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北島睿智演講：古老的敵意

最新 08-04

北島：古老的敵意

香港電台普通話主持人陳箋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北島

北島：大家好，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古老的敵意》，這是來自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安魂曲》的詩句，我下面引用他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著某種古老的敵意。」在20世紀初的那幾年漢堡和不萊梅之間有一個充滿藝術情調的小鎮叫Worpswede，當時在那裡聚集著很多青年藝術家和作家，包括里爾克。他們一起聽音樂會、參觀博物館，在狂歡之夜坐上馬車去郊遊，那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還遠在地平線以外，而且當時歐洲文明的價值並沒有完全崩潰。這時候兩位年輕漂亮的女畫家出現在他們的人群當中，而且引起了騷動。她們就像兩姐妹一樣，金髮的叫波拉，黑髮的叫克拉拉。里爾克在日記中寫到「我推開窗，她倆成了奇蹟，向窗外的月光探出頭去，一身銀光、月光冰涼地撫摸她們笑得發燙的臉頰」。對於詩人來說，困難的是如何保持對生活的距離。里爾克其實更喜歡金髮的波拉，但是他不願破壞這對理想的雙重影像。結果在觀望中，一場混亂的排列組合塵埃落定，波拉跟別人訂了婚，里爾克選擇了黑髮的克拉拉，並和她結婚生女。七年後，波拉因難產死去，里爾克寫下了這首《安魂曲》獻給她。我講這段插曲主要是讓大家了解里爾克的詩與生活的互文關係。里爾克度過的是漂泊的生活，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頭幾年，他在歐洲五十多個地區逗留。正如他在《秋日》這首詩中寫到「誰此刻沒有房子/就不用建造/誰此刻孤獨/就永遠孤獨」，這正是里爾克漂泊生活的真實寫照。我想通過這首詩說明，也正是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著某種古老的敵意，引入更深一步的思考。那就是對於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人來講，我們如何生活、如何寫作、如何理解和處理生活與寫作的關係。所謂古老的敵意，從字面上看，古老即指原初的、帶有傳統意味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與寫作的源頭。敵意則是一種詩意的說法，其實指的是某種內在的緊張關係和悖論。我們很難想像，如果里爾克安居樂業、擁有三五套房子，甚至是達房地產商揮金如土，他能寫出像《秋日》或《杜伊諾哀歌》這樣的傳世之作嗎？如果卡夫卡從未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中而少年得志、婚姻幸福、一本本出書、整天忙著數版稅，他能寫出《城堡》和《審判》這樣改變世界小說景觀的作品嗎？如果保羅.策蘭（德國最有名的詩人）父母沒有死在納粹集中營，他沒有飽經流亡之苦，他會最終在塞納河投河並留下《死亡賦格》等傑作而成為眾多學者至今研究的對象嗎？要說誰不想過好日子又寫出偉大的作品呢？而這古老的敵意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兩者似乎不可兼得。也許有人會提出反證，比如美國詩人華萊士.斯蒂文，他做過保險公司的高管，度過平靜的一生，怎麼也會寫出《彈藍色吉他的人》這樣美國現代詩歌的經典之作呢？其實在表面的平靜中也可以找到潛在的古老的敵意。比如他從小想當作家，但遭到父親的反對，只好去哈佛學法律，取得律師資格之後進了保險公司，最後做到保險公司的副總裁。再有，他生前在美國詩歌圈幾乎是默默無聞的，只是臨死前一年才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死後才得到廣泛的承認。這樣的例證其實很多，比如歌德，曾經做過官員、法官。其實這是一種現象，要看每個人具體的生活。那麼，為了透過紛雜的現象深入事物的本質，我想從三個部分來談談所謂「古老的敵意」。

首先，是一個作家和他所處的時代的緊張關係。無論他生活在任何時代，無論生活在民主社會或獨裁製度，我認為他都應該遠離文化主流，對所有權力及話語持批判立場。在今天，作家不僅是寫作的手藝人，同時，也應該是廣義上的知識分子。這種雙重身份的認同，也是寫作的動力之一。換句話來說，如果沒有這種社會性的古老的敵意，幾乎不可能寫出好作品，有的作家聲稱，他只對自己的文字負責，這是空話、廢話。在金錢與權力共謀的全球化今天，必須做出選擇。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裡，你必須持有複雜的視角，並在寫作中做出某種回應。而我希望這種古老的敵意，不僅僅停留在政治層面上，因為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相對而言，政治只是短暫而表面的現象，如同過眼煙雲。每個作家應該有更長遠更廣闊的視角。包括對世界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深入的了解與觀察。在這個意義上的對話，往往才是產生偉大作品的條件。

其次，是一個作家和他母語的緊張關係。三十多年前，我們生活在以毛澤東文體為代表的官方話語的巨大陰影下，這種自49年以來逐漸取得壟斷地位的官方話語幾乎禁錮了每個人的思想和表達方式。那年頭，詞與物的關係幾乎被固定下來，比如「太陽」就是毛澤東，「紅色」就是革命，「母親」就是祖國或者黨。當時我記得，我中學同學的弟弟當年只有12歲，在上小學。他們同學問他：「你喜歡什麼顏色」，他說：「喜歡藍色」。就因為這個，在全班受到了批判。因為當時馬克思說過，他最喜歡的顏色是紅色。在那個時代，人們對顏色的喜愛都不能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選擇。那時代還有很有趣的事，就是年輕人已經不會談戀愛了。所有戀愛的語言已經消失了，不像現在泛濫了。比如，如果你想表達對你愛慕的人的微妙感情，你會引用毛主席語錄「我們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表達曖昧的感情。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所以在當時的中國，漢語其實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危機。不能想像，如果這個危機持續下來的話，漢語現在就完了。幸好，詩歌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挽救漢語的作用。也就是說，我們這些當時處於地下狀態的現代詩歌，向僵化的官方話語提出了挑戰。我還記得芒克，也是《今天》的創始人之一，他寫過一首很重要的詩「太陽，這血淋淋的盾牌」，我們且不說這首詩的意象很美，它本身的挑戰意味就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它重新賦予太陽一個新的含義，而不是太陽只代表了毛澤東。但是，這種寫作也可以說充滿了危險，可以因為這個坐牢，甚至判刑。1978年底，現代詩歌隨著1949年以來的第一家民間刊物《今天》雜誌浮出地表，備受年輕人的喜愛，廣為流傳。如果在座有80年代的大學生的話，大家都會記得那個時代，幾乎人人都寫過詩、辦過詩社，出版過自己油印的詩歌雜誌。而正是這批「今天派」的詩人刻意在語言上保持「古老的敵意」，才有可能打破官方話語的桎梏，承前啟後，推動現代漢語的重大發展。《今天》雜誌仍然存在，而且這次在書展上也在賣，希望大家不要錯過機會。我們在三十年前面臨的是一個巨大的語言危機時代，我們今天面臨的是完全不同的困境，在去意識形態化以後，現代漢語陷入了新的危機。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語言垃圾的時代，一方面是無所不在的行話，包括學者的行話、商人的行話、政客的行話，在座的大學生應該知道，如果你不懂行話，就不可能在大學裡混下去，寫論文就是一種行話的具體實現過程。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語言的泡沫，包括娛樂語言、網路語言和新媒體語言，在所謂的全球化網路時代，這種雅俗結合的所構成的最大公約數正在簡化人類語言的表現力，和三十多年前相比，雖然表現形式相反，但我們的語言變得同樣的蒼白無力，我認為每個作家都應正視這一新的現實，超越語言的垃圾，恢復漢語的豐富、敏銳與新鮮，重新為世界命名。關於語言問題，待會兒會進一步討論。可能在座的同學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使用網路，怎麼看網路這種形式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待會在提問中詳細解釋我的立場和看法。

第三，是一個作家和他本人寫作的緊張關係。現在我想換一個通俗的說法，第一個是作家不僅要跟世界過不去、跟自己的母語過不去，第三，還要跟自己過不去。這是作家和世界的基本關係。在我看來，一個嚴肅的作家必須對自己的寫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反省精神。借用文革時期的語言，就是「不能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我在最近一本書的序言中寫到「寫作是一門手藝，與其他手藝不同的是，這是心靈的手藝，要正心誠意；這是孤獨的手藝，必一意孤行，否則隨時都有可能荒廢。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手藝人，都要經歷這一法則的考驗。唯有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我常常為我同代的藝術家和朋友感到痛心，並藉此不斷提醒自己，他們被金錢、權力徹底打垮了，其實，他們是被自己打垮了。換句話說，就是不再跟自己過不去了，不再跟自己較勁了。這是最後一道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都沒有，就算是向這個世界徹底投降了、同流合污、無可救藥。在這裡，我想順便提一下「粉絲現象」，現在這個現象非常普遍，我也不怕得罪大家。我認為這本來是娛樂圈的事，現在擴展到文學界和文化界。我認為這和我們整個文化低幼化傾向有關，低幼化的英文翻譯是「infantile。低幼化這個概念實際上是印度一個學者辛辛那提首先提出的，他認為低幼化就是人們自動地降低文化水平，對一切熟視無睹。把政治交給一個所謂的全能型政府來管理，他指出這其實人們具有苦難意識有關，上千萬人所經歷的痛苦就將只存活在人類的意識邊緣，就像往常那樣，成為代代相傳而漸漸褪色的回憶。也就是說，在娛樂化的時代人們似乎已經忽視了痛苦的存在，忽視了我們每天所面對的生老病死、第三世界的飢餓、社會的不公正，慢慢人們對這一切已經熟視無睹。在這個意義上，作家和學者不再引導讀者，而是不斷地降低寫作標準，為了迎合更多的讀者，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由於作家和讀者形成的共謀關係，導致我們的文化（嚴肅文化和娛樂文化）不斷地越來越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來，粉絲現象基本是一種「小邪教」，充滿了煽動性與蠱惑色彩。教主，也就是作者，騙錢、騙色，教徒，也就是粉絲，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心理安慰。

好吧，現在讓我們回到開頭，回到里爾克的《安魂曲》的詩句中，「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著可怕的古老的敵意」，其實可怕的不是苦難和失敗，而是我們對我們的處境渾然不知。如果在大國興起的廣告後面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赤貧，我們有什麼可值得驕傲的。

陳箋：剛才北島先生闡述了對古老敵意的三方面解釋，也談到了自己在寫作過程中的，作為一個作者應該對這個世界、周圍的社會有一個批判性的思維。其實，對於我們媒體人來說，可能也都存在這種批判性的思維，包括我們現在年輕人在大學的教育過程當中也會有這樣的思維方式，這也不足為怪。那麼，可能會和大家產生共鳴。但是，在第二點，說要對自己熟悉的語言產生一種敵意，您也舉了一些例子，我想知道台下的觀眾有多少是在內地受教育的？還挺多得啊。有四分之三。但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話，可能對北島剛才說的這些文革經常用的毛氏語言不是那麼有共鳴。但是在內地，哪怕那時候你是在讀幼兒園，讀小學，讀中學，讀大學，可能都非常熟悉，但是，你也是在那樣的環境中長大的，你是怎樣對自己的語言產生敏銳度的？

北島：說來話長，我們是文革成長的一代，也就是所謂「紅衛兵」的一代，在1966年的時候，我當時是高一的學生，因為文革中斷了我們的學業，形成了一個傳統的重大斷裂，這個斷裂其實有很大的問題，但是也帶來了好處。就是我們重新，尤其是「上山下鄉」，其中我當了11年的建築工人，6年的混凝土工人，5年的鐵匠。鐵匠不是現在的想像的鐵匠，不是用機器捶打的鐵匠。我當時是真正掄大鎚的，現在看不出來了。那時候我每天要掄文革改變了傳統知識分子的名字，一直以來中國社會追求「唯有讀書高」，我們這代人一下子被拋到社會底層，接觸了社會。我的同事們都是來自於農村的農民，沒有什麼文化。很大一批知識分子開始反省文革、反省時代。像我們這群熱愛寫作的人，首先對語言變得敏感，那時候作品沒有發表的可能性。寫作完全是為了自己寫作、為了自己的朋友寫作。我當時有三個好朋友，別人管我們叫「三劍客」，我們的作品只在三個人之間流傳，這也是決斷了中國傳統當中的名利思想，在那個時候可以充分地表達自己。後來作品流傳了出去而且碰到了麻煩，當時在北京、福建、貴州等地都形成了小的文化團體，所謂「地下沙龍」，他們都開始寫作來和當時的統治文體即所謂的「官方話語」形成對抗關係。當時我們是完全排斥這種官方話語，認為它是一種讓人窒息的語言，因為長期處於地下狀態，所以交流方式是有問題的，只能在很小的範圍內交流。1978年，自1949年以來第一本民間雜誌《今天》浮出地表之後，才真正有了一個更大的讀者圈。這時候才發現，我們的語言居然能夠衝擊當時的以毛文體為代表的官方話語的長期統治，而且最終顛覆了這種統治。雖然現在還可以看到「新華社文體」等類似的語言方式，但是它們已經退到邊緣了。如果回溯這段歷史的話，這就是我想說的。

陳箋：如果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成長，從小學教育中一直學著這種語言狀態長大，大家在寫命題作文的時候也是套用這樣的語言，對於你們「三劍客」來說，是什麼樣的偶然讓你們覺得這種文體是不美的，我們要有自己的一種語言。你記不記得那個轉折點在哪裡？

北島：其實我在七十年代回憶錄中寫到過這樣的過程，在1970年的春天，我們三劍客到頤和園划船，有一個朋友突然站在船頭，朗誦了一首郭路生（食指）的詩，我當時完全震驚了，因為詩中表現的迷惘、個人的苦悶，是我們當時普遍的感受，可是沒有人把它寫出來。郭路生後來因為精神失常，他的詩歌沒有得到更深入的發展，但無論如何他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他寫的是「煙、酒、命運」，第一次寫個人的感情，而不是集體的，而革命話語的最大問題是永遠是「他們」、「我們」，都是複數的。郭路生的詩所表現的迷惘苦悶是當時我們知青的普遍感受，雖然當時沒有什麼複印機，但是他的詩還是用手抄的方式廣為流傳，這也在版本學上造成了很大的問題。

陳箋：其實很多香港人都不明白為什麼很多人在發言的時候說「我們怎麼樣」，香港人認為你不能代表別人怎麼想。在文革期間十多年都在做建築工人，那你現在成為一位詩人，是由什麼造成的，是因為你對詩歌的熱愛還是因為你內心深處對社會的敏感度？

北島：這兩點其實是結合在一起的，首先是由於當時我們發現自己遭遇了一個巨大的「信仰危機」，我當時被分配在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在河北蔚縣的山區里鑿山建廠房，那是一個封閉的苦悶的時期，感受到了對知識的饑渴，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利用自製的檯燈開始讀書。當時毛和共產黨在我們的心中像神一樣。第一次開始產生信仰危機，是因為接觸了底層社會，和當時的宣傳不一樣，比如，在我周圍的師傅生活都非常困苦，他們的爺爺奶奶輩都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餓死了。這樣的故事對我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最根本的改變是1971年林彪事件，這件事使我們產生了信仰的危機，這種信仰的危機和青春期的苦悶結合在一起，需要一個表達方式，就是詩歌。當時港大的經濟學教授許成鋼教授寫政論性的文章，因為文章被審查了七八年的時間，當時所有的年輕人都在尋找出路。我們為什麼要編《70年代》這本書，就是想通過回憶來回到那個時代重建當時的歷史現場。

陳箋：很多人說遇到文革，理想破滅。您90年代的時候離開中國，詩歌需要語言的土壤，在不同的環境中寫作，你覺得是很難的事情嗎？

北島：其實，這就是古老的敵意。我離開大陸21年，走過一個漫長的道路，更換了很多地點也搬了很多家，最重要的是，一直沒有放棄寫作。這點很幸運，在堅持寫作。正是我碰到的不同的人，中國的底層的小人物，也碰到了國外一些重要的詩人，都給我帶來了一些新的影響，在我的寫作中，我有了一個更大的地圖，我要和一個更複雜的文化現象對話，不僅僅停留在中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穿越種種苦難而使自己活得寫作也是產生快樂的源泉。

陳箋：作為中國詩人，在國外多次獲獎，也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您覺得您獲得國外西方社會認可的原因在哪裡？

北島：我沒覺得我成功啊，我在國內出版的第一本書就叫《失敗之書》，古老的敵意是連在一起的，作為作家要永遠意識到自己是個失敗者，所謂的獎勵都是表象，真正的標準在於作者內心是不是承認自己的作品，在同行之中是否獲得認可。

陳箋：第三種敵意，永遠對自己審視的態度。您的這種看法是與生俱來的嗎？

北島：和20年的漂泊生涯有關，其實寫作和孤獨是緊密相連的。一個人整天吃喝玩樂，怎麼能寫作？這是一個作家最基本的而且面對孤獨、面對生活的壓力，必須要克服。中國，尤其是現代的中國，是一個充滿享樂的國家，那麼，假設我沒有出走，沒有走過這麼一個漫長的道路，今天我可能放棄寫作。在今天中國的大環境中，為了版稅、為了迎合讀者而寫作。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一個作家要不斷地重新認識自己、調整自己的方向，因為我們也是人，我們也希望過好日子，寫出好作品，這是不可能的。

陳箋：逆境成就作家嗎？

北島：逆境，要放在一個複雜的環境中說。有些逆境使人們放棄了寫作。我覺得應該還要有一個更清醒的認識，作家要有一種使命感，在我看來，我現在要寫作品的話，要和世界上的經典作品有一種對話關係，這一點，如果我不走出中國的話，我可能不會有這種角度。這點是漂泊生活給我帶來的好處。

「我不需要粉絲，我是反粉絲的」

陳箋：粉絲文化的闡述，很多文人，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共鳴。為什麼不推崇「粉絲文化」

北島：「粉絲」是商業化的陰謀，很多作家，特別喜歡上電視，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作家是一個孤獨的職業，為什麼喜歡上電視呢？今天這個場合，如果不是我的編輯逼著我來，我是不會來的。我不需要粉絲，我是反粉絲的。「粉絲」是一個不同的叫法，一個作家有自己的讀者，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說的「粉絲」是大的粉絲，「織微博」會有幾十萬的粉絲，包括「殭屍粉絲」、「鐵杆粉絲」、「骨灰級粉絲」等等，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這是過去不存在的，其實在粉絲角度來看，就是要保有一種「古老的敵意」，就是要懷疑他所崇拜的偶像。任何作家都會寫出好的作品，也有可能走下坡路，所有的愛好者應該監督你所熱愛的作家，給他一定的壓力。這裡存在一個「雙重身份」的問題，作為詩人，我完全不在乎讀者，詩歌是一種太複雜的文學形式，是一個文化的「標高」，這種標高不需要大量的讀者，只要像白金紙一樣在博物館存在，不需要大量的讀者，如果真的有大量的讀者的話，這是一個災難。因為大眾普遍的閱讀水平，不可能成為詩歌的讀者。但是我在寫散文的時候，我需要跟讀者對話，要影響讀者，首先，是講給我的女兒、我的兒子，希望有個更大的讀者群，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背後，其實付出了我們巨大的代價。我所說的粉絲是所謂的「一呼百應」、「一呼萬應」，這是娛樂界的轉移。這是文化低幼化的一個傾向。有些人看到靠寫作可以賺錢，意識到這一點之後，不斷地降低寫作水平迎合讀者，甚至進行形象包裝，這是一種商業行為。這是一個世界化的問題，只不過在中國，金錢和權力其實是一個更複雜的關係，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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