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俄版《中國通史》 促進中俄學術交流

俄羅斯版《中國通史》由2018年謝世的百歲漢學家齊赫文院士主編,集聚俄羅斯160餘位中國歷史研究專家,歷時5年(2013—2017)傾力編撰而成,由俄羅斯科學出版社出版,是當今俄羅斯漢學的標誌性成果。2019年4月,俄羅斯版《中國通史》漢譯本翻譯項目拉開序幕,預計2023年完成。圍繞俄版《中國通史》的編撰、漢譯及當代俄羅斯漢學等問題,項目首席專家閻國棟與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政治研究與預測中心主任、俄版《中國通史》分卷主編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展開了對話和交流。

總結俄羅斯的中國歷史研究成就

閻國棟:隨著翻譯和研究活動的展開,這部著作的特點和學術價值也將在中國逐步被揭示。您認為這套《中國通史》有哪些優點和不足?

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撰寫這部中國通史的目的是為了向俄羅斯社會,首先是俄羅斯的知識階層介紹中國的歷史。這是由俄羅斯科學院主導的學術項目,作者都是中國歷史研究專家,為總結俄羅斯中國歷史研究成就提供了可能,而不僅限於提供一個中國歷史的普及讀本。在這方面表現最明顯的是第一卷《中國上古史(基於考古學成果的研究)》和第九卷《改革與現代化(1976—2009年)》。俄羅斯還沒有一部講述1976年以後中國歷史的專著。這部著作兼具學術性與科普性,缺少學術注釋是它的一大缺憾。針對這一缺憾,我在書中特意標明了所有事件發生的時間和人物姓名,以便讀者循跡查證。

我認為第一卷學術價值最大,主編傑列維揚科院士利用了考古學的最新成就,他所領導的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許多學者參與了寫作。第六卷主編涅波姆寧是一位清史專家,一生都在研究中國這一歷史時期。第七卷《中華民國(1912—1949年)》主編是瑪瑪耶娃,這一卷結構與《劍橋中國史》相似,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顯示與蘇聯時期寫作模式的區別。第八卷更像一部個人專著,主要內容來自烏索夫的著述。

閻國棟:書中並未完全反映俄羅斯漢學的最新成就,更多是對俄羅斯中國歷史研究的總結,這與《劍橋中國史》和《哈佛中國史》有明顯差別。

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撰寫這套《中國通史》的目的是為了普及中國歷史知識,因此並未將集中反映俄羅斯漢學家最新研究成果作為根本任務。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比較缺乏,比如第二卷《戰國、秦、漢(公元前5世紀—公元前3世紀)》基本上由主編嵇遼拉一個人完成。

閻國棟:俄版《中國通史》有一個很明顯特徵:各卷結構和體例不太統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工程開始前沒有制定過編撰原則和體例嗎?

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在第一次編委會會議上我們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由於所涉歷史太長,且主編和作者的研究各有特點,最後決定由主編自行負責設計本卷結構和內容。當時齊赫文院士只提了一個條件:各卷中必須包括文化內容,當然是廣義上的文化,包括文學藝術等。這雖然有可能與俄羅斯前幾年出版的《中國精神文化大典》在內容上存在雷同,但可以使《中國通史》的內容更加豐富。

滿足俄羅斯了解中國歷史的需要

閻國棟:在編撰過程中,各卷主編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各卷主編大多認為應該堅持學術規範,但齊赫文院士認為科普著作沒必要進行文獻注釋。後來,應個別主編的一再要求,齊赫文同意增加註釋,但由於工作已經完成大半,甚至有的作者去世了,再加註釋不太可能。尤其是第七卷已經提交給出版社,來不及增補註釋,因而只能保持統一。

閻國棟:齊赫文院士在項目的設計和組織編撰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什麼動機促使他啟動這一龐大工程?

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我想有兩個原因,很難說哪個是最主要的。季塔連科院士動員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學術力量,並籌措了必要經費,組織編寫出版了《中國精神文化大典》。該著對俄羅斯漢學研究產生了激勵作用。這是促使齊赫文組織編撰《中國通史》的原因之一。此外,他是俄羅斯漢學的領軍人物,閱歷和經驗豐富,能夠站在人類歷史和世界政治的高度審視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鑒於中國國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他提出有必要編撰一部《中國通史》,滿足俄羅斯社會了解中國歷史的需要。這是第二個原因。

齊赫文非常關心俄羅斯的漢學研究,在他離世前兩三個月,我帶著剛出版的第九卷內容前去探望,他提出俄羅斯科學院應該組建獨立的中國研究所。他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歷史上的偉大現象,為研究中國而建立一個國別研究所不僅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俄羅斯中國歷史研究比西方客觀

閻國棟:如何評價俄羅斯的中國歷史研究?

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受俄羅斯社會轉型和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目前的俄羅斯漢學正在經歷一個複雜時期。很少有青年人願意加入到漢學研究隊伍中來。我和亞歷山大·羅曼諾夫均年過半百,卻是所里最年輕的學者。學者老齡化問題在遠東研究所最為突出,形勢也最為嚴峻。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還有一些對中國古代歷史感興趣的學者,他們甚至可以無報酬工作。但是,當代中國研究就不那麼樂觀了,因為多數年齡稍長的漢學家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領域,從事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學者屈指可數。

閻國棟:中國的歷史研究正在向更細化和深入的方向發展,尤其是社會史、環境史、經濟史等領域的研究近年來取得了很大進步。俄羅斯學者在這方面有無跟進,或者說有何建樹?

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研究中國政治史是俄羅斯漢學的傳統優勢,在共產國際以及早期中共黨史研究方面,俄羅斯漢學家做了許多工作。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俄羅斯開始重視對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研究。遠東研究所目前有3位學者從事中國環境史研究。此外,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研究也一直在持續。

閻國棟:與中國學者的中國歷史研究相比,俄羅斯學者的中國歷史研究主要創新價值表現在哪些方面?

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俄版《中國通史》項目啟動之初,齊赫文曾經設想過邀請中國學者參與撰寫,由俄方支付一定費用。後來發現向中國作者支付稿酬的想法難以實現。我對20世紀這段歷史的感受更加深切。在中國政治歷史研究方面,我們有一定的優勢,這主要是因為運用了一些與中國學者不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俄羅斯收藏的20世紀20—50年代關於中國的檔案。我們的漢學家對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卓有成效,尤其是對中國經濟的走向和潛力進行了比較好的研究和預測。與西方學者相比,我們的研究偏見更少,更加註重事實、更加客觀全面。

閻國棟:您對中國學者的俄版《中國通史》研究有何建議?

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我們很想知道中國相關領域學者對這一著作的評價,希望我們的視角和觀點對中國的歷史學家有所裨益。由於在獲取中文文獻和閱讀中文文獻方面有先天不足,我們的研究難免有缺憾,歡迎中國同行進行批評,這將有利於我們共同的科學事業。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肖玉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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