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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烈女傳」圖解讀

山西博物院視頻講解

|北魏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研究|

張 麗

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魏都平城發掘了一座琅琊康王司馬金龍墓,其中出土了五塊較為完整的木板屏風漆畫。畫中以嫻熟的繪畫技法,描繪了十幾幅豐富多彩的歷史人物故事並輔以大量的題記,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經濟文化生活。其歷史和藝術價值頗高,在北朝繪畫和書法史上彌足珍貴。

一、司馬金龍生平及其社會背景

據墓志銘和《魏書》記載,司馬金龍系晉宣帝司馬懿弟太常馗之九世孫,其父司馬楚之於泰常四年(公元419年)降魏,因功高深得太武帝之愛而封爵。司馬金龍「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征為吏部尚書。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謚康王」。葬於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城東石家寨。

司馬金龍為諸王女河內公主所生,「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後娶沮渠氏,……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司馬楚之傳》)司馬父子主要活動年代在明元帝到文成帝和獻文帝至孝文帝期間,功高位顯,因與鮮卑上層貴族門當戶對的政治聯姻,備受朝廷的寵信。

司馬金龍為晉室後裔,雖事於北朝,但傳統的漢文化乃其靈魂所系,這些從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可體現出來。如青瓷唾盂、石硯台、漆食盒和木板漆畫及其所畫內容都說明了這一切。其次,甚至追溯至太武帝時重創柔然滅掉夏國,後又滅北涼,重用山東和西涼的大批漢族之士參政,振興文化教育,並遷徙了大量的漢族能工巧匠施展他們的才華。

使北魏統治者認同了「需要以儒家的禮、樂、法度來化民,需要依靠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漢族士人的知識、經驗來治國安邦」,所以從太武帝時逐漸形成了鮮卑終究要漢化的大氣候,直至孝文帝時時機成熟,於是太和年間頒布實施了一系列的漢化改革政策。漆畫所繪列女、孝子等內容漢代時已盛行,魏晉南北朝仍在繼續。可見南北朝雖遠隔千里,而文化風尚卻如此統一。

二、漆畫製作工藝與漆畫內容

司馬金龍墓發現時早已被盜擾動,漆畫被零散地拋於墓的後室甬道及後室南部。考古專家共清理出較為完整的漆畫5塊,每塊縱0.8米,橫0.2米,厚2.5厘米,榫卯結構拼接,四周鑲邊並有彩繪的圖案。木板的兩面皆有繪畫和題記,且每塊版面均繪人物四層,每層又為一單獨畫面並附榜題。

這裡的漆畫非同一般意義上的髹漆工藝,而是專指古代彩繪漆器上的裝飾性畫,它以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和風格,別於壁畫帛畫之類的表現技法。司馬金龍墓漆畫製作工藝與同時期寧夏固原出土的北魏漆棺畫極其相似,很有民間傳統的特徵。其以柏木做板材,先以織物類貼敷做漆灰地,遍髹朱地,然後以黃、白、青綠、橙紅、灰藍等礦物顏色用油調和作畫,即一種「描漆」技法。在描寫的物象上,線條輪廓主要用黑漆勾成,墨筆勾眉目,人物膚色塗鉛白。榜書及題記手體墨書於用黑漆打框並畫欄的黃地之上。黑漆堅實耐久,其他淺色色彩因用油料調成且上面不罩漆,故易脫落成如今之貌。

漆畫所繪故事內容為列女、孝子、高人、逸士等,體現了墓主生前思想意識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尚。下面對漆畫內容分述如次:

第一塊,由兩塊拼合後,四幅圖分別是:虞舜二妃、舜父瞽叟與象敖填井、舜後母燒廩。第一幅只有榜題無題記;第二幅周室三母,題記4行;第三幅魯師春姜與春姜女,題記6行;第四幅班姬辭輦,題記4行。

正面

背面:第一幅李善養孤、拜河內太守;第二幅李充奉親時;第三幅素食贍賓;第四幅如履薄冰。只第一幅題記2行,其餘3幅皆無題記。

背面

第二塊,第一幅啟與啟母;第二幅魯母師;第三幅孫叔敖,只此題記4行;第四幅和帝後。背面:第一幅魯義姑姊;第二幅畫殘,鄭瞀題記8行;第三幅畫殘,題記10行;第四幅整幅題記14行。

第三塊,第一幅孫叔敖與孫叔敖母,題記殘存5行;第二幅衛靈公與夫人,題記殘存10行;第三幅齊田稷與母,題記殘存兩行;第四幅逸士元題記4行。左側劉靈畫殘。背面:第一幅畫殘,殘存題記6行;第二幅畫已漫漶無題記;第三幅整幅題記10行已不全;第四幅畫漫漶不清。

第四塊,第一幅君臣二人;第二幅齊宣王與匡青;第三幅整幅題記8行,部分不清;第四幅殘損不詳。

其中,「孫叔敖母」、衛靈夫人,取自漢代劉向《古列女傳》第三卷《仁智傳》。班姬辭輦取自西晉張華諷諫賈后宣揚封建女德之《女史箴》內容。據上述畫面和題記得知內容為:其一,孫叔敖品行恭儉。少兒時,道遇兩頭蛇,曾聞見者必死,他恐再傷及別人便將蛇殺之。其母聽後,曰:「吾聞有陰德者,還有陽報,子不死矣。」後竟不死,及長為楚國令尹,輔佐楚莊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其二,衛靈公與夫人,是讚揚春秋時衛國的賢大夫遽伯玉,禮下公門,式韁路馬。宣揚忠臣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的「知禮」行為。

齊宣王與匡青畫面及題記系齊宣王的故事。齊宣王喜好文學和遊說之士,曾聚名士於齊國,形成「稷下學派」。漆畫題記「夫太山不讓土石,乃成其高,江海不讓清濁乃成其大」,是進言君王廣招人才,方能強兵強國。畫中與之對話的「匡青」可能即是當時的名士之一。

班婕妤,《漢書》有傳,漆畫表現漢成帝女官,為君主不致貪戀女色而忘朝政,辭謝與成帝同車的故事,讚揚了忠於君主的道德觀念。畫中,一男子坐於四人所抬的輦上,卻戀戀不捨的扭頭向後張望一位跟隨輦後的婦人。故事講述漢成帝邀請班婕妤一同乘輦出行,卻被班婕妤婉言謝絕。她說:伴隨帝王左右的,應該是大臣而不是姬妾。鼓勵漢成帝關注朝政而不是醉心玩樂。

三、漆畫之價值

漢代為維持社會秩序鞏固封建政權,將繪畫藝術與儒家倫理觀念密切結合,用聖君、忠臣、節婦、義士、孝子這些三綱五常的典範鑒戒子民,於是把他們繪於屏風和牆壁之上。這些宣傳畫的力度之大,如記載所言「郡縣鄉里聞風景從」,乃至北朝時仍在樂此不疲,司馬金龍墓漆畫即是佐證。

司馬金龍官至吏部尚書,無論為漢人還是北朝臣子世代為官顯貴並與皇族聯姻,真實地反映了在他們的背後有著廣闊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由此可見它的歷史價值。司馬金龍墓漆畫為研究南北朝時期的髹漆工藝提供了可貴的實物資料,通過此漆畫我們可親睹一千五百多年前,古人那流暢自如的線條勾繪,絢麗多彩的設色渲染,是如何使筆下的人物個性昭然,氣韻生動,取得了渾然天成的藝術效果。

這一繪畫成就,除技法純熟外,裨益於對描漆與髹漆工藝的熟稔掌握,在戰國繪畫的基礎上發揚光大,色彩更富麗堂皇。漆畫之藝術價值,尤其在於它是中國美術史上的一次重要發現,彌足珍貴。它的繪畫風格、技法、設色富有強烈的時代特徵,上承漢代之遺風,下開隋唐之先河,不失為南北朝時期的一件代表作。

漆畫中的人物褒衣博帶,襦袍曳地,裝飾風格自然無華。寬闊的袖口、飄舉的衣帶、低垂的衣擺,表現出人物儀態宛然、雍容華貴的氣質。無論從人物服飾質地的優劣,還是從人物的高低遠近和不同比例的構圖,都能區別人物身份的尊卑貴賤。

例如周室三母衣著華麗、高大端莊;君王體態豐腴、氣度不凡;而魯義姑姊和楚莊王樊姬身後的侍者及肩輿人物,則布衫簡約,比例矮小,並居於次要的空間。二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是中國繪畫發展史上受封建等級思想局限的寫照。

正面第二幅圖

司馬金龍墓漆畫在漢代單勾線和大筆平塗的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它採用了細勁的鐵線描,筆觸乾淨利落,流暢準確,概無滯澀漆或修潤的痕迹,線描勾繪,得心應手,一揮而就;人物形象,生動逼真,栩栩如生,從姿態中表露出身份和遠近縱深的空間關係。

構圖上採用了突出主題、中心人物大於陪襯人物的手法,色彩諧調沉穩,賦色濃重艷麗。人物悟對通神,渲染濃淡適宜,尤擅表現衣紋的轉折流暢程度,來增強人物的活力和膚色的立體感。特別是魚尾狀裙擺垂地後拖襯托以輕拂的裙帶,這一垂一拂的處理,陡增人物飄逸靈動之神韻,其繪畫風格已頗近似於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正如《歷代名畫記》所云如「春蠶吐絲」、「吳帶當風」的畫風和意境。

四、書法藝術價值

司馬金龍墓漆畫中有大量的題記,它以魏碑這種全新的書體在中國書法史上獨樹一幟。北魏建都平城近一個世紀,平城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文人云集京城,其書法與繪畫藝術同樣都達到了一定的境界。書法較繪畫更具成就,梁啟超先生曰「繪畫在北魏不能獨立,書法在北魏可以獨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康有為也褒讚北朝書法有十大之美。

此期書家以崔悅和盧諶為代表的30餘人,他們為此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通過對平城書法碑刻的研究,我們可進一步探明魏碑書法形成的淵源。以往研究聞名遐邇的龍門二十品者頗多,然而對魏碑形成的早期研究略顯不足。

平城這一階段的書法又恰恰是北魏王朝正值鼎盛時期的書體和風格,它蘊藏著一種古拙樸茂、沉穩強勁的時代書風。如將雲岡石窟題記和一些墓葬出土的銘文等碑刻等與司馬金龍墓漆畫比較的話,漆畫大篇幅的文字更具觀賞和研究價值。

正面第四幅圖

它以一種與寫經、簡牘等墨跡不完全相同而接近碑版的形式,畢現了碑誌因書丹後刀刻泯掉的轉折毫芒筆意,最能詮釋書法的筆鋒運勢。其書法特點是:隸意頗濃、點劃方勁、蠶頭雁尾、骨氣峻健。其書法風格尤近《高貞碑》、《曹望禧造像碑記》、《元顯俊墓誌》等,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典型書體,同時也證實了平城時期書法隸意多楷體面貌,遷洛後以楷體為主、隸楷輔之的書法發展軌跡。

司馬金龍墓出土文物中所見的青瓷唾盂、石硯台、石柱座、漆食盒以及本文討論的木構屏風等等,從器物的文化構成上已具有中原封建士大夫階層日常生活的典型特徵。這種上層社會生活用具的出現,一方面與司馬金龍作為晉室後裔這一中原傳統世家的日常生活世族排場淵源有緒,同時也與北魏平城晚期封建國家提倡漢化時尚有著密切的關聯。

石雕柱礎

由於平城地區北魏墓葬——尤其是紀年墓葬——出土的偏少,所以司馬金龍墓出土文物對研究平城時代北魏社會的文化形態必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作為北魏建都平城時期漢胡聯姻的一個聲名顯赫的世家貴族的文化遺迹,司馬金龍墓出土文物所顯示的文化情調對研究這一時期北魏社會的歷史動態及文化取向自然具有十分特殊的案例意義。

本文選擇探討的司馬金龍墓屏風書畫的情態構成,無疑鮮明地揭示出太和初葉北魏上層社會兼融漢地文化習尚的情節。而這,正是司馬金龍墓出土文物提供給人們的一項最具核心價值的認識素材。

(文章來源: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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