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土地改革，復旦土改工作隊員日記60多年後終曝光
一個復旦土改工作隊員的回憶與追尋
文/楊成緒
發於2019.7.29總第909期《中國新聞周刊》
我1949年秋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德國文學專業，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
1951年秋開學不久，我隨全校人文、社科院系的師生一起，參加了歷時兩個月又29天的皖北和平土改。當時，我在日記中對這段經歷作了較為詳盡的記錄。
多年以來，我一直懷著一個心愿，要將我的土改日記整理出來。在60多年後的今天，我終於鼓起勇氣完成了這件工作。
赴五河
1951年9月15日，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指示，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7所高等學校組織各校文、法兩學院師生參加土地改革，並且確定復旦大學參加皖北地區的土地改革。
復旦大學校委會9月19日宣布復旦大學文、法學院學生停課，為參加土地改革做好準備工作。9月22日，校委會審議通過參加皖北土地改革工作大隊的教授名單和學生班級，決定歷史系教授周予同任大隊長、大隊部黨支部書記，經濟系教授余開祥任副大隊長。工作大隊共600多人，人數在當時全國高校土改隊伍中名列前三。
1951年10月7日晚，我們乘滬寧線晚班火車離開上海。車到南京下關車站，換乘津浦線火車，抵達臨淮關，這個地方屬皖北鳳陽。復旦大學土地改革工作隊的任務，是在五河和靈璧兩個縣進行土地改革工作。
時近傍晚，五河縣人民政府派來接我們的18艘大帆船在淮河岸邊停靠。我們外文系60多位同學分乘兩艘大帆船，在夜幕中靜悄悄地駛向五河縣，於第二天上午抵達五河城關鎮附近的淮河船埠。五河縣近千人打著腰鼓，跳著秧歌舞，鞭炮齊鳴，迎接我們的到來。
當時，五河縣集中了5個土地改革工作隊：600餘人的縣委土改團、400餘人的蘇北農村工作團、150餘人的浙江大學土改隊、60餘人的北京土改工作團和635人的復旦大學土改大隊。
在五河縣城，我們學習了20天，主要內容是全國、華東和皖北地區的土改形勢、土改政策，制定土改隊員守則，與蘇北土改隊組成共同工作小組。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於1950年6月28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這一新的土地改革法將過去徵收富農多餘土地的政策改為保存富農經濟、保護中農和中小土地出租者。這次會議還確定，從1950年冬季起，在兩年半到三年內基本完成全國土地改革的任務。
1950年冬季，在3億1千萬人口的新解放區分期分批進行了土地改革。皖北由於1950年遭受了嚴重的水災，為了集中力量治理淮河，土改比其他地區推遲了一年。
五河縣土改從1951年7月15日開始，整個運動分兩期進行。復旦大學土改隊參加的是五河縣沱西區的土改。
10月17日下午，復旦大學土改隊和蘇北土改隊混合編隊，共同組成一個大隊，下有10個工作組。每個工作組25人，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每組管一個鄉，一個鄉有八九個村，由二到四個土改隊員負責一個村。
10月27日，各工作組開始下鄉。我們小組坐小船，又坐上牛車，走了18里地才到達鳳凰鄉。
鳳凰鄉年輕的女政治指導員李輝向我們介紹了鳳凰鄉的情況。這個鄉有9個村，737戶，3659人，19724畝零8分土地。她還一一介紹了每個村的村長，說有的村長工作積極，有群眾威信，有的工作平平。我即將去的薛集村是其中第9個村，李輝的介紹是：「沒有村長，明顯地主二戶。村中分兩派，鬧不團結，以前土匪多。」
10月28日在安羅村召開了全鄉黨團員會議。29日原定清早召開全鄉村組幹部擴大會議，可是與會者遲遲不來。未下鄉之前就聽說農村開會不準時，到今天才真正體會到。我坐立不安，而蘇北土改隊員卻穩坐釣魚台，說你急也沒有用，且等呢！會議直到上午10時半才開始，一直到下午5時半才結束。
會後，土改隊分赴各村。
薛集村土改
徐瑞華和我負責的薛集村離安羅村有五六里地。我們到達薛集村時天色已黑，燒了一鍋飯，用鹽豆子作菜，倒也不覺得難吃。
晚飯後已經八時多了，立即召開村民大會。來者僅佔半數，似乎有點無精打采。會上先由這個村的黨員幹部薛連枝講土改政策，次由蘇北土改隊隊員徐瑞華髮言。
薛集村有453人，99戶，有三個自然村落連在一起。村子盡西頭均為馬姓人家；往東一點多為薛姓，人數較多，政治情況十分複雜；村中間是趙姓人家，較誠實溫和，一般來說多屬中間派；村東頭均姓曹和王。
（復旦土改工作隊奔赴皖北之前，先在上海集中聽了十多天報告。這是楊成緒1951年10月4日的聽報告記錄。圖/受訪者提供）
土改的第一階段為宣傳動員階段。鄉里密集召開了黨團、幹部、民兵、婦女、貧僱農、村民、農民代表等各種會議。其目的不外乎是宣傳土改政策，在這一過程中逐步發現、培養積極分子，使之成為參與和領導土改的核心分子。
通常鄉里召開各種會議，多由徐瑞華參加。他囑咐我，在村裡多找人聊聊，走門串戶，聽聽農民對土改怎麼想的。
我記得那時我準備了一些問題：地主如何欺壓你、剝削你的？你受到過什麼苦？你認為我們村誰是地主？我第一次見到一位老農，不知如何稱呼他。他看到我手中還拿著小本子，敷衍我幾句就走開了，我獃獃地站著不知如何是好。慢慢地我琢磨出，要先從聊家常入手，然後才可以提出想了解的問題。
我們在11月1日上午和11月3日晚召開過兩次老農會，由徐瑞華主持。他要我將大家反映的問題記下來，為下一階段鬥爭地主準備材料。
在討論會上，我們經常提出一些問題，啟發大家深入討論。一次徐瑞華問，我們貧僱農為什麼貧困、飯也吃不飽，是我們天生就命窮，還是我們不勞動？老農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哪有天生就命窮的事？我們家家哪一個不勤勞？可是我們為地主幹活，或向地主租地種莊稼，到頭來自己沒得多少，大部分給地主掠奪了。
在這些會上，也聽到各種反應。當時正是收穫芋頭的季節，有的農民說，聽到要開這麼多會就犯愁，農活誰來干呢？有的人說，可不要「坐飛機，吹喇叭，想得高，說得響」，真有那美事嗎？在土改工作中，我體會到現實狀況和所聽的報告還是有距離，至少不是那麼轟轟烈烈，農民似乎對地主也不像《白毛女》中喜兒和楊白勞對地主那麼苦大仇深。在大多數農民看來，大勢已定，你不鬥地主也垮了，何必花這麼多時間搞土改？有個貧農對我說，這一帶土地貧瘠，即使鬥了地主，分得幾畝地，可自家又少農具，很難種好地，交了農業稅肯定不夠吃的，到頭來要麼接受政府救濟，要麼外出逃荒。我接觸一些農民，這麼說的還真不在少數。
土改的第二階段從11月12日開始，到23日止。這一階段主要是劃分階級。
上級要求，要講清楚地主和富農的分界線，富農、富裕中農和中農的分界線，中農和貧農的分界線。在講解如何劃分階級時，要善於利用啟發式和問答式。先劃地主，後劃富農；要先劃明顯的和不複雜的。
經過十多天會上討論、會下議論，薛集村99戶、453口人究竟誰是什麼成分，大體上逐步明朗起來。初定有三個地主。
第一個是吳化新，以前有200百多畝地，現有150多畝。當過偽保長。自己不勞動，雇長工，放過債。抗戰八年，此地為拉鋸地區，反霸減租減息斗過他，他也回來反攻倒算過。目前土地全部出租，但收不到租。
第二個是薛碩甫，有120多畝地，大部分土地是1930年後購置的。其父是教員，本人務醫。淮海戰役後全家遷往蚌埠。自己不勞動，家裡女的勞動，以前雇兩個長工，現全部出租給大田村一個佃戶種。
第三個是馬開文，以前有過100多畝地，抗戰八年和近三年不斷賣地，現只存半數。曾當過共產黨鄉長，也當過偽保長，八年抗戰反霸鬥爭中曾斗過他，後逃亡蚌埠。
這三個地主都不大，也不在本鄉。我去薛碩甫家看過。他家根本沒有什麼莊園或大院，只有一間客廳和四五間卧室。客廳約30平方米，沒有什麼傢具，現在成了堆糧食的地方，有三四百斤綠豆堆在那裡。他本人不在村裡，留下的只是他家的親戚。
有的農民要求抓個地主回來斗一下，再三商量後，我們向上級打報告，要求押回吳化新，接受人民審判，但未獲批准，只能找吳化新家留在村子的一個代理人進行批鬥。
那時對批鬥地主是有明確政策規定的。我們事先做了很多準備，還進行過試鬥地主的演習。大家討論了如何斗、斗到什麼程度。土改隊、村幹部還要幫助苦主準備控訴材料，並防止在鬥爭中對地主亂打、亂綁和變相肉刑。
這次批鬥地主大會相對比較溫和，農民主要傾訴當年遭受地主欺壓之苦。一些貧下農聲淚俱下，而僱農、佃戶則大多不太表態，也難得聽到他們的控訴。
最後，召開鄉幹部會議，邀請農民代表參加，通過階級劃分報告，經區政府審核批准後，召開包括地主、富農參加的鄉民大會進行公布，宣布沒收地主財產，由農會執行。
住我對門的一家被劃為富裕中農。這家的兒子十五六歲，長得挺清秀，喜歡讀書，對大學生挺羨慕，常主動來找我聊天。他說，這次土改隊下來，組織大家學習，他父親學習後認為，他們家會評上富裕中農。這「富裕中農」離富農和地主好像不遠，讓他感到彆扭。「我爸爸在這一帶可是勞動能手，如果慢慢地富起來，會不會也變成地主、富農？」我記得那時我回答不了他的問題。
在第二階段中還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對村民的歷史進行普查，看有無犯罪行為。這多以開會和個別交談的方式進行。
根據當時的工作日記，了解到的情況有：薛連勝歷史不清白；馬開舉和薛長景干過偽軍和國民黨軍；薛景球當過兵，開小差後干過土匪、小偷；馬開祥當過土匪，搶過人；馬永福、馬家來、馬開庭當過土匪；馬開龍當過小偷。當然這只是本民反映的情況，未經核實。
第三階段從11月24日開始，於12月5日結束，主要是沒收、徵收和分配。
土改主要是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但對惡霸地主和一般地主採取區別對待的方針。
由於此地在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期間時而為日佔區，時而為抗日根據地，時而為國民黨佔領區，時而為解放區，土地佔有發生不少變化，因此給確切掌握土地情況帶來不小困難。有些地主在反霸、減租減息鬥爭後趁國民黨軍隊重新佔領這一地區後又返鄉反攻倒算，對此採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最關鍵的一點是要看這一地主是否有人命案。如確有人命案，則需另報審批，並且規定必須有人證物證。只有在上級審核批准後，才能將流亡在外的不法地主逮捕法辦。
對一般地主，按本村人均分配土地。對富農則採取協商方式，徵收其出租的土地。對沒收、徵收的土地財產，形成分配草案，再召開鄉農民代表大會討論，由代表大會通過成為定案。
下一步工作則是土地丈量，劃分地界。各家戶主多為男人，他們即將離家參加治理淮河工作。臨行前，家家戶戶都在作這項工作。
這幾天天氣溫和，時而有些陣風。我和村幹部一起，看著人們丈量土地。他們用的是一個像圓規一樣的尺子，木製的，近一人高。由於土地並不是一塊塊方方整整的，有時還要議論核算究竟有多大面積。此外，還請了一些有經驗的老農鑒定土地的肥沃程度、離水源的距離等等。
第四階段為發土地證。這一階段要擬定土地契約書，填寫申請書，頒發新的土地所有權證件，插標定界。
在結束土地分配工作後，進入複查階段。全縣組織200多人的土改複查組，深入農村進行複查。
在我看來，以薛集村的情況為例，我們在此地人生地不熟，管事的還是當地幹部。如果幹部假公濟私，是難以發現的。在農村，家族宗親的觀念還很強，有些矛盾他們私下解決了，你也難知內情。
五河縣土改後，地主每人平均佔有土地由原來的18.8畝，減少為4.84畝；富農每人平均佔有土地由原來的12.07畝，降至9.7畝；中農每人平均佔有土地由原來6.1畝，增至6.6畝；貧僱農每人平均佔有土地由原來的1.5畝，增至4.65畝。
五河縣土地改革工作結束後，我們又轉戰靈璧縣，直到1952年1月22日前後結束，乘直達車返回上海。
重返五河縣
2014年4月20日，時隔63年，我重返五河縣，希望尋求舊日留下的蹤跡。1951年我時年21歲，這年我已84歲了。
五河縣舊城區正在拆建。舊日縣城的唯一的一條街風儀街將按照原來的模樣恢復，依然鋪設青石片，路兩旁的店鋪將像過去一樣，每晚關店以後，鋪上長木板。
我們沿著淮河，駕車駛向鳳凰鄉。鳳凰鄉作為鄉的建制早已不復存在，現在成為小圩鎮的鳳凰村。小圩鎮黨委書記白洛陽花了很大的努力，找到三四個當年的老人兒。其中的田廣路和田廣逢兄弟對我說，那時我在他們家包飯，邀請我去他們家看看。當年薛集村很少有磚砌的房屋，今天到了田家，見到的已是磚房。他們告訴我，五河縣現在已難見到泥砌的農民房屋了。
小圩鎮還幫我找到了當年的鳳凰鄉女政治指導員李輝。她當年風華正茂，善於言談，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時她已有87歲高齡，前幾天摔了一跤，不能走動。在她家，她向我伸出手來，我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六十多年過去了，想不到今天還能見面。我拿出我的土改日記，翻到記錄著她介紹鳳凰鄉情況的那兩頁，念給她聽。她聽後很感慨，說我是有心人。
五河縣是我青年時代在農村待得時間最長的地方，我常常挂念著這裡的發展。1989年8月我奉命出使奧地利前，曾隨同外交部組織的大使參贊學習代表團來到五河縣，那時我看到農民生活還很貧困。這是我第三次來到五河縣，沿途所見農舍多較整潔，看來五河縣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不過在縣城裡看到嶄新的居民建築群，我依然有點懷疑，什麼人能買得起這些新房子？
我在五河的朋友、五河縣招商局黨委書記王衛華告訴我，五河縣新住房3000元到5000元一平方米。五河縣青、中年勞動力多進城打工，近年來收入有很大的提高，從過去月收入1000元增加到三四千元。現在從事種植的多為大企業，或農業專業戶，通常收入為每畝800元，另外還有政府給農戶每畝200元到250元的農業補助，也就是每畝有1000多元收入。如此算來，一些農民確實已經有條件在縣城買房。
現在，五河縣資產2000萬的企業已達81家，還有兩百餘家資產500萬的企業。我們還參觀了一個擁有近5萬頭牛、10萬畝草地的現代化奶牛場。出於對奶牛安全生產的考慮，普通參觀者只能遙望奶牛場。我們乘電梯進入八層的接待廳，俯視著這一片無垠的草地，整齊的牛棚、自動化榨奶車間井然有序。
臨別時，我對五河縣的朋友們說，我一直在關注國際問題，近年來國外多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產品競爭力下降，中國面臨新的挑戰，我不知如何應對。這次到五河縣，看到這些現代化企業為農民就近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越來越多的農民能夠遷進縣城，感到十分高興。
不知道那家富裕中農的兒子後來怎樣了，很遺憾這次沒能見到他。當年我沒能答上的問題，改革開放後早就可以回答他了：如果靠勞動、靠能力慢慢地富起來，那是國家政策鼓勵、扶持的大好事。
（作者曾任駐奧地利大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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