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穎：印度洋岸的華人城市
那些年，在新加坡，愛去檳城的人通常特立獨行。當中等家庭假期時跟隨旅遊團去歐洲澳洲北美等文明程度相對高的國家時，他們已背包旅行回到東南亞，重新認識自己的鄰國，在小鎮村落享受未受污染的民風。來來往往中，他們找到了自己可以經常回去的地方。是的,他們在檳城找到了歸屬感，一個坐落在馬來西亞最北部的華人城市，也是南洋最古老的華人城市。
曾經，心中的「南洋」是個浪漫的語詞。南洋風光有藍天椰子樹和站成兩排有木製百葉窗的木板樓房，可是在新加坡住久了，幾乎忘了這是個南洋城市，在高樓群中穿梭，這一城和那一城又有什麼差異？
離開新加坡回國前，我們搭乘夜行巴士來到檳城，在喬治市的老城區、在曾經想像的一整條街的店屋長廊穿行，穿也穿不完的老街老巷在四周擴散蔓延，有兩百年了嗎？回教堂的誦經聲在我們的頭頂飄蕩，街角坐著印度乞丐。驀然怔忡：一座十九世紀的南洋華人城市奇蹟般地保留在一個馬來回教國里，一部近代華人歷史被冰凍在印度洋岸，眼下正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窄而短的馬路，兩旁是戰前店屋（即沿街民宅），兩層樓的木屋，高高的天花板，木製百葉窗，面街的底層做商店，二樓是住家。底層五腳基連成有屋檐的長廊，長廊外是椰子樹。赤道的氣候激烈，陽光灼人季雨狂暴，店屋的長廊遮陽擋雨，行街逛店多悠閑！行人從這一街的長廊走到另一街的長廊，穿著汗衫短褲拖鞋，走過左店右鋪，一路走一路寒暄，這一街到那一街就很長，咖啡店的桌椅放在廊下，一杯糕坯烏（黑咖啡）才幾角，在南洋，咖啡也是很草根的。
這就是戰前店屋的人情和詩情，也是我心中的南洋風情。
作者（右） 在檳城和華人合影
動人的曲街窄巷隱藏著許多故事，本頭公巷（Armenia Street)一帶是私會黨（傳統幫會）的聚集地，私會黨在新加坡六十年代便被剷除，至今只有在電視劇里才看得見。在同一條街的102號「庄榮裕」，一棟淺藍色的小樓里，1909年至1911年間，孫中山在這裡進行革命活動。黃昏時，敲開102號的大門，迎接我們的是一位梳著馬尾辮的男子，他皮膚黝黑大眼深陷一身白衣飄逸，不由問他是誰，他笑說從怡保來，我們也笑，人們都說怡保出美女，沒想到怡保的男子這麼有氣質。
在不遠的大倉巷裡有著規模龐大的邱公司的龍山堂，朱迪·福斯特和周潤發主演的《安娜與國王》曾在這裡取景——眼前的古建築群完整豐富，在熾烈的陽光里它們正靜靜地展示著早期移民同姓聚落的生活形態，廟宇和戲台遙遙相對。當年華人遠離家鄉向一片炎熱的叢林討生活，個體是多麼脆弱，他們只有手拉手，從同宗族的群體力量出發與四周的荒蠻抗衡，才能使這個族群生存兩百年。
Beach road 從海岸切入直達喬治市中心，這條路是殖民時代的商業中心，比起新加坡和上海，檳城是一個受到英國殖民更早的城市，殖民時代建築沿著岸邊排開，從Beach road朝城市伸展，很像從上海外灘轉入南京路，只是規模小一些的外灘和南京路。
徜徉在似曾相識的路上，門牌上寫著××兄弟的公司，一家連一家，高高的柚木門裡是高而深的大廳，百多年前的傢具。在某兄弟公司門口，聽見背後有人招呼，回過頭見是一位古稀老者，一口純正的英語在新加坡很難聽到，那裡講的是Singlish(新加坡口音的英語），老者斯文謙和很gentleman（紳士）,邀請我們進公司坐坐。
我們入住的國泰旅社坐賬台的老uncle（叔叔），也是一口英語流利標準，尊稱所有客人為Sir，他的謙恭多禮人情世故的練達和老上海的服務界一脈相承。
國泰旅社是一棟白色小洋樓，楊紫瓊剛帶領攝製組來這裡拍攝，它曾與街對面「張弼士故居（檳城著名藍屋）」一起，成為法國電影《印度支那》的場景。
其實，對檳城的感懷，是通過新加坡的生活經驗去獲得。但新加坡朋友口中「原汁原味的華人城市」和我們的感受又不一樣。那些濕巴剎（即菜市場）、流動小販、夜市、店屋格局、有雲石桌木背椅的傳統咖啡店（即大排檔），街邊攤的雲吞面炒粿條咖喱面，於我們是構成檳城魅力的場景和物質；可對於新加坡人，卻是刻骨銘心的童年往事，是新加坡的過去，是足以讓眼睛濕潤的回憶。（唐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