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剛找中國要了兩百億，國家就發生災難，中國又送七千萬斤糧食

清朝從天朝上國的迷夢，到真正認識到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有一個過程的。列強用槍炮讓清政府認識到這個世界已經變樣，還守著儒教的大義，已經不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一邊開啟洋務運動，一邊開始尋求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方法。

大清不是完全沒有人睜眼看世界，早在1841年就有魏源寫了一套《海國圖志》，詳細介紹了海外各個國家。但沒有影響朝廷的重視。直到一個美國人，撰寫了一本《萬國公法》，清政府終於搞明白了什麼叫做外交。

《萬國公法》是美國學者惠頓撰寫的，由美國傳教士威廉·馬丁翻譯。這位傳教士有個中文名字叫丁韙良，他為中美談判做翻譯時，發現清朝官員對國際法幾乎一無所知。於是把這本書翻譯成漢文，介紹給清政府。

丁韙良對中國還是很有感情的，傳教期間發明過一套拼音，能讓小朋友在幾天內就學會漢語發音，教學效率比傳統的私塾高得多。他把《萬國公法》帶進中國，總體上還是出於方便各國與中國交往，客觀上也起到了讓中國人用國際法維護自己權益的作用。

相比歐洲列強，那時候的美國人還是比較淳樸的。當法國代辦得知《萬國公法》後，大罵丁韙良把國際法告訴給中國人，以後就不能胡亂開價了。這跟現在的中國人加入某些國際組織，並取得優勢後，西方人總想改變規則，限制中國人的想法是一樣的。

1864年，在渤海發生了一起外交事件，一艘丹麥漁船被普魯士扣押。總理衙門從《萬國公法》中找到了處理此事件的法理依據，中國領海內中國是有權執法的。然後要求普魯士釋放丹麥漁船，普魯士理屈只好照辦。

有了這次的勝利，清政府把《萬國公法》當成了寶貝，以後一有外交事務，就在上面找條款。總理衙門這下變成清政府里，最具有法治精神的部門。也正是從《萬國公法》中，中國人開始認識到領事裁判權是不合國際法的，國家的主權範圍就是炮彈所能射到的地方等等。

即使是慈禧發動義和團，對列強宣戰，也是因為從《萬國公法》找到法理依據。被欺負的國家，如果無處伸冤，可以用武力抵抗的。慈禧認為，大清被列強欺負慘了，所以用武力反抗是正當的。只是她沒搞明白，國際法很多時候只是列強的遮羞布，武力才是他們真正的信仰。

懂了點國際法和國際事務後，清政府也想積極融入國際社會，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對外捐款便是個好辦法。1906年，日本發生自然災害，清政府籌集了1000萬斤大米，捐給日本災民。第二年，又從各省徵集了6000萬斤糧食，賑濟日本水災。

清政府對外捐助也許是好意，但選的對象有問題。日本十年前才打贏甲午戰爭，索要了2.3億白銀（換算人民幣約兩百億左右）。中國人正恨得牙痒痒的，這時候還給他們捐糧食，這不是資敵嗎。中國人自己糧食還不夠吃，國內到處有饑民，捐給小日本卻有這麼多，招人唾罵也是正常的。

1908年，義大利又發生地震，死了15萬人，清政府捐5萬兩白銀給義大利。這回的非議少了很多，義大利在列強中算弱的，沒怎麼欺負過中國，這一回死了很多人，捐助一點也是應該的。

清政府越來地越明確地意識到，自己不再是天朝上國，而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於是，開始積极參加各種各樣的國際組織，簽訂了許多國際條約，期望滿清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但是，清政府對國際法的學習，仍然只注重於「器」的層面，想用國際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對真正主宰當時國際政治的地緣政治，缺乏必要的認識，連李鴻章這樣的外交高手，也只是有點模糊的概念。

反觀日本人，對西方世界了解得相對更加透徹。日本的崛起，不僅僅是因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更多地是巧妙地藉助了歐洲國家對俄國的防範。日本把自己打造成遏制俄國擴張的前線，從而贏得了英國的鼎力相助。

日本由此獲得了西方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以及默許日本在朝鮮和中國的擴張。甲午戰爭時，日本的軍費是靠英國人幫他賣債券才撐到最後的。有專家認為，如果清政府堅持不投降，日本政府很有可能會先破產，戰爭都打不下去，清政府有很大可能不戰而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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