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走出的史學家：黃仁宇

黃仁宇是黃埔同學中的一個傳奇。黃埔畢業生中在軍政界赫赫有名者不勝枚舉，然而成為世界級史學大咖的，卻似乎惟黃先生一人。他的求學、抗戰和史學界經歷，比他書中的歷史故事，還要曲折、精彩……

黃仁宇

南開or從軍：這是個問題

莎士比亞經典之作《哈姆雷特》中有句名言：「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1937年，對於未及弱冠的黃仁宇來說，念南開還是去從軍，似乎也是個問題。

就在前一年，黃仁宇考入南開大學機電工程系，並獲得獎學金。這正是他父親所希望的：「子女專心學業，上大學，當工程師，或是靠著建設性的工作體面賺錢，不要當政客或軍人。」然而，盧溝橋的槍聲劃破天際，黃仁宇「小時候讀書，很受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滿頭腦充滿著傳奇性的希望和想法」，在這時自然而然地演變為從軍報國。對此，父親無疑是反對的。於是，在南開或從軍的選項中，黃仁宇猶豫思考了半年之久。至1938年初，當母校已被迫南遷，偌大的華北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之時，他終於下定決心，選擇後者。

青年時代的黃仁宇。

意外的是，父親這次竟沒有堅持己見，反而建議他報考軍校，以取得正式的軍官職位，極為簡單的理由「大規模戰爭將是延長的戰事，必須想到遠期的後果」，其中卻蘊含著對中日戰事準確的基本判斷。能有如此見識的當非等閑之輩。父親黃震白，號種蘇，出身於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青年時期加入同盟會。後為策動新軍，於而立之年考入福建講武堂一期，並成功地將時任總教習的實力派將領許崇智帶入同盟會。武昌首義後，許崇智在福建積極響應，指揮新軍分別攻佔總督府和旗兵營，立下首功。辛亥革命成功後，許崇智被南京政府委任為第14師師長，黃震白則擔任參謀長。後來，黃震白還作為福建省代表晉見過孫中山。倒袁之役後他立室成家，淡出軍政界。父親青年時期的經歷，使黃仁宇「在接受書本知識之前，先已和歷史的實際行動接觸」。他矢志從軍，想必也有父親的隱約影響。

此時的黃仁宇才19歲，父親告訴兒子，必須等到1938年夏，滿20周歲時才可以付諸於行動。父子兩人都不曾料到的是，這寥寥數月居然成為黃仁宇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一段時光。

《抗戰日報》：廖沫沙與范長江

在等待的日子裡，黃仁宇發現長沙新出版一份名為《抗戰日報》的愛國報紙，便毛遂自薦去報社，得到接納。《抗戰日報》是「半開大小的畫報形式，所有的報道都刊在一張紙上」，二、三版刊登抗戰宣傳文章，第四版是國際新聞。著名劇作家田漢擔任報社社長，但主要精力在武漢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的抗戰文藝救亡工作方面，報社的編輯工作實際由廖沫沙負責。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數月。黃仁宇就讀於天津南開大學，充滿著快樂與自信的神情。這是他最喜歡的照片之一，常懸掛於卧室之中。

在黃仁宇的回憶里，有一段時間報社僅有他和廖沫沙是全職，床就放在辦公桌旁邊。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時，還延請廖沫沙題箋。

在《抗戰日報》工作期間，黃仁宇結識了當時已是知名記者的范長江。對於這位比他大9歲的前輩，黃仁宇很是敬仰。抗戰之初，范長江有一個宏大的理想，即將所有新聞從業人員團結起來，用報紙的力量為抗戰做貢獻。他創建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並擔任會長。長沙分會成立時，身處新聞界且與范長江相熟的黃仁宇順理成章地參與進來，負責整理成員名單。整理工作完畢時已近年中，心裡記掛著軍校的黃仁宇便向范長江告別。

范長江試圖說服這位得力助手放棄軍事生涯。數十年後，黃仁宇回憶當年的情形時寫道：「他替我分析局勢：戰爭的短程結果很明白，日軍會繼續挺進，漢口會淪陷。西安和長沙將成為自由中國的兩大『基地』，一在中國西北，一在中國內陸的南方，兩大戰略中心的命運對戰爭未來的進展將產生重大影響。……留在長沙，做出一番成果。」儘管范長江的判斷確有過人之處，但卻無法抵消黃埔軍校對黃仁宇的吸引力。

成都本校：看見過校長五次

1938年夏，黃仁宇從漢口順利考入黃埔軍校。不久編入第16期第1總隊，1939年元旦於成都正式開學。在日後幾乎等身的作品中，黃仁宇多次提到在軍校的日子。這些文字生動地為讀者展現了一個多面的黃埔。

訓練是軍校首要的任務，亦是學員的主業。那麼學了什麼呢？黃仁宇寫道：

「軍校想要鍛煉我們的心智，是透過不斷地操練來實現的。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操場上，演練如何立正。我們的軍官解釋，當一個人確實在立正時，他的觀察力也跟著凝結……我們的立正練到差強人意後，就學習如何敬禮及轉彎。訓練的目的在專心一致，不受外界干擾……這個步驟完成之後，接下來就練習踢正步。踢正步的優美之處，不在於踢得有多高，而在於踢得有多慢……有一連可以做到一分鐘九十步，簡直美得令人屏息。

凡閱兵的時候軍樂鏗鏘……步兵隊則『走正步』。通常為每分鐘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來只有每分鐘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腳踢上半天雲里』。然後幾百雙帶鐵釘的皮鞋從天而降，在水泥道上發出響亮的『刷刷』之聲，絕對的整齊劃一。」

這些隊列科目只能算是小插曲，實戰化的訓練才是重點。

「我們的組織與訓練，盡量地模仿日本與德國體制。分科後我入步兵隊，有絕對充分的時間使自己嫻習步兵基本技術，如射擊與劈刺，又將輕重機關槍拆為零件再湊集成槍，用圓鍬十字鎬掘成散兵坑，等等。

我對劈刺一科特別有興趣。因為在高中的時候，看過雷馬克所著《西線無戰事》……劈刺課目時頭戴面具，有針縫極緊湊上具皮質的護肩與護胸，木質長槍則代步槍上加刺刀。原來對敵時仍能引用各種技巧，例如以自己身體的側面對當敵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腳的三角據點，看破敵兵的弱點才乘隙而入，突擊開始又要做到『氣刀體一致』，一來全來……我畢業之後雖然從來沒有遇到和聽到白刃戰的真情實事。可是成都的劈刺訓練確也給我壯了膽，我想即有敵兵拖槍持刀殺來，雖說體力不勝，我還有幾分招架之方，不致立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軍官指揮能力則是更高一級的培訓，這種訓練顯然更複雜一些：「為了要攻陷有壕溝保護的位置，步兵營必須給自己三個小時的時間：步兵班必須克服敵軍輕型武器的有效射程，也就是兩千碼的距離，而意外的情況可能隨時發生，拖延是無法避免的，從敵軍搶來的地點必須重新安排以利我方守衛，軍隊要休息和補充裝備。如果上述種種作業無法在白天內完成，情況將令人不安。」

至於軍校的日常生活，儘管黃仁宇當時對每況愈下的伙食相當不滿意，但在後來經歷了基層部隊的艱辛後，又不由感嘆，「成都軍校吃白米飯的生活屬特殊待遇」。

在黃仁宇關於黃埔的回憶中，校長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幾十年之後，他竟能夠清楚地記得，在軍校一共「看見過校長五次」。大約是第一次的情形更令他記憶猶新：「當日蔣委員長主持抗戰，日理萬機，但仍不時抽空向軍校學生訓話……我們的隊長最怕我們在校長面前『失儀』，一再訓飭。可是等到隊伍集合，校長登台致辭之際，仍有好多學生將步槍移在身後，撐著捆綁在身後的背包，使腳尖能提高一兩吋，一定要一睹校長的風采。」想必只有作為這「墊腳伸脖」大軍中的一員，才能對細節複述得如此清晰。

畢業時的一場風波也和校長多少有些關係：「軍校學生畢業的時候，照例每人領有德國式短刀一把，刀柄上鐫有『校長蔣中正授』字樣。到我們16期1總隊快畢業的時候，學校決定今後不用校長名義頒發了，只稱畢業紀念。消息傳來，我們全總隊的學生大為不滿，於是推選代表到校本部請願，一定要收回成命，到後來頒發的軍刀仍有『校長蔣中正授』字樣，才眾心歡悅。」

1940年底，黃仁宇畢業，受訓時間整整兩年。

滇南戍守：36個兵的長官

1941年初，黃仁宇被分配到他心嚮往之的國民革命軍第14師（與其父任參謀長的第14師並非同一部隊）。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田漢之功。原來，黃仁宇與田漢之子田海男是軍校同班好友，畢業前的某日，黃仁宇看到田漢寫給田海男的家信里提及第14師師長闕漢騫（黃埔4期）乃是國軍中「一員猛將」，便慫恿田海男請其父將他們設法分配到該師。於是田漢便寫了一封推薦函給闕漢騫，後者轉而向軍校提出要求。為保險起見，田漢又寫信給在淞滬會戰時結交的孫元良（黃埔1期），孫此時任成都本校教務主任。

就這樣，黃仁宇、田海男如願加入第54軍所轄第14師。第54軍原駐廣西柳州，在黃仁宇等報到之際，因日軍進佔越南北部，嚴重威脅滇越邊境，該軍奉命轉隸第9集團軍，改駐雲南富寧，防禦可能北犯之敵。第14師原系國軍翹楚，配備德械，官兵均佩戴「還我河山」橘色袖章，在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粵北之役中屢立戰功。

然而，黃仁宇所見之第14師卻已非昔日模樣：部隊補給奇缺，官兵缺醫少葯，逃亡病死頻繁，兵員不及正常編製的一半。就黃仁宇先任排長後代理連長的一連而言，全連只有一名少尉和36名士兵。36的數字，幾次出現在黃仁宇對滇南戍守的記載中，想來是印象太深，當不會有誤。

連隊駐地雲南馬關的原始狀態亦令黃仁宇深深震撼：「我們從縣之西境，徒步走到縣之東端，看不到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民用電話、一個醫療所、一張報紙、甚至一張廣告牌。因為哀牢山的村民，一片赤貧。」

此種環境下，部隊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士兵每人只有棉布軍裝一套，每次濯洗軍裝後，全體人員只能在河裡洗大澡，直到樹枝上的衣服晒乾。各種傷病更是家常便飯，「經常與痢疾和瘧疾結不解緣，腳上的皮膚，一被所穿的草鞋上的鞋帶擦破，在淫雨和泥濘之中，兩三日即流膿汁，幾星期不得痊癒」。而一旦有軍需物資需要轉運時，沒有任何運輸工具的黃仁宇，必須拿槍逼著保長，才能要來幾頭「四肢像牙籤的驢子」。用黃仁宇後來的話來說，這幾乎是「在明朝的生活條件下過活」。

然而，「這些苦狀都不必說，而更難於忍受的，則是精神的苦悶……唯一的報紙是師里政治部用油印機印的一張紙，消息來源是收聽廣播，重申我軍在前線表現有多優異」。

除此之外，作為軍官，黃仁宇還要應付一個特殊的「挑戰」。當地附近山頭上的土匪以每支槍7000元及保證來者安全的優厚條件，引誘士兵攜槍潛逃，而當時士兵每月薪餉僅12元，這意味著賣掉一支槍相當於一次性獲得48年的薪餉。誘惑實在太大，第14師已有先例，對於黃仁宇來說，每天晚上緊張地看管好武器，也就成了一項曠日持久的任務。

第14師抵達滇南後，預計中的越北日軍入侵始終沒有出現。這導致黃仁宇也對自己服役的意義感到懷疑，但難能可貴的是，他並沒有消沉下去混日子，他「胸中仍帶著一種希望」，那就是「此戰區戰鬥一展開，我們很有衝出國界，放遠征軍之可能」。

於是，黃仁宇說服師長闕漢騫同意其率全師的同期黃埔同學，前往河口對面的老街探查敵情和兵要地誌。他以斥候長的身份，本著「斥候長本人務必行走於最危險的方面」之原則，與戰友朱世吉向老街進發，其他人員分作三組亦各有任務。在老街敵軍營區外小巷裡，黃仁宇平生第一次親眼見到日軍：一個日本士兵「穿著有纏腿帶的褲子，卻未扎綁腿，足登日本式的拖鞋哼吟著而來」。面對陌生人瞪著眼睛的注視，對方也全不在意，神態相當愜意。而在紅河南岸，黃仁宇觀察到，此處並無軍用船隻和作為渡口的準備。返回之後，他和戰友憑藉記憶補畫了詳細的老街地圖，並向上級報告了對日軍態勢的初步判斷，這些都是戰時很有意義的工作。

黃仁宇的滇南戍守生涯，因為父親的病重和去世戛然而止。1942年初，他請假探家，獲得師長闕漢騫批准。

緬甸戰場：業餘新聞記者

在將父親安葬於湖南並將母親和妹妹送往重慶後，黃仁宇再未返回原部隊，改在重慶首都衛戍司令部任職。但旁人看來安穩的生活，黃仁宇卻感到「無聊的要命，就像水手辛巴達一樣，心癢難撓，一心等著上戰場」。

在田漢的再次協助下，1943年2月，黃仁宇上尉和17位同僚經「駝峰航線」來到印度藍姆伽，在中國駐印軍新1軍軍長鄭洞國（黃埔1期）麾下任參謀。

南亞次大陸的美景讓黃仁宇讚嘆不已，不過好心情僅維持了數天。由於中國戰區參謀長、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與蔣介石在指揮權問題上爭奪激烈，鄭洞國的到來被視為完全多餘，新1軍軍部沒有被賦予任何指揮權。在黃仁宇的回憶里，鄭洞國本人只負責維持監察軍紀，其可指揮的部隊僅一個衛兵排（此狀況直至密支那戰役時方略有改善）。儘管這些都令黃仁宇極度不滿，但在此期間，他仍發揮特長寫出12篇通訊，生動而細緻地記錄了這場戰爭中諸多的人和事。

大部分通訊發表在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大公報》上，影響廣泛。1945年3月，這批文稿由上海大東書局結集出版，成為黃仁宇的第一本著作《緬北之戰》，後來又在海峽兩岸多次刊行，讀者甚眾；加上原就在《抗戰日報》從事過新聞工作，以至於不少人以為，黃仁宇是以戰地記者身份參加滇緬之役的。其實，步兵專業科班出身的他，完全是一個真正的戰鬥員，不過順兼「業餘新聞記者」罷了。

可是，新1軍總司令部既無直屬作戰部隊，又只分管軍紀，黃仁宇如何能成為戰鬥員呢？當時，重慶方面希望掌握中國駐印軍的戰情信息，而史迪威並不配合，駐印軍總部直接發令給各作戰部隊，也不知會鄭洞國。這種情況下，黃仁宇在申請擔任前線部隊助理情報官的請求遭美軍情報負責人小史迪威中校拒絕後，乾脆繞過美方，攜帶密碼徑直趕赴前線，成為一名沒有正式任命的觀察員。當然，這一切都得到了鄭洞國的默許。

為了掌握到更真實的情況，黃仁宇儘可能遠離師、團級機關，深入到一線。這個明顯會導致更大危險的行動，並非源自上級指示，而只是出於他盡忠職守的軍人本色。頻繁時兩三天一次的軍情報告，從前線源源不斷地發往重慶，有些部分還編入月報由蔣介石親自過目。當部隊人手不足時，這位黃埔同學便放下筆拿起槍，和戰友們一起衝上去。

1944年5月26日，這是黃仁宇畢生難忘的一天。中國軍隊反攻緬北重鎮密支那之役中，黃仁宇隨新編第30師（師長鬍素，黃埔1期）前線單位出擊，在為第65團傳遞命令回途中，被日軍近距擊傷。

黃仁宇用相當平和的口氣把這件事寫進了戰地報道：

「我們出了村莊，或許這時候我們比較要大意一點，但是我記得清楚，一路上我還叫士兵們：『距離放大，姿勢低一點，快跑過去！』……當我快跑完第一個林空的時候！

『噗哧！拍！』

好像誰在我們後面放爆竹，我已經被推到在地上了，三八式的步槍彈擊中我右邊大腿。我爬到一撮蘆葦下面，褲子上的血突湧出來。當時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一點也不痛，但是感覺得傷口有一道灼熱，而且漸漸麻木……一個士兵已經跑來幫著我綳扎止血……

這位士兵把我的衝鋒槍接了過去，扶著我在叢草里跑了兩步，我的腿又麻木了。於是再度躺下來。敵人在我們側方最多不過二三十碼，並且他能夠看到我們，我們看不到他，我們還相當地危險，劉連長上來了，他扶著我的右臂，另一位弟兄扶著我的左臂，讓我右腳不著地，很迅速地通過第二個林空。這時候敵人潛伏在附近，我們的目標很大，有被二顆敵彈全部貫穿的危險：但是這幾位同事們不顧本身的安危扶助我，這種勇義，將令我永誌不忘。」

只有真正體驗過戰爭中生死的軍人，才能真正感受到戰友間最真摯的情義！

另類名作：《萬曆十五年》

1952年，退出軍界的黃仁宇負笈美國，以34歲「高齡」求學於密西根大學，直至12年後，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這期間，他半工半讀，在餐店當打雜小弟，在夜總會當洗碗工，在倉庫當收貨員，在建築公司當繪圖員，飽嘗了底層生活的艱辛。

抗日戰爭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過分。曾經深深紮根於抗戰「歷史現場」的黃仁宇，在從事專門的歷史研究工作後，體現出一種特別明顯的問題意識：「我所置身的這個中國，為什麼100多年來如此動蕩多難？」他覺得要理解現代中國，就要往回看，注重綜合，這樣才能看清中國的來路和去向。為此，他主張「必須將基線往後延伸，到鴉片戰爭前兩百多年」的明朝去。這種將憂患意識與歷史研究融為一體的學術作風，在美國漢學界中是絕對的「異類」。

《萬曆十五年》封面。

試圖從中國歷史上這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年頭出發，解釋一個重大問題：即中國在歷史上何以落後於西方的《萬曆十五年》的出版，更將黃仁宇不同於美國學者的特質展現得淋漓盡致。自1982年中文版出版至今，該書暢銷300多萬冊。《萬曆十五年》的名字，在漢語文化圈可以說是赫赫有名。

然而在1976年，年逾58歲的黃仁宇充滿信心地將一本名為《無關緊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的書寄給出版社的時候，等待他的並不是「世界史學界的一場巨大震動」，而是美國多家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無情退稿。

面對這本始於謠傳萬曆皇帝要舉行午朝大典最後卻查無此事，而以一位不隨流俗的文人在獄中自殺做結的書，美國商業性質的書局說，文章提及宮廷生活、妃嬪恩怨雖然動人，海瑞、李贄卻牽涉財政思想，該是學術著作；美國大學出版社則認為，這書既非斷代又非專論，不倫不類。

苦等數年出版無望，黃仁宇只得自己動手把這部書稿譯成中文，並改名《萬曆十五年》，託人帶到國內碰碰運氣。中間又是幾番曲折，最終，在著名漫畫家黃苗子（黃仁宇與黃苗子夫人之弟相識）的促成下，中華書局於1982年出版了這部書，黃仁宇的老友廖沫沙題箋。

該書甫一問世，便在讀書界引起很大轟動。朱學勤說「初讀《萬曆十五年》，如受電擊」；許紀霖模仿著《萬曆十五年》寫自己的處女作；江曉原說《萬曆十五年》像指路明燈，讓他看到「學術文本其實還可以這樣寫」；楊念群說《萬曆十五年》是「中國做得最好的『心態史』」，展現了一個時代、一個情景下一群人的氣質群像。一位普通文友的評論則是：有深度又不學究，文字活潑。

《萬曆十五年》迅速成為最暢銷的歷史著作，現象級的出版物。嗅覺敏銳的台灣出版商立刻推出台灣版，同樣引發巨大轟動。從此，黃仁宇的作品在兩岸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中國大歷史》《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放寬歷史的視界》《地北天南敘古今》《關係千萬重》《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歷史不會萎縮》等等，幾乎每本都受到熱烈追捧。在20世紀最後十餘年間，黃仁宇成了中國海峽兩岸普通讀者心目中影響最大、名聲最著的歷史學家。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也在屢屢碰壁之後，終於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1982年、1983年該書連續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歷史類好書提名。後來又以法、德、日等多種版本刊行，並被美國一些高校選作教科書。

《萬曆十五年》充分地展示了黃仁宇的「大歷史觀」（macro-history）。不難發現，其英文原詞與macroeconomics（宏觀經濟學）一詞有密切關係。在黃仁宇看來，《萬曆十五年》雖然只敘述明末一個短時間的事迹，但卻屬於大歷史的範疇。「大歷史」與「小歷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計較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是要勾畫當日社會的整體面貌。簡單地說，就是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制度的差異、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衝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分合。

在歷史研究日益碎片化的今日，這一觀點仍具有深刻意義。這也是黃仁宇留給史界的重要遺產之一。

2000年1月的一個周末，黃仁宇坐著夫人格爾開的車子去看電影。汽車沿赫遜河岸曲折行駛，他笑著對格爾說：「老年人身上有這麼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驅殼，離開塵世。」一到電影院，黃仁宇說身體不舒服，在進門的廳堂上一坐下就暈倒了，叫救護車送到醫院後，人已悄然走了。

老兵永不逝，只是暫凋零。

謹以此文紀念黃埔抗戰老兵黃仁宇先生誕辰100周年。

人物小傳：

黃仁宇（1918—2000），湖南長沙人。1936年考入南開大學。全面抗戰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戰日報》工作，1938年考入黃埔軍校16期，畢業分配至國民革命軍第14師。1943年改任中國駐印軍新1軍總司令部參謀。抗戰勝利後被推薦就讀美國陸軍參謀大學。1949年春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員。1952年退伍赴美攻讀歷史，後獲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教授。曾協助李約瑟搜集整理研究有關《中國科學與文明》的材料，參與《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共出版《萬曆十五年》等歷史著作十餘部。

來源：黃埔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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