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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呆坐倫敦街頭後,故事衍生了一百多年

眺望者與渡海人。

1894年,莫斯科大教堂,沙皇加冕,輪奏各國國歌。

大清沒有國歌,李鴻章尷尬起身,唱了首家鄉廬劇。

那年他已74歲,辭別俄國後,他出使歐美,墜入一場由巨輪、火車、摩天大樓組成的幻夢。

幻夢如噩夢。穿著黃馬甲的李大人,迷茫地坐在倫敦街頭,如同錯過班車的棄童。

十九世紀倉促收尾,二十世紀潮聲如雷,蒸汽巨獸正發出粗野喘息,可東方的中國卻像被埋入時間的灰燼。

李鴻章已預知這一點,三十年前,他上奏摺,稱東西方相遇乃「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

那時的東方與西方,還隔著蒼茫的怒海。咆哮海波下,是科技的鴻溝和文化的對流。

海浪呼嘯了大半個世紀,海兩邊的人對彼此都分外陌生。

1978年夏天,還叫北京電視台的央視第一次轉播世界盃。

轉播沒有官方授權,借用國際衛星信號。

解說員宋世雄帶著5個人,在香港酒店一房間內,轉播了季軍賽和決賽。

兩場轉播只覆蓋了國內少量城市。

當時,中國家庭電視擁有率只有13.8%。在農村,方圓幾百里都找不到一台電視。

儘管如此,海這邊的人們終於看到一線別樣世界。

球場上飛揚的紙片,阿根廷球員飄逸的長髮,異域的鼓點和山呼海嘯的吶喊聲。

後來《人民日報》讀書版的主編袁晞,在大院里和鄰居一起看了這兩場比賽。

北京正盛夏,電視上隊員進場時卻穿著厚棉襖。父親告訴他,阿根廷在南半球,那裡是冬天。

同年恢復高考,袁晞是考生之一。

地理試卷最後一道大題是:北京夏至時,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什麼季節?

袁晞答對這道15分的大題,而大多數考生,連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名字都讀不順。

那年六月,為引進外資,副總理谷牧率團考察西歐五國。代表團20餘人,只有兩人出過國。

出發前,外交部禮賓司專門培訓,司長提醒:歐洲到處玻璃門,小心碰頭。

到了歐洲,代表團成員出入分外謹慎。結果,禮賓司司長緊張照顧別人,自己卻在酒店玻璃門上撞碎眼鏡。

他們在酒店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有人怕涼,同伴詢問:可以加熱一下嘛?

更大震撼來自科技和管理上的差距。

在西德,年產5000萬噸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需要16萬工人;法國戴高樂機場,一分鐘起落一架飛機,而北京機場,半小時一架,員工手忙腳亂。

代表團歸來後,在人民大會堂做彙報,從下午3點30分,講到晚上11點15分,講了7個多小時,聽者無不動容。

代表團直言:我們大體上落後二十年,一定要迎頭趕上,改變這種落後狀況。

同年12月26日,一個雪夜,52名中國留學人員啟程前往美國,重啟隔絕近30年的學術交流。

他們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褐色手提包,順序登機。

50多人,身上總計只有50美元,裝在領隊兜里。

在巴黎轉機時,這群黑衣人在五光十色的戴高樂機場里分外醒目。

有留學生望著機場商店發獃,最終拿起一些彩色小廣告,請空姐帶回國寄給家人。

巨大玻璃窗外,他們所乘飛機沉默停在航站樓前。它剛剛掠過了那片海。

首批52名留學人員歸國後,有17人成為院士。

他們出發的第二年,中國派出3000名留學生奔赴世界各地,其中1500人前往美國。

不久後,國務院放寬了出國留學條件,自費留學興起。

出版社推出了《英語900句》,央視推出了「FOLLOW ME」(跟我學)」,上海成了沒有圍牆的外國語大學,聽外語的收音機成緊俏商品。

俞敏洪回憶,80年代,身邊許多同學突然音信斷絕,收到明信片,才知道他們去看外面的世界。

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總人數達到3.8萬人。其中許多人,成為中國未來科技精英和商界支柱。

紐約曼哈頓地下室內,一度住滿來自中國的文藝工作者,陳凱歌、陳逸飛、顧長衛等人,都曾蝸居於此。

他們觀察著西方,而許多西方人同樣好奇地望向中國。

美國學者費正清曾感嘆:

從1950年到1971年,華盛頓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國的人還多,雖然後者離我們更近,旅途也更為安全、省錢。

當時,中國往返歐洲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在北京,只有北三環邊上的友誼賓館一家為涉外酒店。

1985年前,外國人在北京活動範圍,僅限於以天安門為中心方圓40華里範圍,被稱為「40里圈」。

外國人走在圈內,常被行人包圍移動。國人從不搭訕,只是默默圍觀。

流傳下的新聞照片中,西方女遊客在故宮遊玩,走廊上站滿了看她的中國遊客。

1985年,中國對外國人開放244個地區,40里圈不復存在。

小學生守則專門加入一條:在街上看到外國友人,不圍觀,不干擾,不尾隨,熱情大方,不卑不亢。

海兩邊的世界開始交錯。

加拿大人大山登上了春晚;薩馬蘭奇成為中國的老朋友;德國人施拉普納頂著稀疏的頭髮,空降國足,球迷喊他施大爺。

第一批德國彪馬T恤走紅北京,耐克運動短褲擁有了中國粉絲,花花公子皮包和鱷魚皮鞋是時代標配。中國小朋友很快看上了《貓和老鼠》。

1994年,中國電影院放映了哈里森福特的《亡命天涯》。

有影迷追憶,那天從影院出來,有種迷醉的眩暈,忽然感覺世界就不一樣了。

同一年,為籌備Windows 95上市,比爾蓋茨以休假名義來到中國。

在中科院演講時,他發現許多年輕人買黃牛票,趴窗戶也要聽他講話,熱情四射。

他敏銳地預感到浪潮。四年後,微軟中國研究院成立。

1999年國慶,中國人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街上有年輕人穿印「.com」T恤。

那片海越縮越小。

當年,國際調查機構蓋洛普發布報告。

中國人中,62%見過外國人,72%知道世界盃,44%知道芝加哥公牛,39%聽說過邁克爾·喬丹;51%想出國看看。

蓋洛普CEO說:「中國人正主動了解世界。」

1999年,《財富》論壇第一次在上海舉辦,主題為「中國:未來的五十年。」

《財富》編輯,用一句話做總結陳詞。

「欲獨霸世界,先逐鹿中國。」

1996年,美國人彼得·海斯勒到重慶附近的小城涪陵教書,取了中文名叫何偉。

小城只有一部電梯和一座夜總會,有五十多年沒出現過外國人。

何偉在書中寫下海兩邊人的奇妙感覺:互相懷有好奇、迷戀和恐懼。

2000年,何偉擔任《紐約客》首任駐京記者時,中國開放度已迥然不同,當年外國人入境量達到1016萬人次。

不再有人當街圍觀外國遊客,寫字樓內常能聽見英語會議,幾年後,《越獄》引發了美劇浪潮。

海兩邊的世界,慢慢交錯重疊,已無從分割。

2005年,美國自由撰稿人薩拉做實驗,嘗試一年內全家不買任何中國製造的商品。

她們告別了10美元的中國網球鞋,轉買60美元義大利球鞋;傢具壞了不能修理,因替換配件來自中國,修理工具也不例外。

丈夫過生日,她開車跑6家雜貨店都沒買到非中國製造的生日蠟燭,最後只能用廚房舊蠟頂替。

一年後,薩拉把經歷寫成書,講述生活疲憊,「我今後10年都不敢這麼玩兒了」。

2007年,喬布斯突提需求,用不怕鑰匙劃的玻璃,製作第一代iPhone屏幕。

當時離iPhone上架只有數周,地球這端的某個午夜,新屏幕被緊急送至中國工廠。

工頭叫醒宿舍8000名工人,30分鐘後,新流水線啟動,96小時後,該工廠能以日產一萬多台的速度生產iPhone。

四年後,奧巴馬在加州與矽谷大佬們共進晚餐,每位客人都能向總統提一個問題。

輪到喬布斯時,奧巴馬反而問了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在在美國生產iPhone?

喬布斯回答:這些工作是不會回來的。

美國的晶元、韓國的屏幕、日本的感測器……200多家世界各地供應商的零件,最後匯聚到中國,iPhone上匯聚著海兩邊的氣息。

那片海風雨無常,但人們已明白,渡海的故事不應中斷。

2019年,任正非接受採訪時說:

越來越高科技的世界,越來越不可能由一個國家、一個公司完整地完成一件事情。在工業時代,一個國家可以獨立做一台完整的紡織機、一輛完整的火車、一艘完整的輪船,而信息社會,相互依存才能推動人類社會更快進步。

75歲的任正非說,只有更加開放,才有更加繁榮。

當年,李鴻章訪英時,到訪英國海底電纜公司。公司贈送兩條一尺長大洋電纜線留念。

發報人員現場將68字電報,發送給海那邊的上海輪船招商局。

25分鐘後,盛宣懷回電傳來。

海兩邊的世界輕輕相握。

百年光陰如電,海兩邊故事進入新篇章。

電子商務在國外誕生,但發展最好的是中國。

歐美提出5G早期概念,但5G技術領跑的是中國。

最早的銀行卡誕生於國外,到今天,中國銀聯已成為世界發卡量最大的卡組織。

NFC技術最早誕生於國外,但將這一技術應用於支付領域,前進速度最快、場景應用最成功、用戶規模最大的是中國銀聯的手機閃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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