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湯顯祖《邯鄲記》的成就及其影響
湯顯祖的《邯鄲記》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度脫劇，它所表現的社會生活內容十分豐富。湯顯祖從唐代有關文獻和從明代現實生活中開掘素材，加以獨到創造，使《邯鄲記》做到了「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與「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融合。它深刻地描寫了封建社會裡人性的扭曲，形式上是喜劇，實質上是悲劇。《邯鄲記》的影響，一是引起了評論家的關注，二是對同類戲曲創作產生了直接影響，三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了強烈反響。
（一）
以唐人沈既濟《枕中記》為題材的戲曲作品存在兩個系列，第一個系列包括元人馬致遠與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共同創作的《邯鄲道省悟黃粱夢》，明人蘇元俊的《呂真人黃粱夢境記》，其中被度者均為呂洞賓；第二個系列包括明人穀子敬《邯鄲道盧生枕中記》，脈望館鈔校於小谷本《呂翁三化邯鄲店》，以及湯顯祖的《邯鄲記》，其中被度者均為盧生。
這兩個系列的作品，分別以馬致遠《黃粱夢》和湯顯祖《邯鄲記》為代表作，它們分別是這兩個系列作品中成就最高者。如以二者相比較，可以看出它們的構思大不相同。《黃粱夢》以「外」扮被度者呂洞賓，而以「正末」扮度人者鍾離權，鍾離權又先後幻化成為高太尉、老院公、樵夫、邦老，給呂洞賓帶來種種好運或厄運，同時向呂洞賓反覆宣揚酒、色、財、氣的危害，最後使呂洞賓蘧然夢覺。《邯鄲記》以被度者盧生為主角，讓他在夢中經歷幾番浮沉榮辱，大起大落，直至享盡榮華富貴，仍然不肯撒手，最後從夢中醒來，這才幡然省悟。從劇本的重心看來，《黃粱夢》重在鍾離權的度脫，而《邯鄲記》重在盧生本人的體驗，二者明顯不一樣。可以說，《邯鄲記》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度脫劇。
與基本構思相應，兩劇的結構安排也大不相同。《黃粱夢》全劇四折的唱詞都由鍾離權（或其化身）所唱，可以說是灌輸重於體驗。《邯鄲記》則呂洞賓只在第三出《度世》、第四齣《入夢》前半、第二十九出《生寤》後半、第三十齣《合仙》上場，其他諸出均由盧生等人在那裡表演，可以說是體驗重於灌輸。這樣的處理，接近沈既濟《枕中記》的原來面貌，也有利於表現更為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
為了表現更為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湯顯祖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開掘。
一是從唐代有關文獻中開掘。例如李曉先生在《〈邯鄲記〉本事考及主要版本》中指出的：「本事中提到盧生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時宰為誰？湯氏從《唐書》中找出個宇文融來，這是個很重要的補筆。」李曉先生說得很對，相關材料除《唐書》之外，還可以補充《明皇雜錄》中的《宇文融》條：玄宗命宇文融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為盧從願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於一時，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從願為多田翁。從願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前明經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員外至侍郎，只七個月。值得注意的是此條引出一位盧從願。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盧從願不但可以說是湯顯祖《邯鄲記》中盧生的原型，而且也可以說是沈既濟《枕中記》中盧生的原型，這一點似乎未經人道。上面一條還可與《新唐書》列傳第五十四《盧從願傳》參看：「盧從願，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為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願為臨漳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為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累進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盪，從願精力於官，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願請贈其父敬一為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戴，及是，從願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願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為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為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為上下考，從願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願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後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為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於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為宣撫處置使，發倉廥賑饑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可以看出，盧從願事迹與《邯鄲記》中盧生頗有相似之處。上引兩則文字相比，《新唐書》記錄為詳，但幾個關鍵情節，如盧從願族望宦婚，以及升遷之速，則《明皇雜錄》所寫更為具體。至於宇文融的誣陷，則都是一致的。
關於盧生被貶之地，《枕中記》說是驩州（今越南義安、河靜等地），湯顯祖《邯鄲記》改為崖州（今海南三亞），這裡可能有三個原因：第一，唐代名臣楊炎、韋執誼、李德裕等先後貶崖州，作為貶謫之地，崖州的影響更大。第二，這一改動，似乎更符合沈既濟初衷。第三，湯顯祖曾經貶官徐聞，這裡地處雷州半島，與海南隔海相望，因此他對海南更為熟悉。湯顯祖作於徐聞的一首詩中，還寫到李德裕，詩為《瓊人說生黎中先時尚有李贊皇誥軸遺像在，歲一曝之》：「英風名閥冠朝參，麻誥丹青委瘴嵐。解得鬼門關外客，千秋還唱《夢江南》。」可以說，湯顯祖在這首詩中，對李德裕這樣被貶官員的處境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
我們知道，沈既濟曾因楊炎舉薦，任左拾遺、史館修撰。德宗建中二年(781)，楊炎獲罪貶崖州，沈既濟受牽連，亦隨之貶為處州(今浙江麗水)司戶參軍。後又入京任吏部員外郎。《枕中記》當作於此後。
關於德宗一朝宰相的貶死，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曾經論及：「《舊唐書》一二《德宗紀上》略云：建中二年七月庚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炎為左僕射。十月乙酉，尚書左僕射楊炎貶崖州司馬，尋賜死。」「同書一三六《竇參傳》略云：明年（貞元五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貶參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九年三月]乃再貶為驩州司馬，未至驩州，賜死於邕州武經鎮。」「寅恪案：楊炎以文學器用，竇參以吏識強幹，俱為德宗所寵任，擢登相位，而並於罷相後不旋踵之間，遂遭賜死，此誠可致慨者也。」
可以看出，《枕中記》寫盧生被貶，其中隱然有楊炎的影子在。楊炎既貶崖州，沈既濟不便言之，故改言驩州。湯顯祖《邯鄲記》又將其改回崖州，所以我們說是更符合沈既濟初衷的。
二是從明代現實生活中開掘。如第二十三出《織恨》寫盧生得罪之後，崔氏沒入外機坊織錦，備受督造太監、外機坊大使凌辱。織造之害波及整個明代，這方面的記載在《明史》中屢見不鮮，如《明史·章僑傳》記章僑：「又言添設織造內臣貪橫殊甚，行戸至廢產鬻子以償，惟急停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第二十七出《極欲》說盧生「這梅香伏侍相公，也養下一子，叫做盧倚，因他年小，掛選尚寶司丞」，與《明史·張居正傳》「蔭一子尚寶丞」相似，而且尚寶司是明朝特有的官署，其他朝代包括唐朝都沒有，因此這裡的明代痕迹是顯然的。第二十八出《友嘆》借蕭嵩之口說盧生「忽然一病三月，重大事機，詔就床前請決。皇上恩禮異常，至遣禮部官各宮觀建醮禳保」，與《明史·張居正傳》「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為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遍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極其相似。吳梅《讀曲記》《邯鄲夢（二）》說：「記中備述人世險詐之情，是明季官場習氣，足以考鏡萬曆年間仕途之況，勿粗魯讀過。」《四夢傳奇》說：「明之中葉，士大夫好談性理，而多矯飾，科第利祿之見，深入骨髓。若士一切鄙棄，故假曼倩詼諧，東坡笑罵，為色庄中熱者下一針砭。其自言曰：『他人言性，我言情。』又曰：『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間何處說相思，我輩鍾情似此。』蓋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無消滅。否則形骸且虛，何論勛業，仙佛皆妄，況在富貴。」這些意見，對我們都是很有啟發的。
《邯鄲記》是一部傑作。恩格斯在致拉薩爾的信中認為戲劇的發展應當是「德國戲劇具有的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我們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湯顯祖《邯鄲記》已經具備「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時又將其與「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完美地融合起來了。
我們說湯顯祖《邯鄲記》已經具備「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是有充分根據的。湯顯祖有史識、史才，本來可以成為一位史學家。他在《答呂玉繩》中說：「承問，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誠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嚴、徐、高、張，陳死人也，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不如因任人間，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復厝意。趙宋事蕪不可理。近芟之，《紀》、《傳》而止。《志》無可如何也。」這裡的「奇僧」指的是僧真可。徐朔方先生箋：「或作於萬曆二十七年，時真可有臨川之行。」
據此，我們可以大致描述《邯鄲記》的創作過程：萬曆二十六年（1598）春，湯顯祖對嘉靖、隆慶以來的歷史產生興趣，有意進行研究。就在這一年，他向吏部告長假還鄉，而真可也在這一年來訪，向他表達了上述意見。湯顯祖接受了真可的意見，不再具體研究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而是超越具體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從哲理的層面，對封建政治進行了整體的的思考，並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完成《牡丹亭》、萬曆二十八年（1600）完成《南柯記》之後，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完成了《邯鄲記》。而這一年，也就是他被吏部以「浮躁」的理由正式免職的一年。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湯顯祖以一部《邯鄲記》，也對自己十八年的坎坷仕途作了一個總結。
湯顯祖寫作《邯鄲記》時，頭腦十分清醒。要證明這一點，只要舉出兩個細節就足夠了：
一個是，第二十五齣《召還》中，為虎作倀、前倨後恭的崖州司戶向盧生負荊請罪時，盧生笑道：「起來，此亦世情之常耳。」不要忘記，這位司戶也是黃粱夢中人，請看他的自白：「小子崖州司戶，真當海外天子。長夢做個高官，忽然半夜起水。好笑，好笑，一個司戶官兒，怎能巴到尚書閣老地位？」就是這位司戶，當使者迎取盧生還朝時，他卻誤以為迎取的是自己，又驚又喜：「我的宇文老爺，小官還不曾替你乾的事，就蒙你欽取我拜相回朝，頂戴，頂戴。」並且在迎接使者時不肯下跪，說是：「天使來取司戶回朝拜相，體面不跪。」這真是自作多情，想入非非了。
另一個是，第二十八出《友嘆》中，盧生沉痾不起，蕭嵩已向裴光庭暗送秋波：「盧老先既有此失，勢必蹺蹊。且喜年兄大拜在即了。」裴光庭口稱「不敢」，實際上卻是迫不及待，就是蕭嵩，心中又何嘗不想？
這說明，在那個封建社會裡，沉浸於黃粱美夢者絕非一人二人，糊塗者有之，聰明者亦有之，遭人嗤笑者有之，未遭人嗤笑者亦有之，大夢難醒，而且還是「此夢綿綿無絕期」，這種人性的扭曲，形式上是喜劇，實質上是悲劇。對於這一點，湯顯祖有著超乎常人的清醒認識，所以他在《答李乃始》中說：「詞家四種，里巷兒童之技，人知其樂，不知其悲。」這一宣言，真是意味深長，足以振聾發聵的。
（二）
湯顯祖《邯鄲記》問世之後，在劇壇和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來談。
第一個方面是引起了評論家的關注。對其「立言神指」，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概括說：「《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王思任這一概括十分有名，也大體符合實際。對其藝術成就，王驥德《曲律》卷四說：「臨川湯奉常之曲，當置法字無論，儘是案頭異書。所作五傳，《紫簫》、《紫釵》，第修藻艷，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纇，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辭復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別一蹊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認為《紫簫》、《紫釵》辭藻穠艷而結構散漫，缺乏整體的美；《牡丹亭》有很多奇麗動人之處，可惜仍時有瑕疵；《邯鄲》、《南柯》則結構緊湊，語言純凈，本色與辭採的關係處理得很好，因此是藝術成就最高的。馮夢龍《墨憨齋定本邯鄲夢總評》說：「《紫釵》、《牡丹亭》以情，《南柯》以幻，獨此因情入道，即幻悟真，閱之令凡夫俗子俱有厭薄塵埃之想。『四夢』中當推第一。」張岱的意見則與王驥德、馮夢龍不同，他在《答袁籜庵》中說：「湯海若初作《紫釵》，尚多痕迹。及作《還魂》，靈奇高妙，已到極處。《蟻夢》、《邯鄲》，比之前劇，更能脫化一番，學問較前更進，而詞學較前反為遜色。蓋《紫釵》則不及，而『二夢』則太過，故總於《還魂》遜美也。」張岱此說，是針對當時傳奇創作的一種傾向而提出的。這種傾向，照張岱說來就是：「傳奇至今日，怪幻極矣。生甫登場，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裝；兼以非想非因，無頭無緒；只求熱鬧，不問根由；但求出奇，不顧文理。」張岱認為袁於令（籜庵）的近作《合浦珠》亦患此病，「蓋鄭生關目亦甚尋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電母奔走趨蹌，熱鬧之極，反見凄涼。」張岱並不反對「熱鬧」和「出奇」，只是認為「熱鬧」和「出奇」應當「皆是情理所有」，即在合情合理的範圍內充分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充分調動各種藝術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藝術效果。張岱認為在這方面，《紫釵記》的缺點是「不及」，《邯鄲》、《南柯》的缺點是「太過」，只有《牡丹亭》恰到好處，「靈奇高妙，已到極處」。可見張岱認為《邯鄲記》不及《牡丹亭》。我們認為，總的看來，《牡丹亭》成就肯定在《邯鄲記》之上，當然二劇的特色是不同的。
第二個方面是對創作的影響。一個例證就是蘇元俊創作的《呂真人黃粱夢境記》。據鄭志良先生《論蘇元俊和他的〈呂真人黃粱夢境記〉》一文考證，蘇氏此劇作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之後，受到湯顯祖《邯鄲記》的影響，是很自然的。《呂真人黃粱夢境記》將身事與時事融入其中，對當時社會上的一些醜惡現象肆意嘲諷，大加貶撻，頗新人耳目，雖說是度脫劇，卻又有時事劇的氣息。這一特點，應該說也受到湯顯祖《邯鄲記》的影響。
第三個方面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的強烈反響。
萬曆三十二年（1604）八月，錢希言自常熟來臨川訪湯顯祖，湯顯祖曾請他觀看《南柯記》、《邯鄲記》的演出，錢希言作《今夕篇》記其事。小序云：「湯義仍膳部席與帥氏從升從龍郎君尊宿叔寧觀演『二夢』傳奇作。」詩中寫道：「借問顧曲者，主人勝周郎。平生宦不達，寫韻於宮商。譜彼虞初說，填詞播教坊。《南柯》似孟浪，《邯鄲》太荒唐。本言夢中事，借作尊前妝。富貴等浮蟻，功名喻炊粱。疇雲鐘鼎業，而異傀儡場。紛紛聚觀人，誰短更誰長？」「雕蟲雖小技，信美流芬芳。請看『二夢』言，千秋煥樂章。」他對湯顯祖創作《邯鄲記》的良苦用心是有一定程度體會的。
其後，文人經常觀看《邯鄲記》的演出，並且經常形諸歌詠。如范景文《秋夜鄧未孩馮上仙曹愚公招飲淮河樓上看演〈黃粱〉傳奇》：「秦淮河上低楊柳，歌舞樓中小月明。異地誰教賓作主，同襟方見弟和兄。已從戲局還看夢，縱使詼談總自清。一曲遊仙催漏短，貪歡怕是聽雞聲。」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之一：「硯席書生倚穉驕，《邯鄲》一部夜呼囂。朱衣早作臚傳讖，靑史翻為度曲訞。炊熟黃粱新剪韭，夢醒紅燭舊分蕉。衛靈石槨誰鐫刻，莫向東城嘆市朝。」自註：「是夕又演《邯鄲夢》。」梁清標《劉庄即事次念東韻》：「剪剪西風荇藻香，煙波一曲鳳城旁。酒壚客散河山邈，槐國人醒歲月長。便欲觀濤吟《七發》，渾疑落木下三湘。聞歌今夕同流水，莫負溪橋瀲灧光。」自註：「是日演《黃粱夢》，追憶昔時同雪堂、淇瞻集此園觀《秋江》劇，不勝聚散存亡之感。」陳瑚《和有仲觀劇斷句十首》中有：「雪滿弓刀血裹巾，燕然山下夢中身。楚囚空灑新亭淚，不見邯鄲作夢人。」自註：「歌《邯鄲夢》。」又有：「莫笑盧生一枕空，神仙亦在夢遊中。蒼蒼煙霧茫茫水，何處蓬萊綠髮翁？」以上四人，范景文殉明而死，錢謙益、梁清標身仕二朝，陳瑚是明遺民，他們身份、遭際、心態各不相同，但觀看《邯鄲記》的演出都有很深的感觸，可見《邯鄲記》的闡釋空間是很大的。
當然，在特定情境之下，文人觀看《邯鄲記》的演出，感觸就會更深。
清初宋琬有《滿江紅》詞，小序云：「鐵崖、頋庵、西樵、雪洲小集寓中，看演〈邯鄲夢〉傳奇，殆為餘五人寫照也。」詞云：「古陌邯鄲，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晌，盧生醒矣，龜茲無恙。三島神仙遊戲外，百年卿相氍毹上。嘆人間、難熟是黃粱，誰能餉。滄海曲，桃花漾。茅店內，黃雞唱。閱今來古往，一杯新醸。蒲類海邊征伐碣，雲陽市上修羅杖。笑吾儕、半本未收場，如斯狀。」宋琬曾因冤案下獄，後雖獲釋，但心靈上留下了深刻的創傷，因此觀看《邯鄲記》的演出，便有這樣深沉的感慨。徐釚《詞苑叢談》卷九云：「宋觀察茘裳罷官游西湖，與鐵崖、顧庵、西樵宴集，演《邯鄲夢》傳奇。觀察曰：『殆為余輩寫照也。』即席賦《滿江紅》雲……詞成，座客傳觀屬和，為之欷歔罷酒。」王晫《今世說》卷二云：「宋荔裳、王西樵、曹頋庵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鄲盧生事，酣飲達旦。曹曰：『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燈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 「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燈檀板中」，可見《邯鄲記》極強的藝術概括力量，而「可笑亦可涕」，說出了文人觀看《邯鄲記》演出的複雜感受，也從接受者方面證明了《邯鄲記》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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