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罪與罰》

撰文：約瑟夫·弗蘭克

翻譯：戴大洪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罪與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的一座高峰，它為作家帶來了世界聲譽。這是一部以刑事案件為框架的思想小說，觸及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生活的最深處」。連綿的懸念，跌宕的情節和急促的文字，使小說始終具有緊張感、壓抑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難譯的是他筆下歇斯底里的情緒。譯者在小說前半部，尤其感到這種情緒有股裹挾的力量。本書輯錄了傳記作者和批評家如梅列日科夫斯基、默里、莫丘利斯基、格羅斯曼、布萊克默、弗蘭克等人的經典評論文章六七篇（基本是首次譯出），有利於從多角度、多層面鑒賞、審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這部偉大小說。重讀細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罪與罰》開始。

以下授權選自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學術評論版），曹國維、戴大洪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版。

當西方批評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論不是在他的作品中尋找宗教信仰的支撐時，大多數評論都是從心理學或個人生平的角度看待他的。初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立即產生的強烈印象是對反常的意識分裂狀態的熱情探索；結果，這使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如此精湛的對於內在心理衝突的描寫只能來自直接經驗。於是，人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個人生平進行沒完沒了的挖掘、分析和推測，希望發現一些可以破解其創作之謎的心理創傷。

當然，俄國批評界自從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採取了一種不同的方針。它試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解釋他（他是「一無所有、無依無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員，他的性格反映了這個階層的一切不正常狀態），同時進行了真正的歷史調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與他那個時代的文化史之間發現了許多有趣的關係。（公平地說，我還應當提到列昂尼德·格羅斯曼、尤里·特尼亞諾夫和維·弗·維諾格拉多夫等多位批評家所進行的出色的文體研究，他們的研究為當代人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打下了基礎。）然而，由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當今蘇聯文化的那些奠基人——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俄國激進傳統的代表人物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最強大、最具有毀滅性的敵人，所以，蘇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認識上的障礙和闡釋上的淺薄。

儘管我不接受蘇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論前提，但我認為，俄國人強調他的作品的社會文化特徵是正確的。因為，作為探究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藝術的一種方法，西方片面地強調心理學和個人生平肯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虛假性。關於任何一位作家，我也許會堅持同樣的主張；不過，現在我的主題並不是批評方法，我只是想說，在所有偉大的現代作家中，我覺得，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這種傳記式的文學批評似乎最缺乏啟迪作用。

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享有什麼聲譽的話，那肯定是作為一位偉大的意識形態小說家的聲譽——他也許不是最偉大的意識形態小說家，因為這還需要與斯特恩[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出生於愛爾蘭的英國小說家，所著長篇小說《項狄傳》（1759—1767）和《感傷旅行》（1768）是獨具特色的幽默諷刺作品，被認為是現代心理小說的先驅。]和塞萬提斯進行比較，但他至少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意識形態小說家。因此，如果他的這種地位得到了非常普遍的認可，那肯定是因為他富於創造性的想像力主要是由他那個社會和時代的問題而不是由他個人的問題和困境所激發的。或者換一種角度反過來說，他總是能夠把個人困境與他那個時代在俄國發生的各種思想及價值觀念之間的激烈衝突聯繫起來。

這就是為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心理描寫儘管生動而令人難忘，卻始終只是用來表現道德倫理和意識形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敏感地認為所有道德價值觀念與俄國社會和文化未來的命運有關這個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的終極意義這一主題的一種手段或工具。更具體地說，他根據俄國知識分子吸收外來的西歐思想（並且按照其準則生活）所必然產生的那些內在心理問題看到了所有道德倫理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在報刊上發表的大量文章（其中大部分尚未譯成英文）或是更便於利用的旅歐遊記《冬天記錄的夏天印象》（1863）包含了一部根據這種思想鬥爭想像出來的完整的俄羅斯文化史。俄國這種長期的思想鬥爭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動蕩演變的俄羅斯有了新的類型和形式，如果沒有意識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描述突然出現在他身邊的這些新的類型和形式，我們甚至不可能邁出理解這位小說家的主要目的的第一步。

正是根據這種觀點，我們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現實主義」的說法——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完全合理。但是，請讓我們澄清一下這種「現實主義」的本質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像力的本質。他很清楚，他不是一個描寫正常的、範圍適中的個人和社會經驗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家」。這就是為什麼他說他喜歡「幻想現實主義」；不過，他用這個術語表達的意思非常明確也非常具體。他的意思是，他的創作過程一向是從他在俄國激進派知識分子當中發現的某種流行的學說開始的。這種學說以白紙黑字的形式出現在大家正在閱讀的雜誌上或小說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它完全是「現實的」——尤其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思想具有現實意義。但他採用了這種學說，繼而想像如果真的將其付諸實踐並貫徹落實其全部含義所可能產生的最極端的後果；正是在這個方面，他的心理學天賦為他戲劇性地表現這種思想無情地轉變成現實生活之「幻想」提供了幫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清楚，絕大多數激進派知識分子決不會以他在拉斯科爾尼科夫之類人物身上描述的那種極端方式堅持所討論的那些學說，也不會以那種極端方式影響他們的生活。但是，這些接受十八世紀萊布尼茨學說的人在現實生活中與龐格羅斯博士及其學生憨第德幾乎毫無相似之處。[龐格羅斯博士（Dr. Pangloss）和憨第德（Candide）均為伏爾泰一七五九年發表的哲理小說《老實人，或樂觀主義》（Candide, ou l』Optimisme）中的人物。這部小說諷刺了當時樂觀的唯理性哲學，尤其是萊布尼茨的哲學。]然而我們不能否認，《老實人》戲劇性地表現了十八世紀文化的「真實」狀況。（這使人們聯想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後留下的未完成的計劃中，有一項計劃是寫一本俄國的《老實人》。）確切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主人公所信奉的學說、這些學說驅使他們採取的行動與他們那個時代的俄國文化之間存在著同樣的關係。實際上，我認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定義為獨具特性的小說家的最好方式是稱之為天生喜歡創作哲學故事的作家，儘管恰巧出生在這個盛行現實主義小說的世紀，但他具有足夠的心理學天賦使他筆下的人物生動逼真並且把一種風格與另一種風格融為一體。順便說一句，這就是為什麼除了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俄羅斯像在狄德羅時期的法蘭西一樣重要之外，人們經常特別指出《地下室手記》與《拉摩的侄子》[《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是狄德羅所著對話體小說，創作於一七六二至一七七九年間，發表於一八二三年。]的相似之處的原因之一。

現在我想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種普遍看法應用到與解釋他的第一部偉大小說《罪與罰》有關的一些問題上。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是以俄國激進派知識分子所信奉的某種學說開始他的創作的話，那麼，什麼是他的出發點呢？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將為我們深入閱讀這部小說提供一個入口，而且還將解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發展過程中為什麼出現了《罪與罰》。通常，人們把這部小說與他在西伯利亞服刑聯繫起來，首先是因為他在小說的尾聲里使用了這一背景，其次是因為據信他在這一時期把注意力集中在犯罪問題以及罪犯的心理上。沒必要否認這些理由；但是，如果這是全部情況的話，那就不能不讓人感到奇怪：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什麼在出獄之後沒有寫《罪與罰》而是寫了許多別的作品。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知，《罪與罰》不可能構思創作於一八六五年之前，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夠像拉斯科爾尼科夫一樣去想像的俄國文化環境在那之前還不存在。

只要我們觀察一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俄國文化——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意味著觀察一下激進派知識分子所信奉的那些學說，我們就能很容易地發現體現在拉斯科爾尼科夫身上的「現實」。首先，所有激進派知識分子全都相信，英國功利主義理論解決了道德倫理和個人行為的一切問題。這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因為只有在俄國，我們才能發現這種獨特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大雜燴，它結合了邊沁和穆勒關於人性源於利己的個人主義的觀點，相信未來可能出現一個道德盡善盡美的仁愛世界。更有甚者，俄國激進派分子以其慣有的充滿激情的極端和狂熱信奉他們所謂的「理性利己主義」學說。他們相信抽象的理性對於錯綜複雜的道德生活是一種絕對可靠的指引，為了找到與此類似的情況，我們必須追溯到威廉·戈德溫。[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英國政治哲學家，報刊政論作家和小說家，英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先驅人物。著有《政治正義》（1793）等著作。他相信理性是人類行為的嚮導，可以指引人們做出正確的選擇。]我之所以在這裡提到戈德溫的名字，既是因為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通過俄國激進派分子的精神導師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對俄國產生了直接影響，也是因為俄國當時的文化環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文化環境非常相似。

威廉·戈德溫

像戈德溫一樣，俄國人也在努力發展一種倫理學，借用哈茲里特《時代的精神》中的生動語言[威廉·哈茲里特（William Hazlitt， 1878—1830），英國作家，寫過許多優美的散文，《時代的精神》（1825）是其最動人的作品。]，這種倫理學試圖「越過北極圈進入冰天雪地的極地，在那裡，頭腦不再因為感情而狂熱」，因此，關於《罪與罰》，沒有人作出過比華茲華斯《序曲》中的那一段詩句更精彩的評論[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自傳長詩《序曲》（1850）回憶了他一生中各個時期的思想感受，被認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華茲華斯解釋了抽象的理性如何以其非理性的辯證邏輯欺騙自己：

這是一切事物迅速墮落的

時代，某種理論體系

立即受到歡迎，它保證人類的願望

與情感分離，今後將會

永遠處於更純潔的適宜環境。

那是一個吸引人的地方，

因為熱忱能夠進入其中恢復活力，

各種激情在那兒都有表現的權利，

而且絕不會聽到有人叫它們原來的名字。

這一段詩句的最後兩行比堆積如山的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批評精確得多地定義了《罪與罰》的主題。實際上，如果我們打算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知識界盟友（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面對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俄國激進分子時所採取的立場，我們只能以英國第一代浪漫主義作家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作為參考。此外，如果戈德溫鼓勵了激進分子的話，那麼，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特別推崇的卡萊爾的著作[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蘇格蘭作家，著有哲學和歷史學著作，抨擊工業革命導致的社會不公。]則為反激進派陣營提供了支持。

因此，我們絕非偶然地發現，拉斯科爾尼科夫根據功利主義的推斷策划了犯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這正是問題的本質。而且我們還發現，與戈德溫一模一樣，拉斯科爾尼科夫相信他的理性可以克服最基本、最根深蒂固的人類情感。人們應當記得，戈德溫堅持認為，理性將會（或者應當）說服他置烈焰焚身的母親或妹妹於不顧而去搶救費奈隆[弗朗索瓦·德·薩利尼亞克·德·拉·莫特-費奈隆（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1651—1715），法國天主教大主教，神學家和文學家。]，因為對於人類來說，「這位著名的康布雷大主教更有價值」——他在《政治正義》一書中是這樣寫的。無論信奉弗洛伊德學說的精神分析學家如何看待這一論點，戈德溫認為它遵循了一種根據功利主義推算而來的無可挑剔的邏輯，以人類的普遍利益作為最終的準則。我們應當注意到，拉斯科爾尼科夫確信，他能夠根據完全相同的推論實施一次完美的犯罪。

拉斯科爾尼科夫從理論上斷定，普通罪犯出於需要或者惡意進行搶劫和盜竊；可是，因為他們在內心深處承認自己正在違反的法律正當有效，所以他們在犯罪時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到處留下各種線索。他們的良心的非理性力量妨礙了他們的行為的理性清醒。但是，拉斯科爾尼科夫確信，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他身上，因為他知道，他所謂的犯罪不是犯罪。理智使他相信，犯罪使他得以完成的善舉遠遠超出他的罪行所造成的危害。因此，他的非理性的良心不會擾亂扭曲他的理智，所以他不會神經失控犯下錯誤。

就這樣，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思想源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俄國激進分子的意識形態並且形成了《罪與罰》中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基本心理衝突。不過，另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因素源於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五年間俄國左翼思想的演變。在這一段時間裡，我們發現了由於種種原因從空想社會主義理想向憤世嫉俗的精英主義理想的某種轉變，前者給予民眾半宗教式的讚美，後者則強調精英個體為謀求人類幸福而獨立行動的權利。

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間發生在俄國文化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件是兩派激進分子——傳統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和新生的虛無主義者——之間的公開論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編的《時世》雜誌發表了一些文章分析評論這場重要的論戰並且立即非常敏銳地意識到，它標誌著激進思想演變過程中的一個決定性時刻。「子輩已經拿起武器向父輩宣戰，一代人要取代另一代人。」《時世》雜誌當時的首席評論員斯特拉霍夫諷刺地寫道，「一份曾經是進步刊物的厚重雜誌變成落後刊物了，取而代之的另一份厚重雜誌已經成功地沿著進步的道路繼續前進。」更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寫的一篇關於這一場激進派之間的自相殘殺的文章，他將其稱為「虛無主義者內部的教派分裂（Раскол）」；而俄國文化史至今仍以這種說法稱呼整個事件。只是在這一切發生了幾個月而《時世》雜誌也倒閉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在所寫的一封信中簡要講述了他構思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的內容是一名受到某種「不成熟的離奇思想」影響的年輕大學生犯下了謀殺罪；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證明這場虛無主義者內部的教派分裂與《罪與罰》之間的必然聯繫。

一方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說中帶有喜劇色彩、與人為善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列別賈特尼科夫與拉斯科爾尼科夫本人——他已經不再是一名空想社會主義者而是一名虛無主義者——區別對待。這位空想社會主義者贊成心平氣和的宣傳說教，喜歡以講道理的方式勸說人們相信空想社會主義事業（這就是他借書給索尼婭的原因），他認為，拯救人類關鍵在於公共生活的合理安排。就在兩年之前創作《地下室手記》那個時期，這些問題還非常重要；但是，俄國的情況變化得飛快，如今它們已經過時。拉斯科爾尼科夫認為所有這些都是無用的廢話；他覺得時間已經不多了，必須立即採取行動而不再滿足於對未來的烏托邦幻想，因此，精英個體具有自行實施決定性打擊的權利和義務。

我們可以在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著名文章《論犯罪》里發現這一新情況的另一種反映。對於這篇文章的每一個觀點，已經成為虛無主義者喉舌的那份「厚重雜誌」《俄國言論》都有可能提供一段相應的引文。虛無主義者的主要發言人是德米特里·皮薩列夫，他以抨擊藝術毫無用處——當然，這只是另一次功利主義推算的應用——而著稱。只要回顧一下皮薩列夫和他那一派的觀點，我們就會發現這些無可爭議、名副其實的左翼激進分子對民眾——他們可能正是希望為了民眾改變世界——表現出極度的蔑視。我們還發現他們利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點證明強者與弱者之間難以根除的差別的合理性，並且證明強者有權踐踏弱者和沒有價值的人。

實際上，《俄國言論》最好鬥的撰稿人瓦爾福洛梅·扎伊采夫——他後來流亡國外成為巴枯寧的追隨者——甚至為奴役黑人進行辯護，他的理由是，黑色人種天生低劣，如果不被奴役的話，他們將在為生存而與白人鬥爭的過程中被徹底消滅。儘管皮薩列夫並沒有為扎伊采夫的結論而只是為他的前提進行辯護，扎伊采夫的觀點仍然遭到大多數激進分子的否定。雖然只是少數激進分子的觀點，但這正是功利主義搭配虛無主義的一貫應用，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它暴露了新生激進意識形態真正的道德後果。這一背景解釋了經常被人論及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尼采」特徵。早在一九一三年，托馬斯·馬薩里克就在他那本不可不讀的《俄羅斯精神》一書中指出了在皮薩列夫身上和俄國虛無主義中表現出來的這樣一些「尼采」元素；但是，在那以後沒有人給它們哪怕一點點關注，也沒有人指出它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係。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希望，所有這些現在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罪與罰》的意圖。在我看來，他的目的是要描寫這種激進的俄國虛無主義意識形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之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採取了（他成熟作品的）常規做法，想像一個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把虛無主義那些「不成熟的離奇思想」付諸實踐，這個年輕人的性格特徵體現了虛無主義相互矛盾的各個方面。這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激勵俄國普通激進分子的是慷慨助人和自我犧牲感情衝動。無論他們如何看待他們的「理性利己主義」的務實性，他們被博愛、同情、無私以及幫助、治癒、撫慰苦難者的慾望所打動。他們的道德本質深深地植根於基督教和俄羅斯的土壤（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兩者是一回事），總體上與他們附帶吸收的、他們認為他們正在按其行事的西方思想並不和諧。因此，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中一次又一次看到他戲劇性地描寫俄國知識分子內心的衝突，他們在非理性（順便說一句，非理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絕不是弗洛伊德那種概念，而是像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一樣通常指道德）與某種不講道德的理性之間搖擺不定，在自己天生的情感與思想意識之間左右為難。

在《罪與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給自己安排的任務是以自我覺醒的形式描寫這種內心衝突，讓拉斯科爾尼科夫自己逐漸發現某些互不相容的東西在他的思想中可怕地混雜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拉斯科爾尼科夫在小說的開頭似乎是一種犯罪動機，而在小說的結尾，當他向索尼婭進行那一番著名的懺悔時，似乎又是另一種動機。許多批評家認為這種明顯的雙重動機是小說的一個敗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沒能在藝術上一以貫之地塑造人物。另一方面，菲利普·拉夫最近斷言，這正是這部小說的偉大之處——正是因為沒有提供一個明確單一的犯罪動機，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現代人格錯綜複雜的本質」，或者說揭示了「人類意識無邊無際、深不可測」這一驚人的事實。

然而，這兩種觀點同樣都有嚴重的錯誤。[自從一九六〇年在《黨派評論》上首次發表以來，菲利普·拉夫具有啟發性的文章《〈罪與罰〉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廣泛轉載和閱讀。所以，我們似乎應當糾正一個重要的事實錯誤，因為拉夫先生的文章肯定起到了擴散這個錯誤的作用。

拉夫先生認為他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發現了一個長期被人忽視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偉人」理論的「來源」。作為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熟悉這本書的證據，他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所寫的一封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封信中列出了他需要的一些書籍，除了別的書之外，他寫道，「一定要把黑格爾的書寄來，尤其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不過，與這封信的原文對比之後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給他寄的是《哲學史講演錄》而不是《歷史哲學》。]這本書的全部意義恰恰在於拉斯科爾尼科夫為其罪行的辯解從一種到另一種的變化過程，他也在這一過程中發現了他的行為真正的本質。即使沒有我簡要說明的歷史背景，對於每一個尊重陀思妥耶夫斯基運用小說技巧的能力並且研究了小說第一部分具有獨創性的奇特結構的人來說，這一點都應當非常清楚。

例如，為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犯罪實際發生的前一天才開始他的敘述而又通過一系列倒敘傳達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主觀動機？原因之一當然是為了在第一部分的結尾取得出色的戲劇性反諷的效果。因為導致推斷得出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利他性功利主義犯罪理論的整個過程只是在小酒館那一段情節里才被詳細說明。拉斯科爾尼科夫在小酒館裡聽見一個大學生和一名青年軍官爭辯的正是他的理論；而這是他即將實施犯罪之前的最後一段重要情節。（順便說一句，我們應當清楚地記得，當青年軍官懷疑是否有人可能實施這種犯罪時，大學生反駁道，如果沒有人這樣做，那就「不會有偉人了」。因此，拉斯科爾尼科夫理論的「偉人」內涵從一開始就存在，並不是後來突然加進去的。）從時間上講，小酒館這一段情節與謀殺本身處在一個時間序列的兩端；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的敘事手法巧妙地把它們壓縮在一起——而且是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在這裡領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戲劇性反諷的主題意義，我們就會得到一種可以闡明令人非常頭疼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的犯罪動機問題的模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合併壓縮時間序列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向讀者淡化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主觀動機。拉斯科爾尼科夫殺死靠典當放高利貸的老太婆時所處於的被催眠般的歇斯底里狀態以客觀而且富有戲劇性的方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不是根據他的利他性功利主義理論實施的犯罪。無論拉斯科爾尼科夫認為自己是什麼人，這時他都是在其他力量的控制下而不是根據這種理論行動的，只是因為我們剛剛在一兩頁前看見過這種理論，所以它仍然在我們的腦海里呼之欲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敘事手法是要迫使全神貫注的讀者向自己提出拉斯科爾尼科夫的真正動機可能是什麼這個問題。

蘇聯電影《罪與罰》（1970）海報

現在我認為，這本書第一部分的整個結構意在通過同樣客觀而且富有戲劇性的方式為這個問題提供一種解答。第一部分包括兩個交替展開的情節序列。在一個主要由倒敘組成的情節序列中，我們了解到拉斯科爾尼科夫的過去、他那令人絕望的家庭狀況以及促使他犯罪的所有情況。這些情節塑造了他性格中利他的一面，並且強化了我們對他的感性認識：本質善良，富有人性，同情苦難者。正是他本性的這一方面使他永遠不同於真正的罪犯，並且使他想到通過未來造福於人類補償他的罪行——即使人們真的可以稱之為罪行。不過，我們在這一部分也看到了他在行動，在關於馬爾梅拉多夫及其家人的一系列場景中，在關於林蔭大道上年輕女子的那一段情節中。在這些情節中我們還注意到，一種非常重要的辯證邏輯出現了，它像後來的戲劇性反諷一樣，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削弱了他的利他性功利主義理論的基礎；實際上，戲劇性反諷只不過是整個這一系列手法高超的描寫最後逐漸達到頂峰。

在每一段情節中，拉斯科爾尼科夫最初純粹是出於天性對人類苦難的景象做出反應，他本能地匆忙出手扶危濟困。但是，在某一時刻，他的個性一下子發生了徹底轉變。他突然退縮，變得冷漠和倨傲，不再悲天憫人而是開始憎恨人類的軟弱和卑鄙。每一次這種感情的變化都暗示了應用功利主義算計的結果。例如，他飢腸轆轆卻把身上的所有錢留給了馬爾梅拉多夫一家；但是，當他走到外面時，他開始為這種做法輕蔑地嘲笑自己。為什麼？他想，因為「他們畢竟有索尼婭而我自己也需要錢」。這讓他想到人類之所以卑鄙是因為他們對任何事情都能習以為常——例如，靠女兒賣淫掙錢為生。

同樣的情況在關於林蔭大道上那個年輕女子的情節中以更長的篇幅出現了。這個女子顯然已經被侵犯過，她還面臨落入另一個勾引者之手的危險。拉斯科爾尼科夫最初對她出手相救，但是隨後再次因為冷漠的厭惡情緒轉身走開。「讓他們自相蠶食吧，」他自言自語地說（終究是一種典型的達爾文主義觀點）。接著，他又思考了馬爾薩斯的論點：為了保護社會，一定「百分比」的人無論如何必須消失，因此，憐憫和同情完全找錯了對象。俄國學者最近在《俄國言論》所發表的一篇扎伊采夫的文章里追蹤到了「百分比」理論。扎伊采夫將這一理論用於慈善目的，他認為，既然醜惡行為和犯罪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那麼，懲罰作惡者和犯罪者就是錯誤的。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標準把同樣的觀念用於拉斯科爾尼科夫也許更合乎邏輯。

接著，在揭示拉斯科爾尼科夫計劃犯罪的主觀、利他動機的追溯過程中，每一步都伴隨著另一段向前發展的情節，這些情節及時削弱了這種動機，顯示出他的思想對其情感的真正影響。讀者能夠清楚地看到，每當拉斯科爾尼科夫在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行動時，他的內心深處就釋放出一種仇恨人類、冷酷無情的極端利己主義情緒，儘管他仍然以為他熱愛人類。對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思想如何扭曲了他的情感進行的這種戲劇性的反覆說明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就連那些指責陀思妥耶夫斯基使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動機前後矛盾的評論家也從來沒有聲稱他的所謂藝術瑕疵嚴重損害了這部小說的原因。顯然，這些評論家能夠感覺到拉斯科爾尼科夫精神世界是統一的，儘管根據他們對這本書的錯誤解讀無法解釋這種統一，也無法解釋如何達到的這種統一。

我所說的現在大概足以解釋，當拉斯科爾尼科夫向索尼婭坦白他為自己犯了罪並且僅僅是為了看看自己是否強大到擁有殺人的權利時，一點也不令人意外。這只是他的自我認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小說一開始就讓讀者感覺到了這種認知。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巧妙地處理了《罪與罰》結構與主題之間的關係，請讓我根據我對這種處理的一些觀察總結一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的第二部分開始縮小讀者對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認識與拉斯科爾尼科夫對自己的認識之間存在的差距。因為，在第二部分中，隨著拉斯科爾尼科夫從病態中逐漸恢復過來，他開始思考其罪行的所有反常之處並意識到，他不再知道自己為什麼而犯罪。他在這個問題上面對著他過去所寫的文章《論犯罪》，這篇文章說明，極端利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始終是對人類的功利主義之愛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小心翼翼地預示了這一題旨，但是，在它恰當地解答了拉斯科爾尼科夫對其罪行的疑問並使讀者的初期印象具體明確下來之前，他並沒有充分地展開它。不過，犯罪的經歷立即使拉斯科爾尼科夫認識到，激起他對人類無私之愛的情感無法與想要成為拿破崙、成為梭倫[梭倫（Solon，約前638—約前558），雅典政治家和詩人，曾任雅典執政官並進行憲法和司法改革，改革成果被稱為「梭倫的法律」。]和萊庫古[萊庫古（Lycurgus）是傳說中的公元前八世紀斯巴達政治改革家，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人至今存疑。]所需要的情感共存。因為，被其使命感所支配的真正的偉人不可能關心他為謀求其未來的幸福而踐踏的苦難的人類。

拉斯科爾尼科夫最初的理論一旦因此而土崩瓦解，他就面臨在索尼婭非功利主義的基督教之愛和自我犧牲與斯維德里蓋洛夫導致自我毀滅的道德盡失之間的選擇。於是，小說後半部分的結構明顯表現出它的目的，它是想敦促激進派知識分子中的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者，他們必須在愛的信條與力量的信條之間做出選擇。正如我試圖說明的那樣，兩種信條都在名為俄國虛無主義的衝動和理念的奇異混合中體現出來。因此，俄國激進意識形態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發生的變化——當時「理性利己主義」被一種關於愛的基督教世俗倫理所取代——也許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虛無主義的抨擊確實產生了某種影響。

請允許我補充說明一點，有一個情況一直讓我很感興趣：年輕敏感的皮薩列夫在閱讀《罪與罰》時情緒失控痛哭流涕。他的反應是否與震驚地意識到什麼事情有關？即使有關，這也沒有妨礙他立即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已經成為俄國文學批評的經典之作——證實，拉斯科爾尼科夫犯罪的真正起因是飢餓和營養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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