄的和平主義者

雖然和平主義者不斷努力,想靠輿論轉變美國人心目中日本人的形象,然而他們的努力並沒有說服所有美國人。一些人仍舊認為日本人狡猾可疑。但輿論的努力也影響了不少美國人,使後者具有了一種認知上的混合態度。

很多美國人最終都承認,他們不知道該如何看待日本:總的來說,日本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民族,他們有優雅的女性、可愛的孩子,還有令人著迷的文化。

但是美國人仍對這樣的一個民族感到不安,因為日本實際上仍處於一個「前現代」的社會中,有上億人為生計殘酷競爭,他們擠在一片相對貧瘠、地質條件不穩定的島嶼上,由於強烈的自尊心和羞恥感,他們隨時可能進入歇斯底里狀態,挑起另一次「珍珠港」事件。

美國人對日本「恥感文化」的印象,來自於露絲·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與刀》,這本書詳細描寫了日本人的對羞恥的天生敏感性。本尼迪克特的個人觀點已經進入了美國人對日本的主流觀念之中。本來,本尼迪克特認為她的研究將有利於建立「一個差異共存的世界」,但結果卻將這些差異實質化、具體化、表面化,從而加劇了美國對日本形象認知的偏見。當時,像本尼迪克特這樣的和平主義者堅信,通過強調文化比生物特徵重要,以及其他族群也有建立現代社會的潛力,人們會互相和解,並彼此欣賞。

但是,結果卻適得其反,和平主義者儘管是出於好意,卻在其他領域重新構建了敵對情緒。對於日本的負面看法非但沒有改變,反而加劇了「我們跟他們不一樣」這一觀念,最終導致1985年美國和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後者的經濟從此一蹶不振,進入了二十年震蕩期。

美國對日本形象認知轉變的三大原因

美日兩國關係從敵對(「黑船事件」)變為友好(帝國主義時期),又從友好走向戰爭(太平洋戰爭),之後又恢復到親善友好(20世紀60、70年代),而後再次進入競爭(20世紀80年代之後)關係。美國對日本的看法始終處在一種積極和消極的矛盾變換之中,導致這種認知轉變的原因,大概有三個:

第一、大相徑庭的文化。美國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跟日本的東方文化格格不入,俗話說:吃不到一個鍋里的人,肯定不是親人。文化的差異,有時候會彼此吸引,但更多時候是彼此戒備。

第二、傷痕纍纍的歷史。以偷襲珍珠港為開端的太平洋戰爭,給美國人留下了深深的戰爭創傷,這使得雙方的互信基礎總是不穩固。畢竟背後捅刀子的行為,總是讓人們刻骨銘心。

第三、潛在能力的威脅。這是美國對日本形象認知轉變的最重要原因。對於日本潛在實力的擔憂,使得雙方關係存在著巨大張力。對於先發國家來說,後發國家總會帶來無窮無盡的競爭。

綜上所述,鑒於文化、歷史和潛在實力的考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對日本的看法不停地改變,雖然二者從敵人變成了朋友,但始終「同床異夢」,在保持友好的同時,一直小心翼翼地尋找彼此關係中最有分寸的平衡點。

參考資料:

《Z理論》威廉·大內

《日本的新中產階級》傅高義

《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傅高義

《菊與刀》露絲·本尼迪克特

《賴肖爾與美日夥伴關係1961-1966》臧揚勤

《東亞經濟中的美日關係研究(1945-2000)》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廁讀大歷史 的精彩文章:

古羅馬的浴場文化:沐浴、聊天、閱讀和社交的生活中心
農夫在地里發現一把槍,原來是梵高自盡用的武器,估計價值35萬

TAG:廁讀大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