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界與對話中探索創新——黃旦與新聞傳播學研究
「兩種媒介雜交或交匯的時刻,恰是發現真理和給人啟示的時刻(麥克盧漢語)。我的文章說不上有什麼真理,只要對同行有所刺激,起到舉一反三的效應,以引發對未來新聞傳播學科建設的進一步思考,就達到了其應有的目的。」這是黃旦對自己論文的簡要評述,這裡提到的《新聞傳播學科化的歷程——媒介史角度》獲得了《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度優秀論文。他說,「促使我寫這一文章,自然與當前的新傳播技術的變革有關」,「本文如果說有點意思,就在於從媒介史的角度,把這一長期隱匿不見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揭示」。寥寥數語,黃旦的學術取向、治學態度敞然可見。直面現實變革、以新的視角反思揭櫫「隱匿不見的力量」、重建學科提問方式和知識史,這些都匯聚成與同行的智識對話,指向了新聞傳播學新的前景想像與研究實踐。
堅持探索
推動研究的深掘與超越
黃旦認為,「一個真正的學者總是與自己的研究共同『進化』」,因為除了與書籍、研究對象和同道對話,「學術思考同時也是研究者與人類生存現實境況的對話」,由此不斷回味和領悟人生,感受學術研究的嚴肅以及學術追求永無止境的樂趣。
似乎很難用一兩句話來概括黃旦的研究方向。1995年,他在杭州大學新聞系任教期間,出版了《新聞傳播學》一書。這本學術性教材,凝聚著他早年試圖打通新聞學和傳播學的努力,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2005年,其《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一書出版,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考察西方大眾傳播學中有關傳播者的思想。此後,他又發表了一系列以「媒介」為中心視角的報刊史研究論文,其中包括對近代上海城市與報紙關係的探究。
對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存在的問題有清醒的認知。但他在提出批評時,從未將自身排除在外,只要場合合適,他就會談及對自己已發表論文的再反思。
反思與建設是「進化」的一體兩面。20世紀90年代中期,黃旦即提出,要使新聞理論研究更加厚重,「還是先回到歷史去」,之後他就在歷史與現實、理論與經驗、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間不斷穿梭,繪製新的學術地圖。
在理論研究層面,黃旦2015年發表《重造新聞學:網路化關係的視角》。文章指出,要將新聞學基礎理論從新聞專業主義的組織層面、規範研究層面開掘出去,以「網路化關係」的視角充分回應現實中新傳播技術對新聞媒體帶來的巨大挑戰。在歷史研究方面,2015年黃旦將之前蘊含在《報刊的歷史與歷史的報刊》等論文中的思考,做了更為系統和深入的提煉與提升,提出報刊史研究的範式變更問題,主張「以媒介為重點,以媒介實踐為敘述進路,報刊不是本質的而是構成式的」,將新範式命名為「新報刊(媒介)史書寫」,並組建了學術團隊,取得了較為突出的學術成績。黃旦自己也身體力行,對「新報刊史」展開研究,並且不斷拓展探索的邊界。如果說《報紙革命:1903年的〈蘇報〉》等文章打破了傳統報刊史研究功能主義的進路,那麼,他的《「新報之事,今日之事」:上海進入新媒體時間》《「奇聞異事,罔不畢錄」:上海「城」的移動》則分別從時間、空間層面,展示了報刊與城市歷史之關係的一個新面向。
黃旦現在喜歡對年輕學者強調四個字:「不進則退」。關於這一點,他的一位學生在博士論文的出版後記中有著這樣的心得,「自己工作之後體會更深,知識要發生更新是要下很大功夫的,但似乎每次見老師,他都在談新的東西,對故有的問題有了新見解,真是讓本來年紀和精力佔有很大優勢的我們汗顏」。而他身邊那些喜愛讀書的年輕學者也有個「好玩兒」的共識:黃老師最新文章出來後,照著他引用的文獻買書就沒錯,一來能跟上知識更新,二來有些書會很快售罄甚至變成「天價」二手書。
敞開門戶
以對話建立學術自主性
「學生經常來問我究竟做什麼,是新聞學,是傳播學,是新聞史,還是新聞理論?」「我覺得還是跨得不夠,做出來的東西應該讓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人都有興趣,其實我是想做成『四不像』。」黃旦在2011年的一次訪談中這樣說。8年來,他踐行著「跨得還不夠」的自我要求。黃旦多次在文章中談及當下「傳播革命」情境下傳播研究者的作為。新媒介已將「交流/交往」問題帶到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地帶,為各門學科所關注,這也在倒逼傳播學研究突破舊有的學科領地、知識牢籠:「傳播是要敞開門戶,讓天下各路英雄盡入我轂中,方能顯出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價值。現在是要培植這樣的底氣,不是關起門自娛或自虐。」
為了培植「敞開門戶」的底氣,黃旦與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的同行一道,做了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其中之一是中心每月舉行「切問近思半月談」。自2016年5月開辦以來,已邀請了國內外數十名新聞傳播學、哲學、歷史學、地理學、建築學、藝術史等領域的學者以及業界的領軍人物前來講學研討。此外,主講者中還有博士生甚至碩士生。在黃旦的構想中,只要與城市傳播有關,且又有自己的真切見解、能激發思考,都可以進入「半月談」。他在「開場白」中對「半月談」的性質有著這樣的說明:「沙龍,為公共場域,容得鴻儒,進得白丁;是樂問好思者所匯聚。切磋琢磨,一悟一得;評短論長,各抒己見。」
在黃旦的主持和組織下,「平等、創新、嚴謹、求實」成為中心所有學術交流活動的共同底色。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對每個會議都明確其長遠定位,精心提煉年度主題,對形式與內容的每個環節都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已成為國內新聞傳播學科的年度學術盛會。此外,黃旦也很注重與國際學界的交流合作。早在2010年10月,黃旦就與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的同行一道,籌划了一次「海內外華人傳播學者對話會」,探究在全球化時代立足本土經驗的傳播學研究的諸種路徑,其後彙集為《理論與經驗:中國傳播研究的問題及路徑》一書。這為後來中心團隊開展更為廣泛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基礎。
在關於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的討論中,黃旦認為,「我們的『本土化』研究應該是從提問開始,是從中國現實的傳播問題開始,是從具有人類共通性的中國傳播問題開始」。這意味著要突破種種二元對立或本質主義的思維限定,在跨學科、跨國界的學術對話中尋求、錘鍊研究者自身的主體性。以黃旦為首的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針對當前世界範圍內新技術崛起引發的傳播革命,緊緊圍繞國家重大戰略,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歷史和現狀為經驗性場域,設置了「傳播革命與19、20世紀之交的上海」「數字移動時代的都市民眾媒介行為與地理空間:基於跨數據平台和信息可視化」「中國近代城市媒介史」「媒介哲學:新技術、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國傳播理論與範式創新」等重大項目。
黃旦呼籲當下的新聞傳播研究要實現「整體轉型」,特別是在思維方式上,要借鑒諸如複雜性理論、實踐轉向等新知識成果,重新理解和思考傳播、媒介及其與人和社會的關係。同時,這種自主性的建立是向多元可能性的敞開,而非「從一種單一跨越到另一種單一,並且以藐視乃至扼殺其他可能性為前提」。因此,黃旦從未將其倡導的學術方向視為唯一「真理」:「新報刊史之『新』乃創新之『新』,而非新桃換舊符之新」,「意在導入研究的活力,摒棄『路徑依賴』的慣習及其誘惑」,而非「非此即彼、孰優孰劣。」「流露出黑格爾所形容的『一種乞丐式的驕傲』。」為此,他不斷地告誡團隊成員,不要認為從媒介角度切入就可以解決新聞傳播研究中的一切問題,也不要在論文里一味引入新穎理論,使文章看上去很精緻,但卻失掉了大的關懷。
「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這是黃旦兩度被學生票選為復旦大學「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導師」之時,他向學生刊物《復旦》的道白,也是他數十年治學從教的自律之道。他說:「要通過言傳身教,讓學生明白,文品來自於人品,學問離不開問題,小聰明不是智慧,嚴謹踏實是做好一切事的前提。」作為學者,他確實在體察、踐行著「與自己的研究共同進化」這一對「真正的學者」的要求。同時,黃旦也希望:與同道一起在遍布荊棘的創新之路上努力探索,使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也能「生髮出新的性情和色彩」。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湖南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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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何迪雅排版編輯：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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