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種人」之說缺乏科學依據，是政治歧視的產物

文史 07-31

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亞洲人，屬於「黃種人」或「蒙古人種」，是一個國人從小耳熟能詳的「常識」。

然而，這種劃分，其依據並不是客觀的科學成果，而是帶有歧視的政治理念。

在早期中西交往史料中，來過東亞的西方旅行家，大都將中國人的膚色記為「白色」。

比如，16世紀初，葡萄牙藥劑師多默·多列士寫道，中國人「像我們一樣白」，日本人「是白人，衣著考究」。

進入17世紀，由於傳教受阻，歐洲人對中國人、日本人的觀感大變，對他們膚色的描述，遂不再是白色，而成了多種多樣的「暗色」。包括棕色、紅色、黃褐色，甚至黑色。

從18世紀開始，亞洲人（尤其是東亞人）的皮膚逐漸被統一稱為「黃色」，肇始者是瑞典生物學家林奈。他在《自然系統》一書中，將亞洲人的膚色用拉丁語定義為「luridus」——這是一個有黃色、淺黃色，以及死亡、像幽靈一樣意思的貶義詞；而且，在西方傳統醫學當中，黃色皮膚通常被視為患有疾病的癥狀（比如黃疸病）。

不久，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率先使用了「黃種人」名稱。他還毫無科學依據地發明出了一個新種族——「蒙古人種」，中國人和日本人都被歸在其中。

此後，西方世界對「黃種人」或「蒙古人種」的印象趨於定型，將其視為處於白種人和黑種人間的「中間」種族，特點為「總是處在停滯之中」「標誌著與白種人相比天生低下和能力的有限」——在所有人種中，只有白種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

「黃種人」與「蒙古人種」這兩個概念被創造出來之後，迅速結合在了一起，並同匈人、蒙古人西侵歐洲的歷史記憶相聯繫，發展出了流行一時的「黃禍論」。

近代歐洲人的所謂「黃禍」，主要針對日本人和中國人。

將「黃禍論」推上頂峰的，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讓畫師繪製了一幅「黃禍圖」：代表英法德俄等歐洲主要國家的女神，頭頂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防範著遠方的敵人——代表日本的佛陀及代表中國的龍。此畫原題為「歐洲各民族，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

這種論調後來被一再強化，從政治領域擴散到了經濟、科技領域。比如，有意見稱：

「真正的黃禍，乃是中國……遲早要使西方世界的經濟平衡和工業平衡受到影響的那種壓力」「當這一天來臨時，它就可能從英國和德國手中多去對世界市場的控制權，特別是在整個亞洲。」

有兩件事情，加重了「黃禍論」在西方世界的傳播。一是1900年在中國爆發的義和團事件。二是1905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黃種之日本戰勝白種之俄國，讓西方世界大為震驚，擔憂中、日聯合會對白種人不利——「黃種人可以戰勝白種人」，亦是這場戰爭勝利後，中日兩國一種頗流行的輿論。

19世紀末，種族學說及「黃禍論」在歐洲興起時，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大規模向西方學習新知識的歷史時期。

他們將這些新觀念全盤吸收。比如，1897年，嚴復在《原強》一文中說：

「蓋天下之大種四：黃、白、赭、黑是也」，「黑種最下，所謂黑奴是也」。

1897年，梁啟超也將西方的種族歧視學了過來，以求增強國人對黃種的信心。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胡謅了一段不靠譜的「生物學知識」，強調黃種人與白種人的先天智力是差不多的：

「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之事，黃人無不能者。」

梁還舉例稱：（1）日本能通過學習西方富強起來，正說明白種人能做的事情，黃種人也能做到；（2）日本人種源於中國。所以，中國也一定可以做到，一定可以富強起來。

西方世界所宣傳的「黃禍論」，也進入到了梁啟超的視野。

不過，梁換了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他認為，「黃禍論」其實可以視為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一種認同，他們擔憂「黃禍」，恰恰說明他們認為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力，正所謂：

「西人深畏中國人，向有黃禍之語互相警勵也。」

與梁的意見大體相似，鄒容也《革命軍》中，以「黃禍」激勵國人：

「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

這些知識分子們斷定，未來必有一場「黃白種戰」，中國人須同日本人聯合起來，才能戰勝白種人。

比如，孫中山曾言：

「亞洲大局維持之責任，在我輩黃人。日本與中國唇齒之邦，同種同文……」

與上述中國知識分子的訴求——中日兩國同屬「黃種人」，應共同攜手對抗白人——不同，明治維新後發展起來的日本，更希望得到所謂「白種人」的平等對待，並不願同中國人一起居於「黃種人」之列。

比如，學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種論》中說，西方人「稱我日本人種為蒙古人種，即黃色人種的一部，和中國人種相同」，這種分類是錯誤的，其實，「大和民族和中國人不同種，而和印度、波斯、希臘、拉丁等同種」。

不過，歐洲列強並不以日本的解釋為意。巴黎和會否決了日本提出的「人種差別廢除議案」。

一戰後，日本不再尋求在人種分類上向「白種人」靠攏，轉而自居為「黃種人」的代表，以領導「黃種人」對抗「白種人」為新的政治口號。

1914年，日本元老山縣有朋在給內閣的建議書中說：

「按世界之近況，人種競爭逐年激烈……支那人必深知四千年來未曾有受制於白人之事，若曉以情理、說服勸導，使之幡然醒悟信賴帝國，則未必不可期也。」

意思是希望以共同謀求不再「受制於白人」為突破口，促成中國接受日本的領導。

1918年，日本國會代表團到中國訪問，曾在公開演說中如此宣傳：

「歐洲國家戰後將要加緊控制中國，所以黃種人現在應該及時聯合起來反對。」

及至二戰，日本繼續利用「同種論」，來為其侵略行為粉飾合理性。吞併朝鮮時，日本當局聲稱「日韓言語人種同一」；扶植偽滿、偽蒙政權時，則宣揚「日滿同祖論」「日蒙同祖論」；汪偽政權建立後，繼續吹噓「黃種人聯盟」的論調，宣稱「中日提攜是表示黃色人種不受外人欺侮」，為強化「黃種人」這一意識形態共同體，偽政權還組織民眾集體觀看電影《成吉思汗》。

綜上，「黃種人」這一概念，對中日兩國民眾的觀念，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這種「黃種人認同」的背後，並無科學依據，完全是建立在想像的基礎之上，而且屢因現實需要而隨意闡釋——在西方人的筆下，中國人可以「像我們一樣白」，也可以成為「黃禍論」的主角；日本人曾否認自己是「黃色人種」，聲言「大和民族和中國人不同種」，也曾以「黃種人領袖」自居，試圖粉飾自己在東亞謀求霸權的侵略行為。

對於「種族」問題，歷史學者Frank Dikotter在其《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一書中，有一段精闢的論述：

「『種族』是一種與客觀事實無關的文化構造……一些人可能會關注皮膚的顏色，而另一部分人則關心眼睛的顏色。這些生理上的差異自身並不引致文化的差異，而是用來使角色的預期合法化：生理的特徵被賦予了社會的意義……種族並不存在，它們是被虛構出來的。種族範疇的所指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書中，Frank Dikotter還拿越南人和菲律賓人舉例，做了更進一步的說明：

「這兩個民族通常被劃定為『棕色』，但在反抗法國的鬥爭中，越南人突然發現自己被描述為『不許白種人魚肉』的『真正黃人』……菲律賓人通常被作為黑色野蠻人而加以排斥，但在1898年抗擊美國的鬥爭中，他們被描述為『亞洲倡獨立之先鋒』」。

簡言之，以膚色來劃分人種，其實只是一種缺乏科學支持的政治偏見。全球各地膚色不同的人，其實都是同一種人，他們之間不存在「生殖隔離」，可以自由繁衍後代。

（完）

注釋

（美）奇邁可：《成為黃種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51、63、88頁。

羅福惠：《「黃禍論」與日中兩國的民族主義》，《學術月刊》2008年第5期。

方旭紅：《論「黃禍論」的形成根源及影響》，《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月。

楊瑞松：《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台）《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2006年11月。

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孫中山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2011年，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