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斯奮的學術思想與貢獻

劉斯奮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書畫藝術家與文學藝術家，在藝術創作與藝術理論方面均有深厚造詣。他還是經驗豐富的文化領導者，在文化理論方面發表過獨到的見解，在文化建設領域作出過貢獻。劉斯奮還是學植深厚的學者，特別是在歷史學領域，留下了驕人的成就。

豐碩的學術成就

1977年，劉斯奮在史學期刊《歷史研究》第1期上發表《評〈論「黔首」〉》一文。這篇文章是在粉碎「四人幫」不久、撥亂反正的背景下撰寫的。當時，廣東深受「四人幫」禍害，文化復甦艱難，但文化名家尚未凋零凈盡，加之新中國成立後崛起的一批人文學者正當中年，均思有所奮作，故寫作名家不乏其人。為此，《歷史研究》編輯部的龐朴特意到廣東組稿，選中了劉斯奮的文章。

在文章中，劉斯奮運用唯物史觀，從堅實的史料出發，指出秦王朝在興起和鞏固的過程中，不是對農民如何如何好，而是同樣實行了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他認為，秦代的徭役是先徵發「吏有過」「贅婿」一類的「罪人」和「賤民」，然後徵發「閭左」的貧苦平民，至於「閭右」的「豪富」則始終未及徵發。至於「黔首」的名稱，劉斯奮指出，它如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等措施的用意一樣，是對過去各地名目繁雜、參差不一的平民稱呼的統一稱呼。之所以叫這個名稱，是因為秦代依據五德終始理論崇尚黑色，「黔」就是黑色的意思。所以，選擇「黔首」作為民眾的統一名稱，無非是反映了統治者希望人民從此「歸屬一致」這樣一種意願而已。劉斯奮還舉出《史記·陳涉世家》的記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指出所謂「奴產子」就是家庭奴隸生的子女，身份也是奴隸，雲夢秦律里叫他們「人貉」，足見其地位之低。

劉斯奮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許多人評價他，乃立足於他在詩書畫以及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亦即立足於一個「文人」的成就。有文章就曾提出，劉斯奮骨子裡是一個文人。據說劉斯翰也曾說過類似的話，說他的兄長劉斯奮更像一個天才的畫家，而不是天才的小說家。這種傾向性的、歧異性的論述及斷語，只對多才多藝的人才有效。因為，評論者要在評論對象多樣性的才華中找出確定性，總難免歸於最能反映評論對象特質性的單一性。因此，上述那些判斷性的看法，我認為都是成立的，而且是切實的。不過，它或多或少地遮蔽了劉斯奮作為「學人」的成就。撇開他的藝術成就不論，竊以為，劉斯奮的學術成就，同樣足以名世。而且，越是忽略他的藝術成就，越能彰顯他的學術成就。

總之，論斷劉斯奮先生的藝術成就，不要忘卻他的學術成就；論斷他的學術成就，不要忘卻他的藝術成就。卓越的藝術成就與學術成就，如剪之雙刃、鳥之兩翼，是相得益彰、交相輝映、比翼齊飛的。

劉斯奮深厚的學術素養與治學功力，首先表現在他對中國古代與近代文學的研究上。他單獨或與友人合作，不僅出版有《嶺南三家詩選》《黃節詩選》《梁啟超詩文選》《蘇曼殊詩箋注》《周邦彥詞選》《辛棄疾詞選》《姜夔張炎詞選》《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等專著，而且在《白門柳》等藝術創作中，也體現著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理解與見解，蘊含著厚實的學術思想。他不僅對中國文學史具有精準的把握，而且對晚明與晚清的歷史，具有深刻的體認與精細的考辨。因此，他的歷史小說創作，既具有文人小說的藝術特質，又具有學人小說的深厚底蘊。

劉斯奮的選本，有一個突出特質，即格外關注中古之後的世變之際。辛棄疾等人是世變之際的人物，黃節等人也是如此。這樣的眼光，自然與《白門柳》具有扣合性的伏脈關係。對世變之際的審視，他的目光又特別關注嶺南與江南，並由此而反觀中原。

經典學術論戰引起極大關注

最能夠反映劉斯奮深厚學養與功力的，是他與余英時的刀筆大戰。這場論戰鮮明地表現了劉斯奮嚴正而銳利的史識。這種史識，以深厚的學術功底為基礎，以明清高士的文筆作法器，以消閑信步的風雅作姿態，發揮了老吏斷獄、庖丁解牛的作用。這場文字交鋒，在中國當代學術史上，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不久的背景下，是一場具有標識性意義的經典學術論戰案例，因而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不同於以文學形象潤涵史識，經典學術論戰案例與余英時的論辯，是直接通過具體的史實辨析來表明史識。論辯中所表現出的學術水準、鬥爭藝術，堪稱典範。當時，經歷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全國百廢待興。海外像余英時這樣的名人，對中國學界滿臉瞧不上，認為大陸學術凋零，已經找不出幾個像樣的學者。但「馮衣北」的文章一出，令他大吃一驚。更讓他尷尬的是，這位「馮衣北」居然擊中了他的軟肋，讓他難有還手之力。

直到今天，這場論戰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啟發價值。

蘊含在《白門柳》中的歷史唯物主義

劉斯奮的學術思想，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基。在他的思想深處，唯物史觀既是思想指導，也是科學方法。他對唯物史觀的運用，非常細微地體現在學術著作和藝術創作中。《白門柳》的人物主角是「士」。士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作用，對於社會形態的意義，在歷史學中是一個重大問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學者們運用唯物史觀來解剖中國社會，「士」成為一個重要的考察對象。在研究資本主義萌芽過程中，以侯外廬為代表的思想史學派，非常深入地研究了以清初三大家為代表的所謂啟蒙主義思想。我們看到，《白門柳》所表現的文人士大夫群像，正可與侯外廬先生的思想史著作進行比較性的映照。

明清易代之際的歷史，最為難寫。這段歷史之所以難治，在於僅僅看史料並不能透徹地予以把握，還在於須透過詩文集的隱晦表述，在片斷性的記述中識其款曲，理出線索，重建史實。因此，這段歷史最難寫的部分，不在政治、軍事乃至儒學思想方面，而在文人面相的史實重構，特別是歷史心理重構。它需要研究者在直接史料與詩文集二者之間融通考索、細心體會。劉斯奮非常瀟洒地遊走於明清的史料與詩文之間，以藝術的筆法，生動地表現了這段歷史。他以深厚的功力，通過對「士」的思想情感、功業取向的描摹，揭示中國早期的民主思想。這對於我們思考中國近代史以前的近代思想源流，揭示中國歷史自身的內在規律，很有啟發價值。《白門柳》這部小說其實驗證了毛澤東的一個著名論斷，即「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這個論斷，是極其深刻的，是五種社會形態下的中國內在規律論。劉斯奮的學術思想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基，正體現在這種無聲的底蘊上。

其實，劉斯奮本人最看重《白門柳》的地方，也在於它的思想性、學術性。他說，這部書「最重要的是思辨能力，也就是立意，歷史的考證、歷史的思考、歷史的結論，要具有一種永恆性」。這番話，不僅是單純的小說家的藝術立場，也是史學的立場。

通過《白門柳》等作品，讀者可以感受到，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想，在劉斯奮的學術思想中，同樣佔有重要地位。所謂實學，即切實之學。它是一個綜合性的寬泛概念，既包含反對清談、空談、玄談的意思，也包含主張切實、經世、切己的意思。作為一種學術宗尚與主張，它代表著一種對待儒家經典的態度與方法，即顧炎武所謂反對「明心見性之空言」，主張「修己治人之實學」。「實學」的對立面是「空言」。「空言」最大的害處是導致亡國。凡是依據上述宗旨治學的學派，都屬於實學。從顏李學派，到乾嘉之學，均屬於實學。劉斯奮學術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經世。對現實的關注，是他的一個重要面向。對社會「作出一點貢獻」，是他最常表達的價值目標。明清之際所倡導的實學，到康熙時期趨於弱化。明代的東林學派為糾正王學的空疏之弊，曾不遺餘力地提倡經世致用。

劉斯奮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科學地闡述和處理了傳統與現代、古與今、中與西、傳承與創新、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之間關係，找到它們之間的區別點、契合點和平衡點。他提出的「朝陽文化」理論，是這方面論述的代表。這是對於社會主義文化健康發展的一種維護，表達了一種積極的、向上向前的文化觀，客觀上是對文化虛無主義的有力批判。因此，在劉斯奮的思想深處，一向追求做一個推動歷史進步、與時代一起前進的人，而不是做一個旁觀者、牢騷者乃至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

近代以來，廣東人民一直站在推動歷史前進的第一線。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人民的貢獻舉世矚目。劉斯奮的學術與文藝成就，是新中國文化在廣東繁榮發展的一個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凝聚和反映了當代嶺南文化的新成就。

（作者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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