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在定州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蘇軾仕途達到頂峰，以兵部尚書主持完皇帝的郊祀大典後，進官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
此時，哲宗皇帝親自主持朝政，而支持「元祐更化」的後台高太后讓權，一場政治鬥爭、人事變更的暴風雨驟然而起。蘇軾意識到國事將變，自己必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果然，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朝廷內部黨爭加劇，蘇軾、蘇轍兄弟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連上七狀，蘇軾被以「訕謗先帝」的罪名屢遭彈劾。
八月，蘇軾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事及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除知定州。
此時是東坡一生中最危難的時刻，官場失意，賢妻亡故，無疑給他以極大的打擊。東坡的心情是極度悲憤、沉重和孤獨的，他在給弟弟的詩文中發出了「今年中山去，白首無歸期」的感慨。
迫於無奈，東坡於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二十三日赴定州任。
當時，定州是大宋邊陲，北臨契丹（後稱遼），管轄七縣一寨，河北軍區還要負責兩州三軍的防務（即定州、保州，安肅軍、廣信軍、順安軍），軍政責任重大。
蘇軾下車伊始即定下「整軍經武，振興經濟，關注民生」的治州方略。
此時，定州軍政腐敗，兵餉過低，軍營破爛，官兵貪污盜竊酗酒賭博的情況尤其突出，士兵毫無戰鬥力可言，強虜一旦入侵，必然一敗塗地。
東坡來定州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飭軍紀，他頒布約法三章，對紀律鬆弛、偷盜、賭博、酗酒，嚴加整飭。他向朝廷申請專款，修繕營房，使官兵的居住條件大大改善。
為了加強邊防建設，他在「弓箭社」的基礎上，發展民兵，組織各村各庄青壯年人，「帶弓而鋤，佩箭而樵」，邊生產邊備邊，遇有敵情，擊鼓相召，頃刻可招致千人赴前線自衛。
蘇軾又著手發展生產，振興經濟。為了安撫百姓，蘇軾明令禁止徵收苛捐雜稅。並兩奏朝廷：實行「糧米減價」和「開倉貸米」，讓農民「候豐年以還新官」。用此法使定州5萬饑民度過了荒年。
他還開發城北的兩千多畝水地引進稻種，授百姓以技術，這年此地千頃碧綠，產米頗豐。
蘇軾下鄉時看到農民邊插秧邊輕聲歌唱，心下琢磨，插秧本是勞累枯燥的活，唱唱歌可以解除疲勞，又能提高勞動效率，於是就把農民的歌曲記錄下來，然後去粗取精，為他們填寫通俗小調，名為「稻秧歌」。現在還流傳著「水上白鶴驚飛處，稻禾千重盡秧歌」的歌謠。
蘇軾是個興趣極廣的人，有了餘閒，當然不會讓生活如此乏味。他喜歡出遊，這樣既可巡察民情又可觀賞風光，一舉兩得。
一次他與定州簽判李之儀沿著孟良河故道，曲徑回涉，溯流而上，穿越萬里口，透過蘆花叢，岩石兀立，柳暗花明，天工奇觀，展現眼前。興緻既來，揮毫而就，寫下著名的詞《行鄉子》：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
酒斟時、須滿十分。
浮名浮利，虛苦勞神。
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
且陶陶、樂盡天真。
幾時歸去，作個閑人。
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編者註：此說存疑）
儘管蘇軾在定州任上忠於職守，一振頹風，取得令人矚目的政績。但朝中恢復熙寧、元豐新法，打擊元祐大臣的政變在哲宗的支持下十分囂張，1094年閏四月初三，蘇軾接到被「責知英州（今廣東英德）軍州事」的詔令。
才到真定(今正定，欒城北鄰)，又接重新論罪的新命，認為對蘇軾處理太輕，「告下降充左承議郎，仍知英州」。
之後更被貶官惠州、儋州，從蠻山瘴雨的嶺南，到孤懸海外的儋耳，真正是萬里投荒歸期無日。
但蘇軾畢竟是蘇軾，他能駕一葉扁舟，出沒於驚濤駭浪而從容應對，豁達處之。在白露橫江、清風徐來之際，他以自己更為曠達、疏狂的性情和俯仰萬世的思考，來壓制內心深處對人生變遷、世事無常的感傷。
於是，所有的不幸與困苦，都在這曠達的胸中渺小得如同一縷遊絲，一縷輕塵。在這場與邪惡的拔河中，蘇軾取得了心靈上的勝利。
於是，他遠離了喧囂，回歸於清純空靈，他習慣了淡泊，才情更加俊逸洒脫。
蘇東坡在定州任上，常以詩文抒發自己的感情，著述頗豐。據考，他在定州的半年時間裡，創作詩29首、詞1首、賦2篇、銘1首、頌1首、祝文8篇、祭文3篇、表6篇、啟6篇、奏議6篇，凡63首（篇）。其中，《松醪賦》和《鶴嘆》、《雪浪石》等詩成為不朽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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