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森：溥儀盜運故宮古籍始末新探

「賞」出去的故宮國寶

末代皇帝溥儀（1906—1967）遜位後，民國政府允許年僅6歲的溥儀等清朝皇室「暫居宮禁」，並擇機「移居頤和園」。溥儀及其身後的攝政王諸大臣依舊養尊處優，揮霍無度，還仍舊殫精竭慮，密謀復辟；而民國政府因內外交困，入不敷出，又連年拖欠原來允諾供給的皇室生活經費。無論是為復辟計，還是為眼前與未來的生活計，溥儀等盜運、變賣故宮歷代寶藏的行徑開始上演，並有愈演愈烈之勢。

據考，首先從故宮珍藏的金銀器、珠寶古董、歷代字畫開始，溥儀以「賞賜」的名義，將這些文物交由溥傑、溥佳等皇親國戚，偷帶出宮。1924年被驅逐出宮的溥儀等不得不遷至天津「清室駐津辦事處」張園，因沒有收入來源又需巨額生活花銷，便把大型器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給外國銀行、富商巨賈。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溥儀又將偷運到長春偽皇宮的文物安置在「小白樓」里。偽「滿洲國」垮台前夕，看守護軍群起鬨搶，這批文物一時流散，世稱「東北貨」。1949年之後，「東北貨」或繳或收，尚有一批回歸國庫。但那些被「皇上恩賜」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太監偷盜的、被護軍私拿的……更有為「皇上委託」夾帶出宮的歷代文物則大多遺散各地，至今不可確考。

在這些不可確考的故宮流散文物中，最難取證的乃是溥儀或以賞賜名義，或以委託方式盜運出去的歷代古籍。與市面上備受各方關注，各方傾力搜求的故宮舊藏金銀器、珠寶古董、歷代字畫不同，這批流散出去的歷代古籍，在當時尚不那麼引人注目；與上述品類的文物相比，市場追捧的程度也相對較低。且古籍極易為水火、蛀蝕而自然毀損，故留存下來更為不易。

從史料記載來看，一方面無法確證溥儀當年究竟「賞」了多少古籍出去；另一方面，這批「賞書」的下落至今也不十分明朗，究竟存世多少、品類若何也無從確證。所以，近百年來，這批「賞書」的命運，關注者並不多，即使有所關注、有所研究，也大多泛泛而談，不能得出確切數據與結論。

賞書目錄浮出「冰山一角」

目前能查證到的溥儀「賞書」清單，最重要的一種，只有所謂的「溥儀賞溥傑書籍書畫目」。這個目錄最早是由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十五年（1926）六月，輯入《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中刊布出來，才首次為世人所知。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偽滿州國成立。為警示國人，牢記國恥，故宮博物院又於1934年9月再版印行《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1946年12月，抗戰勝利已整整一年過去，偽滿州國也早已覆滅，為盡最大可能避免偽滿皇宮中的故宮珍寶流散，故宮博物院又重版《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之一》，再次將溥儀以「賞賜」名義，盜運故宮古籍及歷代書畫的事實，鄭重通告全國民眾。至此，上個世紀20、30、40年代的三次公開刊布，終將溥儀盜運故宮文物之事，大白於天下了。

事實上，與溥儀被驅逐出宮同步，清室善後委員會即宣告成立，該機構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點清宮物品，防止清宮珍寶與文物流散。1924年11月7日大總統令曰：「著國務院組織善後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遠。」一年之後，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象徵君主法統的清宮舊藏，終為國民所共有並同享。

1925年7月，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養心殿時，發現的「溥儀賞溥傑書籍書畫目」，正是在上述清室私產盡充公、君主寶藏心盡為公的歷史背景下，被公開發布出來的。這是一份溥儀自記自備的私人清單，是日記式的賬簿，從「宣統十四年」（1921）七月十三日起，至九月二十五日止，記的是賞出宋元版本書籍；從九月二十八日起到十二月十二日止，記的是晉唐宋元明清的名畫法書。與這個目錄同時被發現，隨即也被彙輯刊布的還有，「溥傑收到書籍書畫目」「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玩物等糙帳」「外借浮記簿」三種。清室善後委員會在將這些清查時發現的目錄刊布時，特意加撰了一段「弁言」，鄭重公告天下。

從弁言中來看，溥儀盜運出宮的這批古籍「內計宋、元、明版書籍約二百餘種，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畫一千餘件，皆屬琳琅秘籍，縹湘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笈三編所收」，他「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那麼，這二百餘種「精華」古籍，在目錄刊布當年及之後，有沒有被政府追繳或收購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這些目錄中的「精華」，既然已作為溥儀私產「賞賜」了出去，溥儀本人對其下落自然無可奉告，受賞人溥傑等也屬合法「受賜」，當時的國民政府自然無從追究。

這批溥儀「賞書」，不但沒能被政府追繳，而且還迅即在當年的北平書肆及藏書家中流通開來。面對這樣的「歷史機遇」，來自大江南北的訪書者摩肩接踵而至，欲求購這些國寶珍本者，大有人在。北平藏書大家傅增湘就在1926年致張元濟的信中，為張氏訪書提供過一則重要信息，信中寫道：「宣統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昭仁殿找來賞溥傑，凡宋本及影宋抄十七種；十六日十種；十八日四種，皆溥儀自宮內盜出出售之物也。」至於信中提及的數十種宋本書去向如何，傅氏也沒有明言，言下之意卻是勸張氏不妨求購。總之，當年這批溥儀「賞書」公然在民間流通，或正待價而沽，或早已易手多次，並無避諱可言，就是在政府當局已然公布「溥儀賞溥傑書籍書畫目」的當年（1926），也仍是如此。

溥儀自傳揭露國寶去向

溥儀本人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曾憶述過這段「賞書」佚事。

按照溥儀的憶述，這批故宮舊藏善本，在天津變賣了幾十件之後，曾經運至長春。後來，這剩餘部分中的一部分又被他帶到了通化。不過，再到後來，他也不知道這最後這一丁點剩餘的善本確切下落了。顛沛流離的傀儡皇帝，他手中變賣出去的故宮珍寶何止千萬，哪裡還有心思去挂念這些殘紙零篇，這批古籍從他記憶中消逝而去，原本亦不足為奇。

據1946年12月印製的《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之一》序言稱，據統計，被溥儀巧立名目，私自移出宋元明書籍二百餘種，唐宋元明清書畫一千餘件。抗戰勝利後，除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收拾殘餘，得書籍九十二種，分裝十三箱，自長春運往瀋陽暫存外，其餘文物，多散落民間。當局為了回購這批散落民間的文物，特意將「溥儀賞溥傑書籍書畫目錄」一種抽印小冊，廣為傳布。對外宣稱，凡持有此項已佚書籍書畫者，希逕送或函知故宮博物院，從事審定議價收回工作。

如果序言的說法確切，那麼，溥儀「賞書」在當時，至少還有一百餘種散落民間。至於故宮博物院方面回購了多少，則無從可知了。實際上，《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之一》印出不到三年之後，國民黨當局即潰逃到台灣，回購溥儀「賞書」之事，恐怕亦早無下文了。已經收回的那一部分，如何飄洋過海被轉運至台灣，才是當時最為迫切需要定奪之事了罷。

國寶珍本終遷台 片羽鴻跡留存照

殊不知，除了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收拾殘餘的92種、13箱故宮古籍，曾暫存瀋陽之外。溥儀還曾在抗戰勝利後，於瀋陽一家銀行，秘密存有4箱古籍，應當皆是當年以「賞書」名以運出宮外者。後來，這4箱古籍由瀋陽博物院接收，與故宮博物院交換了一批宋元明之織物。但這批古籍並非全部留在了現在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其中的一部分後來遷往了台北故宮博物院。

原來，在1948年底，共有3502箱文物遷往台灣，是抗戰勝利後遷往台灣文物數量最多的一次。這其中包括故宮168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486箱、中央圖書館462箱、中研院史語所856箱、北平圖書館18箱。其中故宮運出的文物尤為重要，不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暫存南京的全部青銅器，還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和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等重要古籍。在這批精中選精的遷台文物頂級精品中，當年由瀋陽博物院接收而來的溥儀「賞書」序列中，也被挑選了一部分出來。當時由國學大師羅振玉之子、著名文物鑒賞家羅福頤（1905—1981）先生拍攝存照，他將這批「賞書」的首頁全部精準拍攝，並統一編號，以作存檔備考。

據筆者所知，這批挑選遷台的溥儀「賞書」究竟有多少種，至今尚未見相關資料公布出來。幸運的是，約三四年前，筆者曾有幸獲見北京大學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俞偉超（1933—2003）舊藏的一批照片，對探研溥儀「賞書」曾有多少被遷往台灣這一問題有了更為形象直觀的線索。

這批照片共計57張，附卡片一枚。卡片上為俞偉超鋼筆題記：「一九七八年閻文儒持贈。抗戰勝利後，溥儀有四箱書籍存於瀋陽之銀行。由瀋陽博物院接收，後與故宮交換了一批宋元明之織物。當時，由羅福頤攝其首頁之景。此即羅之攝影照片。」

這批照片背後均寫有編號，現存最高編號為91，可能有缺失。經逐一比對，發現這批照片編號並非只是「攝其首頁之景」；有同一冊古籍不同頁面被各自拍攝，這樣的情況出現過5次。換句話說，即不能按現有編號，認定為91張照片即為91冊不同的古籍之影像。經核查，這批照片實際拍攝的古籍冊數為52冊。

值得注意的是，從「溥儀賞溥傑書畫書籍目」中所著錄古籍來考察，溥儀當年賞書均是成套整部地賞出，鮮見有殘本、零散的種類。而這批照片中的古籍顯然已經過長時期流散，大部分已殘缺不全了；一些多卷本、冊數較多的古籍，均已無法湊齊卷冊，無法完整成套了。即便如此，從這些照片上的圖像來看，大部分仍然是宋、元版本的珍罕古籍，且保存完好如新，讓人驚嘆不已。

遺憾的是，因並不確知這批照片究竟原有多少張，所以仍無法確證當年挑選遷台的溥儀「賞書」究竟有多少種出自這批曾秘藏於瀋陽銀行的古籍，同時也不能因之確定，最終留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賞書」，又有多少種源出於此了。看來，要徹底解開這一謎團，還得留待更多的相關文獻「浮出水面」，歷史的真相方才會露出「冰山一角」。

來源：收藏快報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