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鉤美國，中國靠「自主」創新可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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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中美貿易戰和華為公司被美國政府納入「實體清單」的情況發生之後，輿論場上流傳著不少與美國技術脫鉤的論調，而華為公司最新發布的半年報似乎給這樣的論調打了一針「強心劑」。不過，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依靠所謂的「自主創新」真的能讓中美科技脫鉤嗎？ 在20年前就曾多次報道過中美貿易之爭的賈鶴鵬，在本文中就「自主創新」和「科技脫鉤」問題，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撰文 | 賈鶴鵬（科學與創新文化評論人、康奈爾大學傳播學系博士）
責編 | 夏志堅
2019年7月的最後幾天，兩件事與中國的創新緊密相關。一個是7月24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與康奈爾大學等合作單位公布的2019年全球創新排行榜，中國繼續前進3位，位居第14名，繼續牢牢佔據中等收入國家在創新榜上的首位。
另一個人們更關心的消息是7月30日華為公布了其半年報。儘管有美國的打壓和由於谷歌斷供安卓系統導致的海外手機銷量下滑，華為的營收額仍然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3%（第一季度增幅是39%），包括受斷供打擊最嚴重的以手機為代表的消費者事業部。華為上半年智能手機出貨達到1.18億部，同比增加24%。
無疑，兩件事都讓人高興，尤其是後者。在許多人為華為公司取得的成果感到驕傲的同時， 「美國斷供不過爾爾」 的評論也在言論場上流傳，呼籲與美國或西方技術脫鉤的聲音自然而然地甚囂塵上。這一聲音伴隨著媒體對創偉力扣押華為貨物和聯邦快遞被指有意 「誤投」 華為包裹兩起事件的報道而被放大，因為這些事件似乎支持了全球化的供應鏈不可靠這種論斷。
但不論是仔細檢視華為半年報所體現的成績，還是從更加宏觀的角度審視中國創新取得的成就，都不能得出中國創新應該與西方脫鉤的結論。這一點，筆者在6月份發表於《知識分子》的「斷供華為意味著科技全球化的終結嗎？」一文中已經做出了初步論述。本文除了藉助最新事件進一步深化討論這一點外，也兼顧回答一些 「斷供華為」 一文的讀者評論，同時，也會對最近比較有影響的中美脫鉤說涉及到科技創新的方面發表一些看法。
自主創新的標杆並不完全自主
在深入討論本文主要觀點之前，我們要做一個界定，即本文所討論的 「創新」 並非是一兩項重要的科研成果，也不僅僅是一些重大發明。本文所說的創新一定是科技發展在產業或社會上的成功應用。按照這個界定，停留於論文層次上的科研成果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但類似兩彈一星這樣惠及整個國家發展的科技成果，無疑可以算是創新。 筆者此處刻意提到兩彈一星，是因為脫鉤論者最主要的一個證據就是，既然中國在封閉的狀態下能做出兩彈一星這樣重大的成果，那也完全可以在5G、大飛機等項目上完全獨立地自主創新。
但用 「兩彈一星」 成果來形容一種理想化的自主創新其實並不恰當。首先， 「兩彈一星」元勛們都在民國時期接受了系統的西方科學的訓練，大部分還有留學經歷（主要是高能物理髮達的美國和法國）。其次，在發展原子彈過程中，中國科技人員得到了蘇聯專家的極大幫助，並非白手起家。實際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發展原子彈過程中，中蘇政治上交惡，並非如早年宣傳的那樣對原子彈項目立刻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蘇聯專家撤走時也留下了大量資料。
這些早期的中蘇合作和資料，讓中國的兩彈一星科技人員，有大量可以依賴的路徑，他們面臨的挑戰更多是解決各種具體的技術問題，而不是重新建立一個開發體系。這些具體的技術問題當然有很大難度，但因為目標很明確，路徑總體上清晰，所以只要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持試錯，大部分能找到解決方案。
在兩彈一星開發過程中，當然有很多中國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自己獨創的成果，但總體而言，說兩彈一星尤其是最初的原子彈的開發設計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產物並不客觀。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兩彈一星的成功，是當時中國和蘇東集團（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合稱）一方的 「全球化」 的產物。
不同創新目標路徑迥異
隨著改革開放國力日漸強盛，中國在航天和軍工這些受西方封鎖的領域確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用它們來說明 「自主創新」 要與科技全球化脫鉤，同樣證據不足。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航天和軍工技術的創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在海量資源支持下，大規模工程試錯的產物。
軍工科技人員的聰明才智和貢獻無可置疑，但與市場化的民用技術不同，這樣的科技成果在開發過程中，具有明確的目標（基本上以美國相關領域最新技術為樣板），總體而言清晰的技術路線，允許不斷試錯、不用操心利潤甚至有不計成本的資源支持。更重要的一點，航天軍工等領域允許中國 「自行其是」 地認定標準。最後一點之所以重要，在於航天軍工產品不需要依靠競爭中與對手PK來贏得市場、更不用通過競爭與妥協來界定創新的目標，所以它們可以非常明確地聚焦資源的使用。
雖然不可避免的大規模工程試錯讓其有較高的成本，但因為目標明確，應該說在符合既定發展計劃的情況下成本是相對可控的。但中國的航天軍工領域在整體國民創新版圖中所佔的比例很低，其組織結構是封閉的，所以它們的創新成果既不能在量上，也無法在技術外溢意義上支撐和推動整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
與這些特定領域相比，今日經濟主戰場的創新則是高度競爭、市場與用戶導向、充滿了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廠商都不光要考慮科技先進與否，還要看用戶是否接受，而且還要充分考慮成本因素，在可以利用各種資源攤薄成本的情況下絕不猶豫（比如免費利用Android），這不是因為廠商唯利是圖或者忘記民族大義，而是因為市場條件下創新的基本狀況使然。哪家公司不想開發原創和獨有技術？假如這種技術開發成本不高，也不需要太高的推廣成本，開發者可以躺著賺錢，誰都想要這種 「自主」 創新。
不僅如此，更加關鍵的是，在市場充分競爭條件下，其實創新目標並不確定。完全 「自主」 地來創新，可能會遭遇自娛自樂、市場不買賬的代價。
以華為所在的5G通訊領域為例，直到幾年前各大廠商還不知道標準的5G應該是什麼模樣，就算自己有充分的技術能力，關起門來自己發展也是不可想像的。由於媒體的密集報道，我們知道，最終的5G標準，是各方博弈和妥協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固然需要自己的技術實力過硬，但同樣需要考慮供應商、客戶（電信運營商）、政府管制和普通終端用戶等方方面面的利益與需求。且不說依靠自己或者一國的力量發展絕大多數核心技術的做法在實踐上困難重重，就說這種博弈和妥協本身，都使得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研發技術並不可能。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先生讓人欽佩又充滿睿智地把這種狀況解釋為共同生存共同發展。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通過競爭形成的創新目標，要讓參與者在盡量發揮自己優勢的情況下，也給別的廠商留下發揮它們優勢的空間。
中國創新的路徑與斷供應對
說到盡量發揮自己優勢，就要承認，中國廠商的最大優勢不在於獨佔原創性技術，而在於對原創技術的大規模、低成本的工程化運用，中國龐大而統一的國內市場既是這種規模化工程應用的因，也是果，重要的是，這樣的市場不論是因是果，都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具備的條件。
這些觀察，在筆者以前的文章中已經反覆講過。了解這一點，就要看到，儘管表面上看起來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廠商似乎都在下游，最核心的技術主要在美日、核心設計在歐美、核心零件由東亞的日韓加上台灣地區生產，但這並不表明中國廠商就低人一等。其實多年來就有很多文章生動地寫過華為、中興等 「下游」 生產商，呵斥擁有高端原創技術的 「上游」 供貨商的案例，此處不贅述。
在美國開始禁運中興後，坊間開始批評這種安享 「下游」 的做法。的確，在下游確實有面臨斷供的風險，但如筆者此前的文章中所寫，在正常的全球化邏輯下，企業本身既不具有義務、也沒有意願和能力把技術斷供當成一個必須預防的選項。
而且，正如在過去幾個月我們看到的情形那樣，從5月中旬開始的斷供，對美國晶元和半導體廠商的打擊，絲毫不比對華為小。還在6月就傳出谷歌開始遊說美國政府允許它向華為供應 Android（放棄華為終端，意味著谷歌損失價值數億美元的高端用戶流量），不久又傳出多個美國半導體廠商通過海外設廠來規避禁令，繼續給華為供貨。另一方面，任正非先生頻繁接受採訪釋放出來的既樂觀又善意的信息（其中包括多次修改說法的備胎計劃），也讓人增添了對華為的信心。這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博弈。
需要指出的是，華為之所以看似比美系供貨商更能挺，其實並非是儲備技術或備胎立刻發揮了作用從而實現了 「自主創新」，也不光是靠著提前訂貨做的儲備。斷供之後，華為立刻運用以其龐大購買力為基礎的議價能力，轉向美國之外的日韓歐系廠商，這也是讓其在當前的博弈中獲得一定優勢的原因。筆者一個代理德國光電器件的朋友，藉助這個機會終於成功殺入了多年求之不得的華為供貨商行列，而且除了正常的商業條件外，他還必須簽署承諾書，聲明自己產品中的美國零件不超過25%這一美國商務部斷供的門檻。
在寫這篇文章前後的這兩周時間，局勢似乎進一步向有利華為的方向好轉。美國商務部看起來會批准更多美國廠商向華為供貨的申請，其中包括谷歌的 Android 和谷歌地圖等其他智能手機生態系統組成部分。
這種狀況，很難說是因為華為靠可取代供應商的自主技術而帶給其傲視供應商的優勢。首先這短短2個多月的時間不可能立刻發揮華為自主技術的優勢。其次，如果真是靠著自主技術的備胎，華為只要繼續發展自主技術就好了，有獨佔的利潤何必讓人？任正非也就不會說，如果解禁仍然會繼續採購美國廠商的高技術產品這樣的話了。
無疑，自主技術、尤其是對華為要發展自主技術的預期在這一博弈中能發揮一定作用，但它一定是與其它條件共同發揮作用的。對市場的掌控能力，看起來要比自主技術在這場博弈中發揮的作用更大。這也正是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廠商，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科技全球化的結果。
中美科技要脫鉤嗎？
雖然中美科技脫鉤如今已經成為一個時髦的表述，但從華為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不少政客會以推動中美脫鉤為目標，但實際的科技產業（基礎科學是筆者另外文章探討的主題，儘管基礎科學的脫鉤同樣非常困難）近年來所形成的中美兩強在產業鏈不同環節中互相依靠又互相利用的狀況，並沒有明顯顯露出脫鉤的跡象。
上面我們已經用華為在斷供後的經歷，說明了即便在斷供這種極端條件下，雙方仍然深深纏繞的情況。在沒有斷供這種極端條件衝擊的情況下，想打開中美科技產業彼此之間相互嵌合的利益、技術和產業鏈條，談何容易？
既然是脫鉤，必然是雙方反向而行。但按照上面的分析，在中國一方認為可以借貿易戰或斷供為契機，來發展獨立自主產業的想法並不現實。
就美國一方而言，一些支持脫鉤論的評論人士用美國廠商向越南等地轉移其在中國的生產能力，以及美國參議院保守派議員 Marco Rubio 禁止華為向美國廠商收取專利費的提案兩個案例作為證據，但實際上這兩個證據都不充分。
前者所說的產能轉移確有其事。但其實不能區分哪些產能轉移是因為中國生產成本更高（包括貿易戰加稅但不僅僅是因為加稅）所自然導致，哪些是為了避免產能受控或依賴於中國而導致的。只有證明那些轉移出中國的產能是因為要擺脫中國在產業鏈上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才能說明美方在脫鉤。否則，產能轉移不過是全球化過程中根據成本做出的調整（很多這種調整式的轉移其實也是中方生產商在向東南亞遷移產能），即便沒有貿易戰，這部分產能早晚也要隨著中國生產成本的高啟而逐漸遷出。這些轉移出去的產能，並不能改變在高科技製造業中，中美雙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也談不上脫鉤。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跡象表明離開中國的產能是為了壓制中國在高科技製造業產業鏈上的重要作用。
後者假如通過國會表決成為正式的立法，的確能作為脫鉤開始啟動的一個標誌，因為它標誌著美國要把既往全球化形成的平等和無差別保護知識產權這一基本規則徹底打破，這其實不止是針對華為，而是針對整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不過分析人士認為，這種沒腦子法案通過的幾率很低，因為它要打破既定的規則體系。也許特朗普和 Rubio 本人有這種意願，但精英的抵制、廠商的遊說和大選造成的階段性壓力都會讓這種意願很難實現。
實際上，正如筆者上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 「美國需要動用國家緊急狀態才能斷供華為充分說明了科技全球化力量的強大」；此處筆者要進一步指出，如果美國只有走到了需要通過破罐子破摔的做法才能做到不承認華為專利，這也說明了中美高科技製造業互相融合之深。這種深度融合既表明脫鉤很難，也說明，科技全球化仍然是中國企業創新之路上長期可以利用的資源。 最後，在本文收筆之際，筆者要強調，正像筆者以前的文章一樣，此文並不反對中國要發展自己的原創技術，但現實和筆者上面的分析都說明，不計代價只把是否實現 「自主創新」 作為單一或者最重要的目標，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即便在貿易戰和斷供背景下也是如此。與之相反，充分利用中國獨特的創新優勢，中國仍然可以在科技全球化的土壤中繼續獲得大量的資源。這些資源和中國不斷增長的利用它們的能力，恰恰是支持中國科技產業逐漸提升自主創新成分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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