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具有區域王權的早期國家

浙江餘杭良渚遺址是中國第一個進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新石器時代（銅石並用時代）遺址，被視為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實證，世界遺產委員會稱其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考古學家嚴文明和張忠培都認為良渚已進入國家階段和文明社會。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等稱之為「東亞最早的國家社會」。

良渚文化確已進入文明社會

文明是最廣泛的文化實體，指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國家的出現一般被視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最重要標誌。良渚遺址包括約30萬平方米的宮城、300萬平方米的內城、630萬平方米的外城，以及十數座高、低水壩等，規模之宏大前所未見。科林·倫福儒和劉斌認為，其水利工程的規模可能比埃及和蘇美爾的還要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寧遠估計所有工程的總土方量在1000萬立方米以上。此外，製作大量珍貴玉、漆、象牙、陶器等所需的專業人工數量也很龐大。可見良渚有著非常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非國家無以為之。

據北京大學趙輝估算，佔地約1000平方千米的良渚大遺址群，當時應該有大約3000個村落，才能生產出供養良渚古城大約2萬人口所需的稻米。照此推算，數萬平方千米的整個良渚文化分布區，同時期聚落當數以萬計，人口或有百萬之眾，卻只有良渚古城這樣一個超級中心聚落和政治文化中心，城鄉分野明晰，統一程度頗高，儼然國家景象。

張忠培將良渚墓葬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級同時隨葬玉琮和玉鉞，推測墓主人生前既掌握神權又控制軍權，可稱「神王」，他們是良渚社會君臨天下的最高統治者；第二等級生前當掌握軍權，死後以玉鉞隨葬；第三等級當為生前具有行使軍事職能權力的兼職戰士，死後隨葬石鉞；第四等級當為普通農業勞動者，死後無石鉞隨葬。這顯示出當時存在明顯的階級分化和較為嚴格的禮制。良渚玉器上的完整神人獸面徽紋，基本僅見於反山、瑤山等最高級別大墓，稍低級別的墓葬只有簡化徽紋。趙輝認為，神人獸面紋代表了「良渚人心目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認為其是「維繫良渚社會穩定的唯一標識」。高度統一、層級清楚的宗教崇拜當是維護良渚社會穩定統一和組織動員國力的強大武器，與「鉞」所象徵的軍權互為表裡。

良渚的精緻玉器、嵌玉漆器、刻紋象牙器和刻紋陶器，以及高質量木作，顯示貴族控制下的各類手工業技術已達很高水平，專業工匠的存在毋庸置疑。如北京大學秦嶺所說，良渚玉器生產的「標準化」和使用的制度化，超過中國新石器時代任何文化，非文明社會無以當之。此外，良渚陶器上面常見各種類似文字的符號，不少結體複雜，有的甚至數「字」成行，可能就是原始文字，這類原始文字當時可能多數寫在竹木絹帛之上，難以保存至今。所以，我們不能輕易斷言良渚為無文字的文明。

即便按照西方學者最早提出的標準來判斷，距今5000年左右鼎盛時期的良渚社會，也與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一樣，確已進入文明社會和早期國家階段。

良渚古國具有區域王權

如果擴大視野，會發現距今5000年以後，在黃河流域和長江中游地區，存在至少三個與鼎盛期良渚文化同時且站在文明社會門檻的文化，那就是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和仰韶文化，這幾個文化也都有古城、大墓和「宮殿式」房屋。只是這三個文化各自內部並不統一，不像良渚文化有著唯一中心，而且物質文化的發展水平也不及良渚文化。當然，四個文化之間還存在文明模式上的差異。比如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注重俗世和祖先崇拜，強調社會秩序，但大汶口文化的貧富差別更加明顯；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和屈家嶺文化宗教色彩濃厚，貧富分化明顯，但良渚文化的社會秩序比屈家嶺文化要嚴整許多。文明模式的不同也會影響我們對文明水平高低的判斷。

雖然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文明化程度稍遜於良渚文化，但其實力和良渚文化不相伯仲，它們之間相互交流和對外影響的幅度更非良渚文化可比。比如大汶口文化的尊、杯等因素向西可遠達關中地區，屈家嶺文化的斜腹杯等因素向北可傳至晉南地區，仰韶文化的藍紋等因素則東達海岱、南抵江漢。甚至良渚文明的衰亡也可能與距今4300年以後造律台文化的南下有些關係。比較而言，富足而自信的良渚文化似乎頗為「內向」，良渚古城的統治者主要在良渚文化範圍內實行統治，與黃河流域、長江中游地區諸文化呈現出互相對峙、分庭抗禮的態勢，而且彼此交流有限。如果和其他早期文明相比較，蘇美爾文明各城邦統治範圍狹小，被視為一個個具有小王權的「城邦國家」；埃及早王朝已經對上、下埃及廣大地區實行統治；二里頭早期國家（晚期夏王朝）對多元一體的早期中國大部地區實行統治。埃及早王朝和二里頭早期國家都被認為是具有大王權的「廣幅國家」或「廣域王權國家」。良渚古國的統治範圍比蘇美爾各城邦大，但比埃及和二里頭早期國家卻小許多，稱之為「區域王權國家」，或許更加合適。

蘇秉琦曾提出古代中國文明演進的「古國、方國、帝國」三大階段的方案，嚴文明和王震中分別將之修正為「古國、王國、帝國」和「邦國、王國、帝國」三大階段。從早期中國文化圈整體來看，良渚早期國家作為「區域王權國家」，僅相當於第一個「古國」或「邦國」階段，二里頭文化以後才進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國」階段。

「早期中國」孕育良渚文明

中國的地理環境相對獨立，使得早期中國文化具有土著性、統一性特徵，保證了其有機會長時期穩定連續發展。中國文化從舊石器時代就有一定特色，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崗時代已經有了「早期中國文化圈」的萌芽，初具穩定內斂、祖先崇拜等特質。距今6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在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大幅擴張和強力影響下，包括江浙在內的中國大部地區文化的統一性空前增強，正式形成以中原為核心的多元一體的「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同時最早在中原地區邁開了早期中國文明起源的腳步，隨後影響帶動中國大部地區進入一個普遍趨於文明化的時期。

比如距今6000年稍後，中原腹地晉南、豫西和關中東部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出現200—5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以及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社會複雜化由此發端；稍後黃河、長江流域文明曙光四處湧現，如距今5300年前後甘肅秦安大地灣40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房屋、河南靈寶西坡面積近20平方米的考究大墓、遼寧凌源牛河梁氣勢恢宏的「廟、壇、冢」祭祀遺存，以及山東章丘焦家、安徽含山凌家灘和江蘇連雲港東山村的豪華瘞玉大墓等，顯示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等都已站在了文明社會的邊緣。

同樣在大約距今5300年，崧澤文化蛻變為良渚文化，稍後大量人口移民至良渚地區。雖然在距今5000年左右氣候乾冷的背景下，良渚地區地下水位下降，初步具備了人居條件，但在那樣低洼的小平原地區，「治水」可能仍是頭等大事。大量人口的湧入還需要解決吃飯問題，刺激了灌溉稻作農業的迅速發展。大規模的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水稻農業，使得良渚社會生產力水平迅速提升，也極大地提高了良渚社會的組織動員能力和貴族首領的權力，從而催生出燦爛的良渚文明，這與蘇美爾文明的形成原因類似。歸根結底，良渚文明只是廟底溝時代以來長江下游地區持續文明化進程的結果，這一文明化進程的啟動還與來自中原的推動有關，且與周邊地區存在互動。因此，良渚文明形成於多元一體的早期中國各區域文化融合互動的背景之下，是早期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良渚文明影響「早期中國」

良渚文明時期主要向南擴張影響，浙江南部的好川文化、廣東北部的石峽文化等，都深深打上了良渚文明的烙印。良渚北部有強大的大汶口文化，江蘇新沂花廳殉人墓葬的發現，表明良渚人曾北擴至此，並與大汶口人發生戰爭，但這也是良渚文化向北擴張的最遠地點。西—西北方向是屈家嶺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地盤，良渚文化無力染指。無論如何，興盛期的良渚文明對作為早期中國文化圈主體的黃河流域和長江中游地區的影響還很有限。

良渚文明真正對黃河流域產生大的影響，是其進入晚期以後。大約距今4500年，在晉南臨汾盆地出現陶寺文化，其琮、璧、鉞、V字形廚刀等玉、石器，都明顯屬於良渚文化因素。陶寺近300萬平方米的古城，在中原此前從未有過如此超大規模的城，或許也是受到良渚築城理念啟發的產物。深受良渚影響的還有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陝西延安蘆山峁遺址等地精美玉、石器的大量出現。良渚文明的深遠影響，應當不僅僅表現在物質層面。良渚式玉器的出現，使得黃河流域人群終於找到了一種絕佳的高等級社會身份標誌物；良渚式大城出現的同時，良渚文明那套政治管理模式也可能相應滲透到中原和北方地區。可見良渚對中原和北方等地龍山時代的文明化進程有所促進。

更為重要的是，以陶寺文化為基點，琮、璧等玉器北向影響到老虎山文化石峁類型，西向影響到甘肅、青海、寧夏地區齊家文化，為這些粗獷的北—西北方文化平添了許多溫潤之氣。良渚玉器對臨近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當然會有更加明顯的影響，至龍山文化已經形成自具特色的玉器風格，並深刻影響到龍山後期江漢平原地區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出現。良渚文化的玉器傳統，還通過陶寺文化、龍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石峁類型等，傳承到更晚的二里頭文化（晚期夏文化），以至於商、周文化。

良渚文化雖然並非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前身，良渚文明也在夏代建立前夕衰落了，但良渚文明本身就是多元一體的早期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早期中國文明形成和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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