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是如何看待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

文 ｜ 黃金生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突然發動政變，強佔工會，解除工人武裝，大量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共產黨在一夜之間變為非法，由地上轉入地下。據中共六大的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汪壽華、蕭楚女、熊雄、陳延年、趙世炎、夏明翰、郭亮、羅亦農、向警予、陳喬年等革命志士慘死在屠刀之下。周恩來曾經萬分痛心地說過：「敵人可以在幾分鐘內毀滅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鐘內鍛鍊出我們的領袖。」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說：「國民黨為『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志有識的青年，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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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

面對局勢突如其來的驟然巨變，如何認清當前的嚴峻形勢，選擇什麼樣的道路，這個問題非常急迫地擺在中共面前。陳獨秀和中央局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主任彭述之原想推遲五大召開的時間，他們擔心此時召開五大，代表們會對其右傾錯誤進行譴責和批評，但是，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團和多數中央委員都認為會議絕不能後延，應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研究和制定挽救革命危機的方針政策。於是，會議便如期召開了。會上，陳獨秀代表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長達6小時的《政治與組織的報告》。報告中涉及了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係等問題。但中共五大的實際主導者並不是時任總書記的陳獨秀，也不是瞿秋白等其他中共領導同志，而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首席代表羅易。

對於蔣介石的背叛，共產國際比中國共產黨人還要準備不足。1927年4月6日，即四一二政變6天前，斯大林還說：「蔣介石也許並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領導著軍隊，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們，就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干以後再扔掉」。但是，在五大上，羅易卻把革命的失敗歸結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沒有很好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仍舊受到自己的舊政策的束縛，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他認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說服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符合共產國際提出的新路線的決議」。

羅易，印度革命家，1927 年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

蔡和森說：「五次大會主要的任務便是接受國際決議。」 最後，五大通過的各項決議都是依據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內容和精神制定的。會議雖然也提出一些正確原則，如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等，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提出有效具體的措施。在認識上，決議一方面把蔣介石的叛變看作是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但另一方面，又把對蔣介石的希望轉移到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等人的身上，視他們為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者，寄希望於他們來領導軍隊、政權、土地改革等，對汪精衛等人背叛革命的危險性也缺乏思想準備。

據鄭超麟回憶，中共五大期間，私下裡曾聽一位剛從莫斯科回來的人說，「莫斯科有個決議，要撤換陳獨秀，找一個與國民黨接近的人作領袖」。 但是，中共五大臨召開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通過「會議討論」和「同個別同志私下談話」，確信，關於中共黨內「存在領導危機的一切論斷現在都是危險的，議論撤換領導就更危險了」。結果眾所周知，陳獨秀在五大上還是連任黨的總書記。正如羅易指出的：「現已查明，不存在渴望充當新領導的成熟的新核心。」他認為，中共五大「選出了在目前情況下儘可能好的領導」。

五大顯然沒有找到問題的要害，自然也就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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