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間的國家與祠祀——以國家和南方祀神之風互動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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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間的國家與祠祀》以唐宋之間國家和南方祀神風俗的互動為主軸，從兩個層面說明南方力量崛起後，庶民的祠祀文化成為統治階層政治操作的重要憑藉。
第一個層面的變化是國家大幅涉入基層祠祀。唐代以地方官府的祠祀慣習維繫國家與祠祀之間的關係，這一做法於唐宋之際出現了重大轉變，一方面，國家開始以大量賜封手段與各地祠祀建立直接聯繫。唐末五代南方王國通過封賜，援神為用，以圖自立，確立了此一封神傳統。到了北宋中期南方官僚集團崛起後，此一地域傳統牽引朝廷改采大量封賜的措施。另一方面，南方地位大幅提升後，宋廷基於正面處理南方祀神風俗的經驗，開始建立地方祠祀的具體規範。
第二個層面的變化是宋代以後朝廷和士大夫開始借重祠祀在地方傳播政治意識的形態。經過上述變化的洗禮，宋代統治階層開始重視祠祀的教化作用，他們以大量的賢人祠和旌忠廟表彰人物典範，宣揚核心的政治價值。宋代只是開端，後來成為近世政治社會史的一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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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間的國家與祠祀》
楊俊峰 著
中古中國知識·信仰·制度研究書系（第三輯）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
定價：68元
出版時間：2019年5月
書號：978-7-5325-9209-8
作者簡介
楊俊峰，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對新知充滿好奇心，主要研究重心在唐、宋兩代的歷史，已發表的成果涉及國家與祠祀、祠祀與學術傳播以及政局與墓誌、題跋書寫等議題。
目錄
書系緣起
緒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第三節 研究取徑
第四節 本書章節架構
第一章 地方官府祭祀與官神共理思維
第一節 「入境隨俗」：長吏到任謁神的傳統
第二節 禮神依據：地方自編祀典
第三節 祈祭的過程和祭祀對象
第四節 官神共理思維和祠祀信仰的統整
小結
第二章 唐宋之間地方祠祀具體規範的建立
第一節 唐五代朝廷無意管制各地祠祀
第二節 地方官遊宦南方與祀神好巫之風
第三節 少數改造淫祀風俗事例的分析
第四節 從治政到教化：北宋前期建立常民祠祀活動的規範
小結
第三章 五代南方王國的封神運動
第一節 王國的自立與封神運動的展開
第二節 南方武人對陳果仁信仰的崇奉與封贈
第三節 封神活動「南熱北冷」的現象
第四節 封神活動的內容與特色
第五節 北宋封神的「復盛」
小結
第四章 旌忠廟與賢人祠
第一節 賜封勸忠之風興起
第二節 北宋中期祀賢運動的展開
小結
結論
附錄一：唐代城隍信仰與官府的立祀——兼論其官僚化神格的形成
附錄二：宋代的封賜與祀典——兼論宋廷的祠祀措施
參考文獻
後記
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中國社會中，信仰世界相當複雜，除了我們熟知的釋、道二教之外，還有大量分布於各地的原生宗教。宋代以後的地方志，通常設立「祠廟」「神祠」或「祠祀」一門，記載這些佛、道教以外的信仰。這類信仰對象以祠廟和祠廟奉祀的神祇為主體，它們和釋、道等組織性宗教最大的差異，在於欠缺有系統的經典支持，也缺少有體系的宗教人士的組織。然而，上述地方志的記載，反映出傳統中國官方對宗教分類的概念里，這些釋、道以外的中國原生宗教，是一個獨立的類別。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學界對這些原生宗教的研究相當沉寂。一直到1980年代以後，美國與歐洲學界在關懷中國通俗文化的熱潮下，才開始推動此一研究領域。邁入1990年代，相關的研究已從附庸轉為熱門研究領域，個別學者的論著相繼問世，也出版了兩部論文集。近年來，漢學界迭有新書出版，中文學界關於唐宋時期祠祀信仰的論著也日益受到注目，且迄今熱度不減。整體而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宋代以後，而且主要關注對宋代或後世影響較大的信仰，如城隍、五通、媽祖、梓潼、張王等信仰。
最初推動此一研究領域的國外學者，實欲以此為題，從精英文化以外的層面尋求對中國史的不同理解，他們往往稱這類信仰為民間宗教。在概念上，此一用語有強調其信眾和價值觀念「下層」的意味，因此，隨著研究的推進，學者試圖改以其他概念加以概括，如「地方祠祀」「祠祀信仰」「大眾宗教」「神祠宗教」「神祠信仰」「祠神信仰」與「民眾祠神信仰」等，反映不同學者在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差異。
這類原生宗教，既是一般人信仰之所系，亦可能是官府祭祀的對象，而且，官府也會主動通過建祠立祀的活動，來紀念、表彰特定人物。這些帶有紀念性質的立祀活動不一定具有信仰的成分，但是建祠立祀的形式和民眾信仰基本上是相同的。本書使用「祠祀」一詞進行討論，除了指稱分布各地的祠祀信仰，也包含國家和士大夫官僚群體建祠祭祀的活動（例如旌忠廟與賢人祠），希冀對官方和祠祀信仰這類原生宗教的關係，帶來更豐富的考察視角。
長期以來，國家與祠祀信仰的關係一直是學者注目的焦點。以本書關注的唐宋時期而言，學者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祠祀信仰和國家權力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成果，其中，國家權力和這些信仰的關係，始終是學者關注的焦點。根據學者的考察，在唐宋兩代兩者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宋代較以往朝代更關注這些祠祀信仰活動，國家發展出許多具體的控制措施。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相較中古時期的政權，宋朝確實更注意對民間信仰的控制。何以宋朝更重視對各地祠祀信仰的控制？一種普遍的看法是，宋代祠祀信仰大盛，統治者必須正視此一現實，由此發展出更多控制措施。於此，個人想嘗試提出另一種考慮的可能性： 所謂宋代祠祀信仰「大盛」，是指那些基層社會的信仰大量湧現於歷史文獻的記載，而有「興盛繁榮之貌」。宋代大量賜封神祇的記載即是明顯的例證，而且國家的賜封之制，顯然對此一湧現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誠然，中國歷代王朝都留心控制各種信仰，但是不同時期，有時關注的重點不同。中國中古時期，為人熟悉的佛教史上的三武之禍，即是國家打擊佛教信仰的事例。此時，國家更掛慮佛教等組織性宗教可能帶來的威脅。在討論中古國家與祠祀信仰的關係，也要考慮這一點。
宋代大量湧現的祠祀信仰的記載，至少說明宋代分散各地的祠祀信仰，更受到統治者的注意，但是何以如此？個人認為，討論上述問題，仍須回歸到國家實際的治理經驗。於此，本書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將進一步聚焦於唐宋之間國家面對南方祀神風氣的作為。南方自古有好祀之風，但是以往討論國家和祠祀信仰的關係，較少考慮此地祀神風氣對帝國祠祀措施可能的影響。特別是唐宋之間南方整體力量的崛起後，帝國和統治階層必須正視此地的治理，他們如何處置南方祀神風氣？又，此一風氣對他們的祠祀措施又產生哪些影響？本書將說明，正視國家處理南方祀神風氣的經驗，將會對宋廷和士大夫官僚何以更關注祠祀信仰這一問題，有不同的考慮和理解。
在探討此一問題時，本書將採取跨代的研究。討論宋廷更注意各地的祠祀信仰，不能只著眼於宋代，個人將試圖梳理唐宋之間國家對地方祠祀作為的變化。以往學者討論這些變化，主要是以一種歷史比較的視野加以討論，很少真正從唐宋之間重大歷史轉變的背景，動態地考察國家對地方祠祀作為的變化。以下各章的討論，將試圖勾勒此一變化的歷史面貌。
最後，對國家與祠祀信仰的關係，本書提出一種雙向考察的視角。中國歷代不乏賢人祠與忠臣廟，但是宋世以下，興立大量的旌忠廟與賢人祠，確實是令人注目的歷史變化。何以國家和士大夫官僚開始興起、推動建立這兩種祠廟的風氣？既有的研究對國家與祠祀的關係只存在著單向的考慮，主要討論國家控制祠祀信仰的措施，因此，很難解釋上述這一醒目的歷史變化。本書嘗試說明國家和統治階層大幅介入之後，其自身的政治行動也可能受到基層祠祀文化的影響。此一變化，有助於理解宋世以降何以出現大量的旌忠廟和賢人祠。
二、研究回顧
研究唐代祠祀信仰的學者，主要從禮制與禮典的規範探討國家對地方祠祀的控制措施。此一研究領域起步較晚，大約在1995年以後才逐漸展開。西方研究唐代的學者原本就不多，近年來，研究人才更少，而關注「民間宗教」的西方漢學家往往因此時相關史料零散而裹足不前。故關於唐代祠祀的研究主要由唐史學者所推動，其研究取徑較少受到西方漢學界的影響，而主要受中古史學界自身的影響。他們主要討論祠祀信仰與國家權力、祭典和禮制的關係，反映出中古史研究關注於國家與禮制的學術氛圍。在這方面，金相范與雷聞的研究頗具代表性。
金相范和雷聞二人皆從國家禮制、禮典考察國家的祠祀措施。金相范的博士論文最早強調國家禮制對祠祀信仰的制約與規範，他頗受以禮探察皇帝支配製度的取徑所影響，認為唐代皇權強化之後，政府企圖獨佔人神之間的交流管道，因此，在地方上以社為基礎推行正祀。最後，在官社無法制約鄉村信仰生活時，政府又對神界實行賜額封號的禮儀措施，試圖以禮控制人們的精神世界。雷聞則以國家成文禮典所規範的制度框架，來考察地方祠祀運作的實際情況。他認為《大唐開元禮》已將州縣諸神祠列入小祀，賦予其合法的地位，祠廟的合法與否，則交由地方政府認定，並認為是國家制度上巧妙的安排。上述兩人的觀點略有不同，雷聞亦指出，唐代國家意識形態對地方的信仰文化傳統，採取妥協與引導的立場。
至於研究宋代祠祀的學者，討論的視角和上述研究有較大的差異，他們往往強調宋代國家以建立正祀與打擊淫祀的兩面手法積極管理地方祠祀，展現出不同於以往朝代的態度。所謂建立正祀，是指朝廷通過大量封爵賜額的措施，賦予地方祠祀合法的地位，而打擊淫祀則是指朝廷不斷下令扼制非法的祠賽活動。學者關注宋代打擊淫祀的活動，相關研究頗多，請參見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第六章《正祀與淫祀——宋代祠神信仰的合法性研究》，第272—317頁；黃純怡： 《國家政策與左道禁令——宋代政府對民間宗教的控制》，《興大歷史學報》第16期，第171—198頁；楊建宏： 《略論宋代淫祀政策》，《貴州社會科學》第195期，第149—152頁。另外，沈宗憲則全面討論宋代的信仰政策，參見沈宗憲《國家祀典與左道妖異——宋代信仰與政治關係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0年。學者強調這是宋廷對地方祠祀作為的一體兩面。
前述學者討論唐宋兩代國家對地方祠祀的措施已取得相當豐厚的研究成果。但是，並觀唐宋相關的研究便會發現，目前所勾勒的唐宋之間國家祠祀措施變化的面貌仍有若干基本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依據既有的研究，唐宋之間國家控制地方祠祀的方法，似有從禮制規範到對祠祀建立正祀、淫祀之別具體依據的變化，但是學者考察的視角局限於各自的朝代，此一變化的內涵及其成因，較少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由此導致唐、宋兩代祠祀的研究成果較少進行實質的對話，也很難據以釐清這一長時間變遷的具體面貌。
單一朝代分析框架的限制，比較不利於我們認識宋代國家的祠祀措施。前文已指出，學者認為建立正祀、淫祀之別的依據，是宋廷祠祀政策的一體兩面。然而論其內涵，前者主要是對祠宇賜予廟額，對神祇賜予爵號，所重在祠廟及其奉祀的神祇；後者則是對祠賽社會的活動建立制度規範，所重在信仰的行為活動，兩者的側重之處明顯不同。事實上，宋廷很少下詔進行大規模打擊淫祠的活動，而且，宋廷大行封賜活動和大規模打擊淫祀的措施之間並無相對應的關係。
唐宋兩代祠祀措施最受矚目的變化，莫過於封賜活動的大盛，但是學者對此一變化出現的時間點，也存在難以調和的分歧。限於朝代的分析框架，同樣面對唐、宋封賜活動興起的現象，研究宋代祠祀的學者以為，這是北宋中期以後國家面對民間信仰的大盛，欲以封賜手段加以管制的結果。然而，研究唐代祠祀信仰的學者，亦試圖以此解釋中晚唐以後封神活動增多的現象。兩者俱以中央朝廷如何面對民間信仰興盛的現象來解釋封賜措施的興起，但是很少人考慮唐宋兩代賜封活動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
上述的討論顯示，學者欲以祠祀信仰大興的現象解釋唐、宋國家對祠祀信仰作為的變化，確實面臨一定的瓶頸。事實上，我們也很難辨明上述現象究竟是反映了信仰興盛發展的現象，抑或是社會底層的祠祀信仰因賜封而浮現於歷史文獻記載的結果。但是要了解唐宋賜封措施的關係，意味著這兩個領域有必要展開進一步的對話。
同樣的，探討唐宋兩朝打擊淫祀的活動，須將這些作為和封賜措施脫鉤處理。筆者認為，長遠來看，二者本來有各自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從更寬廣的歷史視野進一步考慮這些措施出現的歷史意義，亦即唐宋之間，國家為何開始對地方祠祀建立具體制度規範。此一時期，國家究竟在何種歷史情境下，正面處置常民祠祀信仰的活動並建立相關的規範。
三、研究取徑
前面的回顧指出，唐宋之間國家對地方祠祀的作為，確實出現較大的歷史變化，但是目前對此一變化的面貌的了解還很有限。為了了解此一歷史變化的面貌，必須開啟唐宋祠祀研究的對話，而且，最好的對話方式，就是真正落實跨代的研究，以擺脫目前單一朝代分析框架可能帶來的限制。
以往學者對唐宋兩代國家祠祀措施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肯定兩代各有祠祀政策的前提下進行討論，很少從事跨代的研究。偶有學者涉及，仍然是站在唐宋對比的角度，指陳兩代祠祀政策的變化。例如，須江隆先生曾將封賜的研究上移至唐代，也說明唐末五代有不少封神的措施，並加以繪表統計，但他的討論重點旨在分析北宋中期以後封賜活動的大盛所造成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即使在唐宋變革的框架下立論，基本上還是以歷史比較的視野來討論此一課題，而且，主要是以宋代自身的歷史因素，解釋唐、宋祠祀政策的差異。此一研究取徑，有兩點值得進一步討論： 一、 假定每個朝代自始即有明確的地方祠祀「政策」，排除跨代之間國家祠祀措施任何動態發展的可能性；二、 先驗地排除唐、宋兩代中間的五代十國時期各政權祠祀措施可能的影響。
然而，本書討論唐宋之間國家對地方祠祀措施的變化，之所以採取跨代研究的取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 唐宋之間，國家的組成形態和實質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既有研究較少考慮此一變化對國家祠祀措施可能的影響。此一變化主要有兩方面：
一、 中唐以後，國家的組成形態發生重大的轉變，地方勢力開始崛起，演變為藩鎮割據的政治局面。唐末五代，又形成中國歷史上特殊的政治形態： 一個領土較大的中原王朝和幾個較小的地方王國並存的局面，直至北宋太宗始恢復統一。這些劇烈的政治變動使得國家的組成形態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甚至發展出特殊的國家形態（地方王國）。在這個過程中，地方勢力崛起自立為國的歷史背景，對我們認識國家何以開始重視基層的祠祀信仰文化是很重要的。
二、 唐宋之間國家內部南北力量的消長。唐宋之間南方整體力量的崛起是很顯著的歷史現象。595頁。學者已指出，中唐至五代以後，南方經濟與文化力量的抬頭，於五代末期已成不可逆轉之勢，至北宋中期，南方人在科舉和政治上已取得優勢地位。關於北宋時期南方人逐漸在科舉與政治上取得優勢的地位。上述唐宋帝國內部南北之間各種社會與經濟力量的重組，使得宋代作為新的一統帝國，必須重新看待南方在帝國內部的地位，不僅造成兩代之間國家統治南方的視野發生轉變，而且也預示著南方人主宰政治局面的到來。
南方自古以來即以好祀著稱，祀神風俗是南方文化的顯著特徵，南方整體力量的崛起，不僅牽動國家如何重新看待南方的統治，也意味著國家與南方祠祀文化有了更多的互動機會。因此，本書將在上述歷史環境下，以國家與南方祀神風俗的互動為主軸，考察唐宋之間基層的祠祀信仰文化如何開始受到朝廷和統治階層的重視。而且，一如題目所點出的「唐宋之間」，欲探索包含五代十國時期在內的可能的變化。
然而，考察國家與祠祀的關係，亦須考慮國家組織和行為的複雜性。以往的中古史研究中，國家往往被視為社會的對立面，而且是單元的存在，這種觀點本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與歷史經驗的產物。自秦漢郡縣製成立後，中國政府體系便存在中央朝廷與地方政府的二元統治結構，地方政府的施政往往具有很大的自主性。2因此，本書考察國家的祠祀措施，將區分出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不同層級的官府組織對祠祀的作為。進而言之，個人考察國家對祠祀的作為，也將納入官僚階層的行動。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官吏本來就扮演文化傳播和整合的角色，他們既是祠祀制度的建立者，也是第一線的執行者。因此，本書在中央朝廷、地方政府的二元統治結構下，亦將考察士大夫官僚群體對祠祀的態度和作為，並指出他們可能扮演的角色，以期更全面地認識國家對祠祀所採取的措施。
本書試圖說明適當地將國家對祠祀的措施區分為中央朝廷、地方官府和官僚群體作為三個層面，除了可以觀察國家與祠祀兩者關係的複雜面貌，同時也能深入掌握唐宋之間兩者關係開始發生變化時，上述三種國家行為對祠祀的措施發生了哪些改變，以及這些變化發生時彼此之間的關係。不過，為了避免國家的通行概念所可能產生的誤解，在正文實際討論的時候，個人將盡量使用具體的指稱，例如朝廷、州縣官府、官僚階層等，或是以官方一詞代稱，以免產生不必要的困擾。
前文的回顧已點出，本研究的出發點，是跟隨既有研究觀察唐、宋國家對地方祠祀措施的變化而來，旨在梳理唐宋之間國家對地方祠祀措施「變化」的層面，而非在唐宋國家祠祀政策的框架下，綜論各種不同性質的祠祀措施。具體而言，即在唐宋之間，在國家組成形態和實質內涵發生變化的歷史背景下，梳理、解釋朝廷為何開始大行賜封行動，並且建立地方祠祀的規範。
本書考察唐宋之間國家與祠祀信仰關係的變化，還有一點和既有研究不同。筆者認為，此時兩者的關係涉及國家對祠祀活動的態度和作為根本性的變化。就在宋代，我們也看到另一種令人矚目的歷史變化： 朝廷和士大夫官僚階層開始主動通過大量的祠祀活動進行政治操作。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宋代開始大量出現的旌忠廟和賢人祠。前者是通過建祠賜額的方式表彰為國死事的忠臣，後者則是以建祠的方式表彰儒家理想的賢人典範。以往這兩種祠祀因官方色彩濃厚，很少進入學者討論國家與祠祀關係的視野，然而，如果稍微鳥瞰宋世以後旌忠廟與賢人祠的發展便會發現，祠祀在近世政治文化領域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宋代以後，官方大規模以祠祀操作政治，有三種現象說明此一歷史變化： 一、 出現承載特定政治價值和政治理念的祠祀類型，例如旌忠廟、群賢祠；二、 湧現出大量從無到有的創祠旌忠、祀賢之舉；三、 官方開始積極操作祠祀，對地方社會傳播政治價值和理念。
宋代以後，朝廷不僅大規模涉入祠祀信仰，同時也出現積極以建祠立祀操作政治行動的變化，這意味著此時統治階層對祠祀的態度和作為，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明白此點，我們是否應該考慮重新審視唐宋之間國家開始大量涉入地方祠祀的歷史意義。
四、本書章節架構
本書除了緒論和結論以外，正文分為四章。
如何闡述唐宋之間國家與祠祀關係的重大變化，關於這一問題，本書首先將從唐代地方官府的祭祀活動著手，勾勒出兩者關係原來的歷史面貌。由於唐代中央朝廷鮮少涉入各地祠祀信仰，此時國家和祠祀信仰的關係主要繫於地方官府層級的祠祀活動。因此，第二章首先勾勒出此時地方官府祠祀活動的梗概，並試圖說明這些活動是各地「慣習」的表現，以之作為第三、四章進一步闡述唐宋之間中央朝廷開始大幅涉入祠祀信仰變化的背景。以往學者討論地方官府的祠祀活動，主要從國家禮典規範的制度架構入手，此章則從各地慣習的特性理解這類活動的性質，並說明它們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同時亦試圖指出長吏實踐官府的祠祀活動，開始出現官神共理思維的文化內涵。
從唐末至北宋前期，國家（特別是中央朝廷）越來越多地涉入地方祠祀，一方面出現了大量的封神措施，另一方面開始建立有關地方祠祀的規範。這些作為以往主要被視為宋代的新變化，但是唐宋之間朝廷開始關注地方祠祀的變化，根源於唐宋之際國家重組的歷史背景。此一背景促成朝廷大幅以封神措施介入社會，並開始正面處理常民祠祀信仰活動，這分別是正文第三、四章處理的課題。
其次，唐宋之間國家開始採取大量封神措施，與此時國家重組過程中出現的特殊的國家形態——地方王國有關。第四章探討唐末五代南方王國立國過程中展開的封神運動的新變化。這些兼具地方與國家雙重性格的南方王國開始推行大量的封神活動，將原本只屬於少數功在皇帝、國家的神祇的榮耀大量賦予各地的神祇，遂形成封神制度的傳統。與此同時，本章通過考察南方王國大幅對神祇賜贈名位，欲達到援神為用以圖自立的目的，重新認識賜封措施的作用與性質。最後，前代南方王國確立的封神傳統，隨著北宋中期南方官僚集團的崛起而被推衍為全國性的制度，從而重新認識宋代封賜活動大盛的本質。
唐宋之際國家大幅涉入地方祠祀後，其對祠祀的態度和作為也開始受到影響，本書第五章進一步探討北宋中期以後興立旌忠廟與賢人祠之風氣。筆者認為，唐宋之間國家大行封賜神祇，持續處置南方祀神風氣，開啟官方建祠旌忠、祀賢的風氣，俾重新梳理宋代官方新的祠祀措施出現的歷史脈絡。
簡言之，本書以國家和南方祀神風俗的互動為焦點，探討國家與祠祀關係變化的兩個層面： 一、 唐宋之際國家大幅涉入地方祠祀，使其從原本在唐代國政議題中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轉而逐漸獲得統治者的重視，成為政治關懷的焦點；二、 基層的祠祀文化成為朝廷和統治階層運用的政治文化。國家涉入地方祠祀並受其牽引，大幅以祠祀作為政治載具成為宋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
宋代以降大量出現旌忠廟與賢人祠不是歷史的偶然，它們源於本書所論唐宋之間國家與祠祀的重大變化。筆者聚焦於國家和南方祀神風氣之互動，欲以此重新梳理這段歷史，以此為唐宋變革期提供一個值得觀察的歷史面相。柳立言先生撰文釐清唐宋變革說的原始內涵，並且反省此一學說後來在援用時出現的問題。他總結唐宋變革有六大主線： 一、 政治體制；二、 統治階級的構成，權力的取得和分配；三、 社會組織和階級的構成和流動；四、 經濟的自由化、商業化，新的生產關係和交換方式；五、 文化特性和價值觀念；六、 國際關係等。參見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5—171頁。由於這場變化深刻地改變了國家和士大夫官僚對祠祀的態度和作為，本書希望對唐宋之間祠祀開始在政治、社會領域扮演的重要角色，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歷史圖景，以加深認識中國歷史上國家與祠祀信仰關係長期演變的歷史。
另一方面，唐宋之間國家與祠祀關係發生的重大轉變，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歷史現象，而是與唐宋變革期另一個令人矚目的重大變化（南方的崛起）有關。本書不直接探討南方力量的崛起和國家祠祀措施轉變之間的關係，但是，各章探討祠祀措施的變化時，也一併討論了不少南方因素所產生的影響。本書或許可從國家與祠祀關係的重大轉變，揭示唐宋之間南方力量崛起的獨特歷史面貌，並加深認識南方祠祀文化對近世祠祀措施的作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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