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亞財富：管理實踐是一種軟技術

經濟學家習慣關注宏大的敘事,企業管理實踐這麼細節的話題,相比「制度」來說,從來不是經濟學家在意的焦點,留給管理學家去研究就好。遺憾的是,經濟系和管理系在絕大多數大學都分屬不同學院,教授們彼此無來往,管理學家也幾乎不關注國家競爭力這類話題。而且,管理學家長期採取的「案例」和「問卷調查」研究方法,一直不被關注「大數據」的經濟學家所重視,因為「案例」有選擇偏差,不能解釋成功企業和落後企業之間的真正差距,而「問卷調查」受到各種人為干擾因素的影響。事實上,管理系從來沒有用客觀衡量的「管理實踐」來解釋是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在生產率上的差距。

突破來自於斯坦福大學教授,曾在管理諮詢公司工作的Nicholas Bloom,他與合作者採取了「雙盲」的問卷調查方法,即被採訪的企業管理者並不知道處於問卷調查之中,由於這些製造業企業只是中等規模(僱員人數在500-1000之間),知名度不高,採訪的MBA學生並不知道除了企業名字之外的任何財務信息,不會先入為主地判定被採訪企業的管理實踐能力。他們設計的問卷對3個大類(監督、目標和激勵)18項標準化的管理實踐(例如業績追蹤、評估、目標管理、獎優罰劣、人才的吸引,管理,晉級與保留等)做出清晰的評分指引,從低到高分成1到5分五個等級。每個企業的綜合得分為18項評分的均值,在此基礎上計算企業所在國家的管理實踐得分。下圖顯示跨國比較排名,國家或地區邊上的數字代表被採訪企業數量。

不巧的是,524家中國企業的綜合得分和目標管理得分都排在了末位。如果把企業按地區顯示綜合得分分布,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差距會更大,例如美國695家企業的綜合得分分布接近正態,得1分和5分的比例接近,圍繞平均分的企業比例最多。相反,中國幾乎找不到綜合得分超過4分的企業,而這樣的企業在巴西、印度、希臘和葡萄牙都有一定比例(Bloom教授在2016年把調查的企業擴展到35個地區,數量超過11000家,覆蓋製造業,零售業和服務業例如學校,醫院,律師和稅務事務所等,763家中國企業的平均綜合得分為2.71,排名第20位,超過了巴西,印度,但仍然落後於希臘和葡萄牙)。

有趣的是,將企業CEO對個人管理能力的自我評估得分減去所屬企業的綜合得分,平均分最高的五名就是上圖中的後五名,而得分最低的是美國。可見,企業管理業績差的CEO反而是自我感覺最好,最為過度自信的。

和中國的經濟增速比較,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綜合得分低的結果讓人意外,但仔細一想又沒那麼意外了。流行的說法「西方企業靠制度管理,中國企業靠人管理」正是在強調中國企業在管理制度上的缺失。相比美國企業的朝九晚五工作制,法國每周更短的工作時間,年初在國內引起廣泛爭議的「996工作制」的背後同樣是中國企業在管理流程上普遍存在的低效率(相應地,管理實踐得分和人均GDP的差異也是一致的)。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企業對精細化管理的重視度不足,甚至嘲笑外資企業在這方面的投入,但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外企業在管理實踐上能力的差距一下子凸顯,依靠制度管理的外資企業可以裁員增效,而中資企業裁員卻不容易換來效率增加的結果。

單獨考察每個地區企業管理實踐綜合得分與生產率、利潤,銷售增速等財務數據,會發現彼此之間存在清晰、統計顯著的線性關係。換言之,與其費時耗力、效果並不明顯地地從國家宏觀層面進行制度模仿和轉換以提升企業和國家的競爭力,不如採取在企業管理實踐層面的學習與借鑒,這樣的做法並不受到優秀企業家數量有限的制約。當然,與直覺一致的是,教育,競爭,勞動力市場制度,企業股東結構等都會影響企業的管理得分,例如政府,家族控制的企業得分較低,跨國公司的得分較高;股東較分散的上市公司得分要高於股東集中的公司。

更加重要的是,Bloom教授的研究顯示,採取優秀的管理實踐,企業可以在短期內就取得顯著的效果。例如在印度紡織企業採取的實驗結果顯示,採取5個月的標準化管理實踐改進的企業,在一年時間裡相比未改進的同類企業的生產率提升了17%,利潤多出30萬美元(這些企業的平均年銷售額為745萬美元)。即使企業需要為學習和實施先進的管理實踐支付一定的費用,但一次性的投入可以換來長久的績效提升,顯然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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