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友：經濟數據還行，美國人咋還憤怒
美國政府強調當前經濟運行良好，經常引用股市、季度GDP增速以及失業率等數據來證明自己取得的政績。但美國民眾對於總體經濟狀況的看法分歧嚴重，民調顯示至少一半美國人認為經濟形勢還在原地踏步甚至正在惡化。與此相關的一個事實是，在看起來還不錯的經濟數據面前，美國人的憤怒、壓力和憂慮卻在急劇上升，蓋洛普公司說去年感受到這些負面情緒的美國人，要比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大多時候更多。這表明，對相當一部分美國民眾而言，數據上的經濟表現亮麗並不等於現實中的幸福感強烈。
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導致上述現象的出現。一是經濟增長與分配的問題。美國經濟增長並未真正恢復強勁，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年增長率至今未能突破3%。而近兩年失業率的降低，也是在低工資水平和低勞動參與率基礎上發生的。美聯儲今年甚至有可能歷史性地在還沒完成一個升息周期的情況下就調頭轉向降息。這充分說明當前的美國經濟依然脆弱，強勁穩定增長的基礎並不牢固，因而美聯儲只能通過降息的方式來刺激經濟。
美國不僅經濟增長存在問題，而且有限經濟增長的分配情況也較惡劣。數據顯示，美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前5%、前1%和前0.1%富人佔美國整體財富的比重持續升高。特別是前0.1%的美國富豪，佔有了美國1/4左右的凈財富。而50%的中下層美國人佔有的美國財富不到5%。這一半的美國人在美國收入分配中不斷被邊緣化。當前美國政府津津樂道的股票市場牛市，從財富分配角度而言，事實上在加劇而非緩解美國的貧富分化狀況。股市正成為美國貧富分化的一個新根源。富者愈富、窮者越窮，普通美國民眾非但不能感受到經濟增長的實際意義，反而是被剝奪感、被拋棄感和被犧牲感愈發強烈。
二是國內政治對立導致的社會迷茫。政治穩定是世界上各個國家民眾的基本訴求，因其能夠帶來心理層面的舒適感和休養生息的良好環境。美國人也不例外。美國政治是競爭型的選舉政治，美國國民對此已經大致適應。但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當前美國政治力量的嚴重對立狀況，超過了大眾的正常認知水平和可接受程度。府會鬥爭、政黨政治充斥於華盛頓，飄散到全美各地。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和不同意識形態的美國人政治包容度大幅下降，為了捍衛自身政治立場，不斷滑向極端化。原本以妥協和平衡為特質的美國政治癒發凸顯出強硬和失衡的趨勢。政治的中間派是美國政治的穩定源和緩衝帶所在，但在政治兩極化對峙中，左和右、藍與紅、上與下的政治分野持續被強化，導致中間立場的政治空間也不斷被侵蝕。
隨著美國2020年大選年的到來，可以預見美國政治將進入更大的動蕩環境中，各種形式的政治亂局將會不斷出現。伴隨黨內初選和總統大選進程，美國政治的對抗性將會更強。被捲入極化衝突的政治進程中的普通美國人，痛苦、亢奮、失意或偏執等政治情緒更加瀰漫。美國當前的政治生態不僅無法起到對國家和社會的彌合功能，反而帶來制度性的不穩定。
三是社會變遷中個人調適的痛苦。在貧富分化、政治對立格局下，美國社會也出現了重大問題。原有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出現變化，中間階層不斷萎縮。社會流動通道日漸狹小，社會階層固化更為嚴重。傳統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家庭感不強，結婚率大跌、不婚率顯著提高，吸毒人數和吸毒致死率不斷擴大。美國作為移民國家的「熔爐」和融合效應逐漸減弱。如今，移民問題正成為撕裂美國社會的敏感議題，不僅各族群之間圍繞移民問題爭執不下，各族群內部立場也分化對立。穿越各階層、族群和文化的社會共識越發難以形成，撕扯和分裂成為美國社會的常態。社會結構的大變遷，深刻衝擊著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在這樣的社會變遷趨勢及其總體惡化的軌跡中，絕大多數美國人正在經歷艱難的適應和調整。而且，適應和調整的心理成本、經濟成本大都由美國民眾獨自承擔，政府或市場所能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
因為這些原因，對很多美國人來說，美國經濟當前所謂的增長沒能帶來直觀的幸福感增加。當前，美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都在經歷重大的變化，經濟不增、分配不均、政治不穩、社會不和等成為顯著特徵。大多數美國人沒能意識到、更不要說準備好迎接這種變化，而不順心、不安心是這種變化進程中的必然狀況。美國政府本應客觀承認變化並找出內部癥結，通過改變自身而非尋找外部原因來進行根本性的應對，但目前來看，它顯然還沒去做這些該做的事。(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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