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在中華文明對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

書院是中國歷史上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形式，在書院發展的一千多年歷史進程中，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象徵，更是中國文化向域外傳播的窗口。書院之名起於唐代，由最早的修書、藏書的機構，逐步演變為具有教學、研究功能的場所，書院制度在宋代不斷發展、壯大、成熟，清代是書院發展的鼎盛時期，無論是窮鄉僻壤，還是邊陲小鎮都可見到書院。不僅如此，書院還隨儒學走出國門，在朝鮮半島生根、萌芽、興盛起來，對中國文化傳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文化成為書院普及的思想基礎

朝鮮朝時期書院設立過程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朝鮮半島書院的大規模興起並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與當時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密切相關。隨著書院的興起，官學在朝鮮半島廣泛建立，科舉制度已經成為知識人入仕的途徑，修身、治國、平天下思想也已成為社會教育的主流價值理念。然而，到了朝鮮中宗（1506─1544）時期，科舉制度混亂，官學學生人數驟減。隨之而來的私學興起為書院建立提供了契機，新興的士林派開始聚徒講學，寺廟道觀教學成為了一種社會風尚。

書院是鄉村儒林士人談論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聚會場所。士林派主張實施道德政治，培養崇尚道德的學者。為了擴大自己在鄉村的勢力，他們在鄉村活動中嘗試推行鄉飲酒禮，使民眾認識道德的重要性，進而倡導文廟宗社運動。當時朝鮮儒學者金宏弼和鄭汝昌等對此給予了積極支持。這對朝鮮書院的產生起了推動作用。趙光祖一派依靠新興士林開展文廟宗社運動，摸索新的學校體系，朝鮮書院的合理性得到了官方認證，進而形成了書院的最初形態。1541年周世鵬（1495—1554）被任命豐基軍輸，他推進了朝鮮書院進一步發展，在1543年修建了儒學者安珦的文成公廟，建立了兼顧儒生教育的白雲洞書院，並向國家要求賜額和支援。隨後嶺南監司為保證白雲洞書院的長久運營，購入了學田和附屬院落，並在物質上、財政上給予支持。

中宗後期，士林派在提倡鄉村教育過程中，朝鮮書院的設立和發展成為鄉村活動合理化的向心力，文廟祭祀和教學體系革新逐步制度化，朝鮮書院體製得到了進一步完善。以白雲洞書院為例，初期以寺廟為主，書院只是儒生教育的建築物名稱，以寺廟的附屬形式存在，後期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書院。

朝鮮書院的獨立性格和其制度化離不開李滉的努力。1550年，李滉要求明宗在白雲洞書院玉璧提匾，之後全國各地的書院都要求賜書。肅宗時期有131個書院要求賜書，這也是朝鮮書院得到國家認可的一大標誌。李滉根據認識水平將教化對象區分為一般百姓及士林，同時借鑒中國發達的書院制度，制定書院院規，對書院的學習活動和運營方案都做了具體規定。宣祖（1552—1608）時期，李珥為求教育實效，建議書院院長從休官者和退官者中選拔並將其制度化。

朝鮮書院建立和變遷過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明宗時期屬於書院的初創期，此時期初設書院19所；宣宗到顯宗時期是書院的發展期；肅宗開始到英祖時期是書院的濫設期，此時書院、祠院、精舍界限模糊，相似名稱的機構共1000餘個；英祖17年後是書院的撤廢及衰退期。到了19世紀，朝鮮書院大部分由創建者的後孫經營，書院逐步喪失了禮樂教化的功能。1864年興宣大院君在對書院的社會作用進行調查的基礎上，開始考慮是否將其撤廢。1871年，官方為了振興學術，決定在全國挑選學問優秀的人物，按照「一人一院」的原則，僅保留書院47所，其餘予以撤廢。47所書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書院有玉山書院、陶山書院、龍山書院。

由於歷經戰爭破壞，到1945年韓國光復時書院損毀殆盡。韓國文化部特別出資支援修復、重建，恢復原貌，書院的文庫、藏書才得以傳承了下來。20世紀80年代後，韓國開展「青少年人性教育現場教室」活動，通過對先賢的祭祀提高青少年涵養，書院的社會教育機能興起，並承擔著監察地方民風民俗的作用。據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8年10月統計，韓國現存具有社會機能的書院共有581所。書院不僅在韓國歷史上，而且在現代社會對於塑造社會價值理念、淳化社會風氣、踐行良好民風民俗起著無法替代的作用。

書院是中華文明傳播的基地

中華儒學思想、知識範式和價值理念依託書院在韓國發展、傳播，韓國書院成為傳播中華文明思想的基地。朝鮮朝時期，書院是儒家知識分子的集聚之地、士人弘道的場所，書院發揮著社會教化功能。讀書人在鄉村讀書講學，從事教育活動，以儒家的治國平天下為根本指導思想，以君子、聖人品格為個人道德修養的最高理想。士林派主張發展道學政治培養人才，振興儒教禮樂教化，書院的教學內容主要以小學、四書、五經、家禮、性理大全為主。朝鮮朝時期，出於對朱熹的崇拜，書院把朱熹的《白鹿洞學規》作為藍本，制定了各自的院規，進而加快了書院的制度化過程，書院也開始承擔知識傳承與文化傳播的使命。此外，朝鮮書院開展的祭祀活動表現為一種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和踐行，書院祭祀活動可以增強士人對於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認同感，朝鮮朝時期書院的祭祀對象頗為廣泛，主要有先聖、先賢以及歷代儒學大師，既有中國的先聖先賢，也有朝鮮朝時期的儒學大家。禮學在朝鮮朝時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和繁榮，文廟的建立相當普遍，傳統的冠、婚、喪、祭等禮儀已經在全社會得到了普及。孔子被奉為先聖，尊孔敬孔的活動經久不衰，其祭禮的規格也越來越高，以至成為國家之大典。隨著中華文明的傳播深度和廣度增加，古代朝鮮社會形成了崇拜中國文化的社會風氣。全面了解書院在朝鮮半島的發展過程、社會功能及歷史地位，有益於我們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的情況以及中華文明走向世界的歷程。

書院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華文化傳播方面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我們研究書院不僅要著眼於它在中國社會生活各方面產生的極其廣泛的社會影響，還要放眼世界，關注其在國外生根、發芽，對傳播中國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在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和魅力日益彰顯的當下，我們從東亞歷史中看到書院在傳播中華文明中所起的作用，認識域外書院所承載的中華傳統文化精神，對我們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精髓所在，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有著重要作用。

（本文系天津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14YZD-1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倫理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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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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