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生態趨近結構性變化臨界點

選舉造勢活動中的台灣民眾

本文作者：陳星

日前，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陳星參加由全國台灣研究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第二十八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時就台灣民意的結構性變化及其影響進行了分析。

陳星表示，自2016以來，台灣民意結構出現了若干結構性變化。這些變化涉及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島內治理績效、政黨認同等各個方面的認知，綜合反映了近期台灣社會對政治系統及其運作過程的反思。從各種跡象來看，台灣民眾已經開始從悲情意識與政治激情中走出來，對社會治理績效的關注度日益升高。影響所及，台灣島內政治生態正在接近結構性變化的臨界點，新的政治結構生態正在民意結構的漸變過程中被重新塑造。

悲情意識退場及民間理性回歸

陳星指出，悲情意識在台灣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一直是民進黨等政治勢力進行政治動員的有力工具。自1990年代以來，民進黨依靠悲情動員，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版圖。民進黨利用台灣社會廣泛存在的悲情情結，既將自己打造成政治壓迫的「受害者」，同時又將自己塑造成為「反威權」的代言人，泛綠勢力進而在這個基礎上建構並強化了所謂國民黨「原罪」的觀念，佔據了意識形態的道德高地。可以認為，對悲情意識的利用在民進黨早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表示，悲情意識的核心結構是民進黨等反對勢力長期建構起來的敵對性動員結構。所謂的敵對動員，也就是建立在敵對訴求下的政治動員。民進黨長期以來一直在仇恨國民黨的建構下進行政治動員，一到選舉就會利用這種敵對結構攻擊國民黨，而且這種做法被黨內諸多政治人物認為行之有效。我們經常看到台灣政壇上政黨惡鬥不已，根源就在於這種敵對動員結構。悲情意識依附於這種敵對動員結構，並在情感上強化了這種結構的政治動員效果，是泛綠陣營動員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星指出，悲情意識立基於民眾特定時期的歷史記憶，因而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記憶的重構以及持續不斷的世代更迭，特定內容的悲情意識的基礎一定會逐步消蝕。同時，悲情動員往往意味著較強的對抗性，這種動員模式在台灣社會造成了深刻的社會傷痕，因而民眾在反思之後表達出了對這種動員越來越多的反感。2018年的台灣「九合一」選舉中，可以看出民眾對強對立性動員方式的否棄與厭惡。民進黨執政縣市，如桃園市，能保住執政地位者，均採用了比較中性的選舉策略。目前雖然不能說敵對動員完全失效，但其效力下降的趨勢卻是清晰可見的。相應地，依附於敵對動員結構的悲情意識結構也自然會逐步消退。

他表示，悲情意識消解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悲情動員的失靈，這在去年高雄的市長選舉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民進黨選情告急時曾訴諸於悲情，又搬出了「美麗島事件」的招牌，但高雄民眾尤其是青年世代不為所動，許多年輕選民甚至不知「美麗島事件」為何物。這意味著在台灣南部傳統的民眾悲情情結正在逐步消退。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固然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對以前對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行為記憶逐步褪色的原因，民進黨長期執政績效不彰，也在客觀上消解了悲情動員的情感基礎。

陳星認為，悲情意識的退場是台灣民意結構變化的重要特徵，對台灣政治結構將會產生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只有在悲情消退的情況下，民眾才有向理性回歸的可能，政治發展也才具備向理性回歸的可能。最近台灣社會對民進黨執政的強烈反彈，可以認為是悲情意識消退之後民眾理性回歸的結果。另一方面，悲情意識的消退在台灣意識形態序列中創造出了大量的空白，為未來新政治勢力建構論述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同時，悲情意識消退意味著台灣政治中的動員模式也將發生較為深刻的變化。敵對動員和悲情意識已經逐步脫鉤，敵對動員模式的存在樣態自然也會發生變化。易言之，台灣政治中的政治動員模式由於悲情意識消退而經歷了一次較大幅度調整，而各個政治勢力之間的力量對比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悲情意識消退所造成的影響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選民「中性化」趨勢及其影響

陳星說，台灣的選民「中性化」態勢早已出現，學者對島內選民的「中間化」現象早已有過討論。選民的「中性化」與以前的選民「中間化」是有差別的。在兩黨主導政治結構的情況下，「中間選民」必須選邊站，這時的所謂「中間選民」可以稱為「搖擺選民」，選民投票行為取向的改變更多是針對候選人，並非涉及到政黨的價值問題。但以最近一段時間台灣社會政治發展顯示出的跡象來看，台灣選民越來越從價值上挑戰兩個主要政黨，特別是民進黨的「同婚」、「反核」理念，已被證明難以被台灣社會主流民意接受。這種涉及價值系統認知的衝擊會導致台灣政黨政治結構的重大變化，能夠在價值上迎合民眾的「第三勢力」事實上獲得了較大的空間，這是所謂「跳脫藍綠」概念最近剛剛獲致的政治意涵。

他認為，選民「中性化」趨勢的出現是台灣社會對政黨政治進行反思的結果。民進黨上台以來堅持意識形態挂帥，堅持「台獨」立場，其政策也主要圍繞著這個核心展開。因此引發的影響就是經濟發展停滯，民進黨執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則加重了這些問題發酵的程度，最終引發了台灣社會的廣泛反彈。以此觀之，社會治理能力大概率會成為未來政黨競爭的主軸，這對於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

陳星說，在選民中性化的大趨勢下，國民黨已經被迫進行改革，未來不管成效如何，改革的方向是無法改變的，傳統的「大佬政治」將逐步退出政治舞台，而真正具有動員力的政治人物會逐漸取得主導地位。如果按照這個方向發展，國民黨將會變成一個由若干魅力型領袖為基幹的鬆散派系聯盟，而動員模式也將由「資源交換型」逐漸轉變為「議題動員型」。這事實上是以前民進黨所走的道路，兩黨事實上面臨著同質性競爭，因而未來選舉中議題建構就顯得尤為重要。

他表示，選民「中性化」對民進黨的挑戰則直指其價值訴求體系。價值訴求是一個政黨能夠生存和發展的靈魂。民進黨在主流論述被台灣社會否棄後，如何重新建構出能反映台灣社會脈動以及被台灣社會接受的價值訴求，是一個更為重大的挑戰。完成此項任務顯然非短期可竟之功。一旦失去了共同的價值，民進黨內部甚至不排除出現分裂的可能，而目前民進黨內所出現的紛爭與分歧不過是這種困境的一個先兆而已。

陳星指出，台灣整體的社會訴求現在逐步走向保守，這與世界範圍內政治訴求普遍向「右」轉的傾向是合拍的。但民進黨一直堅持的是較「左」的激進路線，即以強硬的衝擊改變現狀，實現較為徹底的改革。從最近一段時間台灣社會民意變化的趨勢來看，激進改革甚至是「革命」的路線正在被拋棄，相反傳統以民生為中心的社會價值正在逐步回歸。這種社會價值事實上要求比較穩定的社會治理模式，對激進的政治行為路徑會產生較強的抑制作用。

他表示，整體來看，隨著選民「中性化」趨勢逐步明朗，國民黨與民進黨均面臨著結構性衝擊，這是兩個主要政黨以前沒有遇到的新問題。對國民黨而言，選民「中性化」要求改變傳統的政黨運作模式，完成由資源分配型政黨向議題動員型政黨的轉變，同時需要改造內部結構，加強對選民的吸引力。對民進黨而言，該黨以前雖然遇到過衝擊，但價值系統受到結構性衝擊的局面還從來沒有遇到過。民進黨依賴其價值系統在台灣建構起區隔政治，並逐步擴大了政治版圖。但現在忽然面對價值訴求系統的挑戰，未來發展的變數之大，可想而知。不過從目前來看，民進黨顯然仍是希望將政治動員的主軸重新拉回對抗的軌道，將與大陸的對抗作為政治動員的核心軸線，但這種違背民意變化趨勢的做法很難行穩致遠。

政治激情消退及執政績效權重增加

陳星指出，目前台灣社會出現的民意變化是民進黨兩年來執政績效不佳的直接反映。2016年民進黨重新取得執政權，卻也立即背上了「執政包袱」。對於台灣任何一個政黨來說，在台上時都有「執政包袱」的問題存在，目前來看似乎沒有哪個政黨能夠完全擺脫這種執政的困境。但較之國民黨執政的八年，民進黨上台以來，經濟發展未見起色，治理「新政」引發新的社會對立衝突。政治績效不彰引發台灣社會對政治發展的反思，進而引起了民意的結構性變化，執政績效在民意評價系統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他表示，島內這種民意變化最直接的表徵就是台灣民眾的政治激情逐漸消退。縱觀台灣政治變遷的歷史可以看出，晚近以來的台灣政治結構變遷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政治激情釋放過程。民進黨通過議題營造的方式，不斷激起台灣民間政治參與的熱度，並藉此營造輿論環境，形成對競爭者的強大壓力。政治激情泛濫往往是政治動員過度的後果，主要表現為清晰的「群我邊界」和對抗式的動員模式，以及較高的政黨支持度與忠誠度。在經歷了長期的「民主化」實踐以後，台式民主的缺陷更加充分暴露出來，民間社會開始對這些制度進行較為系統的反思，原先帶有理想主義的政治熱情也隨之消散，相應地，政黨支持度也會逐漸降低，而中間選民的數量則會逐步增加。

陳星說，政治一旦離開了選舉的政治劇場，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社會的治理問題，也就是政治目標與政治理念的兌現過程。民進黨上台之後，不去考慮消弭台灣社會的裂痕，反而在一系列問題上不斷製造矛盾與衝突，在諸如「年金改革」、「同性婚姻」、「勞工立法」等方面屢屢凸槌，台灣社會的對民進黨的反彈也逐步加強。不管民進黨的出發點如何，但執政亂象卻是非常現實地影響到民眾的生活，因此而引發的失望情緒也會逐步發酵。當然，這種情形的出現與民進黨的動員策略是相關的，民進黨在進行政治動員中通過抹黑對手以及訴諸「轉型正義」之名，給民眾畫出了一個美妙的大餅，提高了台灣社會的期望值，卻沒有辦法完全兌現，最後只能接受民粹的反噬。相應地，台灣社會對民進黨政治行為的反思也在逐步展開，由此引發台灣民意的變化。

他表示，執政績效權重增加帶來的引發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認知的變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發展的走向日益有了更加清晰的認知。民進黨重新上台以後，島內民意出現了明顯的「統升獨降」現象，這種現象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民進黨第一次上台時就出現過類似現象，這反映出台灣民間社會對於執政當局政治立場的擔憂，以及進行制衡的心態。同時，在經歷了陳水扁時期的激烈「台獨」衝撞以及蔡英文上台之後破壞兩岸關係政治基礎造成的台海動蕩，台灣民間社會對於「台獨」之不可能實現有了進一步清晰的認知。這也說明，「台獨」勢力雖然極力要脅持台灣人民走向「台獨」的道路，卻低估了台灣社會對這個問題的辨識能力以及抵制力度。

陳星認為，大陸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取得的發展進步與成就，對於台灣民意變化也起到了推動與催化作用。國台辦推出的31條對台政策調整措施，旨在與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的發展機遇，加強了推動兩岸融合的力度，從制度上為兩岸融合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大陸持續的拉力之下，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及大陸的認知也在發生變化，31條措施頒布前後台灣民眾赴大陸工作意願的變化就是較為典型的表現。同時，各地方根據自己的特點相繼出台了為台胞提供方便的措施，推動兩岸民眾的深度融合向前發展，對台灣民意變化的影響也是長期的。未來隨著兩岸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執政績效在民意評價系統中的權重可能還會進一步增加。

激進主義的回落和話語禁忌的突破

陳星表示，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綠營提出的幾個「公投」議題遭到民眾否定，「公投」結果與民進黨在「反核」、同婚乃至「台獨正名」上標舉的「進步價值」悖反，一般認為是沉默庶民對政治精英的反彈，而反彈之大，執政者卻未能料及。這是遠比這次選舉結果重要的一個事實，其反映出的社會表達就是對激進主義的否定。

他指出，長期以來，激進主義路線在台灣成為主流的話語形式，這與台灣社會在劇烈變遷過程中的政治鬥爭與權力爭奪有關。反對者往往以激進話語動員群眾，凝聚支持者並發起對敵對勢力的攻擊。而從社會政策訴求上來說，激進話語強調劇烈的社會變革甚至是社會改造，往往是用崇高的理念與高尚的訴求為社會大眾描畫美好的願景，並與現實比較，營造巨大的落差，形成劇烈的社會意識變遷，甚至挑動起社會的不滿然後形成集結風潮。在民進黨長期發展過程中，激進路線一直是主流選擇，對於該黨奪取執政權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陳星認為，激進主義路線的動員力來源於其話語形式。比較而言，激進主義話語因為對未來的美好擘畫而比保守主義的話語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結合了現狀缺陷建構出來的「現實不美，未來可期」口號遠比立足於現實的社會改革計劃更能引起底層社會的共鳴。經過長期建構，激進主義話語形成了壓制性的力量，具體表現就是台灣社會被形容成「民意」的話語符號系統，這些話語被賦予了「正義」、「進步價值」的道義標籤，具有不容挑戰的「價值正當性」。在台灣的文化圈，這些年有四個議題具有不能被挑戰的「先驗正當性」，即「反核」、「台獨」、「同婚」、「廢死」。這種話語權壟斷會反過來推動政黨向激進主義方向發展。可以說，在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激進主義擴張是一條起到關鍵性影響的主線。

「但激進主義一旦取得執政權，困境立即就會顯現出來，」陳星說，民進黨上台以後，仍然擺脫不了激進主義的路徑依賴，無論在「反核」、「年金改革」，還是「同婚」、「轉型正義」等問題上，均希望以激進的路徑解決。年金改革顯然是一個典型例子。事實證明激進主義破壞有餘，建設能力不足，陷入困境自然沒有什麼意外。

他表示，激進主義理想訴求與現實問題之間的落差多數情況下是無法填補的，而這種落差的長期存在則給予社會以反思的空間，特別是下層社會因為激進主義路線而利益受損時，認知轉向的速度更快。激進主義以美好的訴求贏得民眾，卻無法將這種訴求予以兌現。同時，因為激進主義結構性改造的基因極有可能造成社會的割裂與對抗，遭遇阻力可以想見，現實執政中接連碰壁自然沒有什麼意外。

陳星認為，泛綠陣營「反核」神話被打破正是這種現實與理想衝突的結果。核能問題在台灣已經辯論很久，綠營經過長期經營建構起了關於「廢核」的強大話語優勢，「非核家園」成為綠營的神主牌，更是無堅不摧的政治口號。民進黨上台後「廢核」理念「入法」，進入到了務實推行階段。但民進黨當局卻無法解決因「廢核」而出現的電力緊缺問題，因重啟煤電而引起的空污問題成為執政的痛點。其他類似「同婚」議題引起的倫理爭議，以及「卡管」事件對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的分割，均引起了社會廣泛反思，「九合一」選舉中民眾對「公投」議題的態度直接反映了這些反思的結果。這種價值觀念上的反思對民進黨和泛綠陣營來說才是真正的危機，對泛綠陣營是極大的打擊。

他表示，當然，激進主義是否就此退出台灣的歷史舞台，還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問題。就台灣而言，激進主義能夠存在的條件主要有兩個：一是劇烈的社會分歧，二是民眾缺乏對激進主義口號的評價能力，這兩個情況在台灣還一定程度上存在，激進主義仍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社會出現對激進主義的反思，不過是激進主義消褪和保守主義上升的濫觴而已。

最後，陳星總結說，近期台灣民意的結構性變化反映出台灣的政黨政治結構和政治生態又進入了一個關鍵性的節點。經過長期的發展和糾錯，台灣社會逐步擺脫悲情政治和對抗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強度開始減弱。雖然現在還不能確定這是偶然現象還是具有穩定性的趨勢性現象，但從島內民眾的行為取向以及第三政治勢力和魅力型領袖崛起的現象來看，似乎更傾向於後者。如果這個判斷成立的話，意味著台灣政治結構與生態隨後將進入快速重整的階段，國民黨會進入體制弱化的時期，而民進黨則面臨體制與價值雙重調整的挑戰，第三勢力發展空間擴大，會逐漸增加對台灣政治發展的影響力。

上述這些變化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自然也會出現結構性的影響，兩岸關係結構也面臨著較大調整，激進的「台獨」路線和社會改革路線的生存空間會逐步縮小，兩岸交流與合作的空間會逐步加大，兩岸的社會融合也會因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而對兩岸關係結構產生根本性影響。因此，未來台灣政黨政治結構變化走向如何，以及如何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需要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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