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福瑞：魏晉風度—魏晉士人之深情

文史 08-02

前面描述過魏晉士人的縱酒，並且創造了無數個第一，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換句話來問，究竟有著什麼樣的文化內涵？

表面看來，魏晉士人飲酒，首先是為了避世，在政治極為黑暗、極為殘酷的政治環境中，醉酒無疑成為逃避政治牽連的的很好手段。竹林七賢之一山濤的兒子山簡唯酒是耽。是什麼原因呢？《世說新語·任誕》：「於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悠遊卒歲，唯酒是耽。」

這裡邊最為典型的就是阮籍。阮籍是一位胸有大志的人，《三國志·王粲傳》記載他登廣武古戰場，觀楚漢戰爭處，感嘆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乎？」他的《詠懷詩》第39首：「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所以明人楊維楨就說他「蓋以英雄自命，不在劉、項之下。慨然有濟世之志者。」（《竹林七賢畫記》）但是，他生不逢時，正處在曹氏和司馬氏殘酷的政權之爭的年代，在他40歲時發生了高平陵之變，曹爽被殺。夏侯玄、何晏、鄧颺等名士也都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53歲嵇康被殺，次年阮籍就去世了。所以阮籍一生所見的就是血腥的權力之爭。而在這場權力鬥爭中，阮籍也不能成為旁觀者。

司馬氏對於名士採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對於鐵杆兒的曹氏集團的文士，採用了殘酷的殺戮手段；而另一方面，出於政治以及輿論的需要，他們卻還要籠絡一些並無明顯的政治立場的名士。而阮籍就是這樣可以團結的對象。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這說明從政治淵源上來看，阮籍應該是曹氏集團的人。然而，他38歲時，曹爽曾經想啟用他做參軍。但是他卻託病辭掉了。這說明他不是曹氏集團的人，起碼在司馬懿看來應該是如此。此後他先後做了司馬師和司馬昭的從事中郎，並被封為關內侯。說明司馬氏對於阮籍還是比較厚待的。

但是，阮籍在司馬手下為官，是極不認真的，所可稱道者就是拜東平相十餘天的時間，拆掉了衙門的院牆，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其他時間就是縱酒狂放而已。這說明阮籍對於司馬政權也是有成見的。但是在司馬掌權、剪除異己的政治環境下，阮籍既不情願做司馬氏的走卒，甚至也不想做他們的擺設，但是又不能有所表示，做官只是權宜之計。怎麼辦？醉酒當然既是他最好的逃脫辦法，也是他最好的解脫途徑。他確實也是借酒推掉了司馬昭為司馬炎的求婚，而且他也確實想用同樣的辦法推掉寫勸進箋，「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使者催之，籍無奈才寫之。所以阮籍借酒逃避政治的迫害還是很成功的。

但是魏晉士人的縱酒，還有比以上原因更深的文化內涵，那就是個體意識的覺醒和高漲。酒成為士人表達真性情、對抗禮教的武器。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解放、個性十分高揚的時代。漢代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經學，從總體上看是抑制人的個性的發展的。這是因為經學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尚禮。孔子的思想之一就是克己復禮。禮是建立在中國古代血緣倫理之上的制度，強調的是從家庭到社會的等級與服從，所以禮既保障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同時也是約制個體人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經學的衰落，帶來的是儒家思想的解除，尤其是名教思想的解除。

名教的核心就是禮制，袁宏《後漢紀·獻帝紀》：「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可見名教就是講君臣父子名分的體制規範和道德規範。具體說就是三綱五常。然而到了魏晉時期，名士「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為清高」（《晉書·儒林傳》表現為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狀態，就是天然。就人來說任自然，就是要順從而不是違背人的本性。比如對父母的孝，那是出於人的本性的。但是禮法卻給子女與父母的關係規定了許多規矩，如父母死要守孝三年，這三年不許吃肉、不許喝酒等。在魏晉士人看來這些都是外在的是強加與人，不是出於人的內心的，所以阮籍喪母，就不遵從這樣的規定，而是照常喝酒吃肉。

《世說新語·任誕》：「阮步兵喪母，裴令公（楷裴楷，字書則，是中國乃至世界著名地圖學家裴秀的族弟。他從小精讀《老》、《庄》，二十歲便名揚海內，與竹林名士王戎齊名。裴楷身材偉岸，容貌秀麗，氣宇軒昂，既有儒教君子的諄諄長者之風，又有疏狂名士的洒脫飄逸之氣。）往吊之，阮方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但是阮籍不遵禮法，不等於對他的母親的去世不悲痛，「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所以《魏氏春秋》說他「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己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仇。」在這裡，喝酒成為對抗虛偽的禮法的手段。

又《世說新語?傷逝》：「王子猷（徽之）子敬（獻之）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哭。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余亦卒。」王徽之、王獻之同為王羲之之後，又都是大名士。公元386年，時年50歲的王徽之、43歲的王獻之倆兄弟，相繼病危。王獻之比王徽之早死。王徽之在病榻上，得不到王獻之消息，知道弟弟已經不在人世，便拖著奄奄一息的病體，趕去為王獻之奔喪。在靈堂上，王徽之沒有落淚，他坐在停放王獻之屍體的靈床上，拿起了王獻之生前最喜歡的琴想彈給逝去的弟弟，但是王獻之生病期間已久不弄琴，琴弦已經走調，王徽之不得不深深地嘆道：「子敬啊，子敬，你的琴也與你一同仙去了。」把琴仍在地上，抑制不住內心的悲痛，在子敬的靈床上昏厥過去。經過這一沉重打擊，原本就病入膏肓的王徽之，更是病情加劇，一病不起，短短一個月後，也就追隨王獻之去了。

再如，男女的關係，在舊的禮教中也是防範甚嚴的，其實這也是違背人的本性的。男女之間，既有夫妻之關係，亦有情愛關係，還有其他的親情、友情或者什麼也沒有的男女相處的關係。所以，在魏晉名士那裡，突破禮教的男女大防，也是常有的事。其中阮籍的故事就有好多。《任誕》：「阮籍嫂嘗還家，籍與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風（戎）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又王隱《晉書》：「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又如阮咸，《晉書?阮咸傳》：「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雲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雷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世說新語?任誕》也有同樣記載，年少時與其姑母家的鮮卑婢女私通。阮咸之母去世後，姑母將遠行，起初答應留下此婢，臨行時又將她帶走。守孝中的阮鹹得知，借客人的驢子急追姑母。追得後，阮咸穿著孝服與婢女共騎一驢返回，說「人種不可失」。因此為世人所譏。後來此婢生得一子，阮咸寫信給姑母說：「胡婢遂生胡兒。」姑母回信答道：「《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此兒即阮孚。

魏晉士人之於情，不但重其真，而且有至情。魏晉時期是個重情的時代，魏晉名士也多是情種。阮籍和王徽之就是典型。還有荀粲，《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注引何卲《荀粲傳》：粲取曹洪女，天姿國色，感情甚篤「後婦亡，未殯。傅嘏汪吊粲，粲不哭而神傷，…痛悼不能已，歲余亦亡，時年二十九。」魏晉名士不重禮法，卻重真性情。因此羅宗強先生說這一時期是重情的時代。生命意識的覺醒衝破了外部規範的束縛，使人的內在情感得到解放，形成魏晉人「一往情深」的特點：「桓子野（伊）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世說新語?任誕》）

東晉時期是一個藝術化的時代，羊曇善於唱樂，桓伊能唱輓歌，袁山松喜歡唱《行路難》，時人謂之三絕。而藝術精神的核心正在於「一往情深」。所以，魏晉既是一個藝術的時代，又是一個鍾情的時代。「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同上）王廞（xin）是王導的孫子，任司徒長史。茅山在今江蘇句容縣，為道教聖地。他登上茅山而大哭，有了自己終當為情而死的感嘆。這恐怕不是他一人的感嘆。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士人性格。「桓公北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世說新語?言語》）另如嵇康的野、阮籍的哭、劉伶的狂、顧愷之的痴、王藍田的躁、王羲之的樂等，都是魏晉人情感與個性的直接表現。

《世說言語》：「謝太傅（安）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減損)欣樂之趣。」《世說新語·傷逝》：「王戎喪兒萬子（綏），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戎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正說出了魏晉人的這一突出的心理特徵。

所以玄學討論的話題之一就是聖人有情無情之辯。《三國志·鍾會傳》注引何卲《王弼傳》：「何晏認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可見這一時期大家關心的是人之情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如何應對的問題。何晏認為聖人沒有喜怒哀樂，那就是認為常人是有感情的，理想的狀態是把自己修養成聖人。其實與王弼的觀點在根本上沒有很大的區別。玄學家為什麼這樣重視情的理論探討，主要是這一時期的士人太多情了。

王子猷雪夜訪戴逵

與重情相連的是率性，不刻意，不虛飾，不矯情，而是隨性。在這方面，仍然膾炙人口，受到大眾的普遍喜愛的故事。還得首推王羲之的三公子王徽之「雪夜訪戴」的故事，《世說新語·任誕》：「王子猷居山陰（會稽山北），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逵）。時戴在剡（嵊縣），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子猷是在世說新語中多次出現的名士。當年，王徽之辭去了官職，隱居在山陰縣，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紹興市。而他要去拜訪的好友戴逵住的剡縣，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嵊州市，離山陰縣大約有50公里的距離。按照當時小船的航速以及所經剡溪的交通情況，王徽之確實要用一整晚的時間，才可能從紹興市行船至嵊州市。他於雪夜忽憶起友人，便興緻勃勃乘船前往，船行了一夜到得友人家門口，卻是「不前而返」，因為他已經盡興，沒有必要再見戴逵了。有了興緻，就不遠一夜行程，興緻已盡，就不見友人而返。可見，見友人不是目的，滿足個人的一時之興才是目的。這就是率性而為。

《世說新語·任誕》中還記載了王子猷兩個風雅故事：一個是他暫住別人家空宅，便急急忙忙在宅前宅後挖土種竹，「或曰『暫住，何煩爾』」有人譏他是多此一舉，「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雖然是暫時居住，但是也不能忘掉精神的寄寓所在。另一個故事是他乘船去京城辦公事，「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雲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雲『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顯貴（桓伊在淝水之戰中，因功被進右軍將軍，封水修縣侯），素聞王名，即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故事真是妙不可言。二人都真率到令人鼓掌稱絕的地步。王徽之興之所在是笛聲，聽不夠就教名士連著吹，興盡了就教名士走人，從始至終考慮的都是個人的感受，而不顧其他。桓伊亦是如此。他雖然此時位至封侯，但是並不因為為其吹笛者位低而拒絕。他所獻者，只是自己的吹笛技藝。並不考慮其他。

王子猷當官也是如同阮籍，用心不在官職之上。「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雖然當了「騎兵參軍」的官，卻對所司何職，戰馬多少匹之類的職權內問題一問三不知，還引用孔夫子的話來跟長官惡搞。還有一次，頂頭上司對王子猷說：「你任職這麼久了，近期內我會提拔你。」王子猷卻不表示感謝也不回答，而是抬頭望著對面的山吟詠道：「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可見王子猷的心思根本不在當官，而是山水。

詹福瑞

詹福瑞，滿族，1953年11月出生。河北秦皇島市青龍人，教授，博士生導師。1991年5月河北大學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1995年任中文系主任，1996年評為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同年出任河北大學副校長，兼出版社社長，主管科研、研究生和出版工作。1999年任河北大學黨委書記。1997年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議組成員，1998年聘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與評審組中文學科組成員，1997年聘為教育部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1997年選為中國李白研究會副會長，1999年選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2000年選為中國文心雕龍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曾任中國傳媒大學客座教授，國家圖書館黨委書記，常務副館長，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審組成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規劃與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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