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抗爭史：被迫嫁給3個男人，12年後我終於逃回家鄉

母親的回家路

噩耗

1999年農曆3月20日，四川渠縣臨巴鎮涼橋村何家灣西口，鄧國友老兩口呆坐在門前的高板凳上，一個不停吧唧著旱煙袋，一個在低聲啜泣，兩個孫子向學校請了假，剛上六年級的鄧小文坐在門墩上聲嘶力竭地哭嚎，小孫子鄧小武年齡尚小，面無表情地陪坐在哥哥身旁，偶爾跟著哭兩聲。

堂屋中央，鄧玉明的屍體被白布蓋著，睡在草席上。妻子蔣貴蘭在旁邊看守。剛過去的24個小時，除了要承受突來噩耗的打擊，晚間長征式的談判更讓她身心俱疲，這個女人到了崩潰的邊緣。

昨天下午，鄧玉明在隔壁雙河村楊二娃家的磚窯幹活時被垮塌下來的土塊砸中腹部，工友們抬著他趕往臨巴鎮醫院，半道上就掉了氣。蔣貴蘭和公公鄧國友得訊趕到時，鄧玉明已經被攤放在一輛四輪車貨廂里。

晚上，村支書鄧益青領著幾個支委，召集楊二娃一家、蔣貴蘭和她的公公鄧國友等十幾個人在磚窯旁的工棚里開會，協商撫恤金的問題。

談判過程中，鄧國友未發一言，這個常年在街上賣雞蛋和蔬菜的生意人似乎喪失了討價還價能力。兒子的去世，讓他初嘗心痛的感覺。蔣貴蘭全程只提了一個要求：不要撫恤金，村上和楊二娃一起安葬鄧玉明，撫養兩個孩子到18歲。

拉鋸了很久，雙方意見很難達成一致，天快亮時，談判才有結果：楊二娃一次性賠償8000元，交由村上分配至鄧玉明家的每一個人，另外單獨拿出600元作為鄧玉明的安葬費。

鄧國友、蔣貴蘭像木偶一樣被人拉著手在合同上按下指印。鄧玉明的屍體被運回家盛殮入棺，架設了靈堂，請陰陽先生看完地，做過一晚道場，隔日就被一群人抬到地里下壙掩埋。

整個生產隊的人都為鄧玉明的死感到惋惜。平日里，凡是有哪家需要人手幫忙，這個有著一膀子好力氣的年輕後生總是隨叫隨到，跟在自己家裡幹活一樣，做事乾淨利落。他沒有多少言語，唯手勤，贏得了全村人的讚許。

在鄧家，除了貴蘭為鄧玉明的死感到傷心欲絕，大兒子小文那些天把嗓子都哭啞了，很難接受父親的離去。小文12歲了，很快就要讀完小學，他早就知道鄧玉明不是親生父親，但仍不能接受鄧玉明去世的事實，自懂事以來，天天陪伴他的只有這一個爸爸。

過了兩天，蔣貴蘭找來幾個人幫忙把鄧玉明的墳頭壘好，燒完靈房，就打發小文和小武回了學校，她仍舊跟往常一樣，繼續在田間地頭勞作。

離家

對蔣貴蘭來說，似乎命運從來不曾眷顧她，只有貧窮和低賤長期籠罩在頭頂。

1987年，貴蘭為前夫付少強生下第五個孩子，在這之前，他們已經有兩兒兩女。當時，計劃生育的狂風還沒有掃過陝西紫陽縣東木鄉的巍巍群山。

新生命的到來，給一貧如洗的家庭增添了不少負擔。蔣貴蘭整日在地里刨食，維持全家的一日三餐。丈夫除了吃飯和睡覺，偶爾象徵性地搭把手，其餘時間都是拖著一把套繩在山裡遊逛，從來沒有帶過野味回家。

蔣貴蘭的娘家在當地有些實力，除她之外的五個兄妹家境都不差。唯一的兄弟是東木鄉的二把手，六妹是安康漢濱區衛生院的兒科醫生。貴蘭在家裡排行老三，因兄妹比較多，12歲時被當成童養媳送到丈夫家裡。貴蘭過去的時候老爺子還在，家道沒有完全衰落，後來才被丈夫一步步把家敗了。

蔣貴蘭沒上過學，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腦筋活絡，為人處事毫不遜色於常人。她有著超乎常人的心算能力，繳納公糧、提留款、教育集資，糧食菜蔬、油鹽醬醋買賣之類的事從不會有毫釐差錯。在她的操持下，這個孩子成群的家庭還算過得下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付家老爺子去世時，交到付少強手裡的房子是一個完整的四合院。到了1981年，經過幾次變賣，就只剩下兩間正房，勉強夠一家人遮風擋雨。對丈夫的敗家行為，貴蘭從來不敢插嘴，她已經多次領教過這個男人的拳腳。

第五個孩子出生後，貴蘭已經做好逃離的準備，要離開這個令她心灰意冷的丈夫。

夏天的某個早晨，貴蘭與丈夫因為一點瑣事大吵一架。她背起剛滿半歲的小兒子摔門走了。付少強以為貴蘭還跟往常一樣，只是回娘家或者到姊妹們家住幾天就回來，沒有阻攔。他沒想到，這是最後一次見到貴蘭和小兒子。

貴蘭沒回娘家，也沒去找她的兄妹。她背著小兒子，沿著通往縣城的公路行走，不知往哪去，只想走得越遠越好。夜幕降臨時，她靠雙腿丈量了40公里，來到縣城邊上的向陽鎮。

她曾經來過這個地方几次，那是給曾在這裡修鐵路的丈夫送飯，當時的工地就在向陽鎮火車站。這時她意識到，需要找地方歇腳，自己不打緊，身邊的小奶娃可受不了那份罪。

貴蘭來到向陽鎮火車站的候車室，想在這裡住上一晚，等明天再原路返回，或者到安康幺妹家耍幾天。

這個車站每天只有兩趟往返達州與安康的733/734次列車停靠，那是每個小站都停留的慢速綠皮火車。向陽站是紫陽最大的貨運車站，每天無數車皮將當地的茶葉、板石和鋇礦石從這裡拉往全國各地，夜間的候車室不關門，留給貨場的搬運工留宿休息。

那天晚上，孩子很鬧騰，不停地哭，怎麼都哄不住。候車室里除了幾個進入深度睡眠狀態的搬運工人仍在打鼾，大多數人都被孩子的哭鬧聲吵得無法入睡。在貴蘭旁邊的條椅上，一位帶著三歲左右男孩的中年婦女看出了她的窘迫，主動上前關心她和止不住哭聲的孩子。

貴蘭從早到晚一直在路上行走，早已腹中空空，實在沒有奶水餵飽孩子。小嬰兒不會像她那樣咬牙挺一陣，只知道用哭聲來表達訴求。對孩子哭聲的辨識能力，帶過孩子的女人是專業的，中年婦女把一個奶瓶遞給貴蘭，裡面是她給自己兒子沖兌的藕粉。

這個陌生人的小小舉動，讓貴蘭感到無比溫暖。

孩子喝完奶瓶，安靜地入睡了。中年婦女變魔術似的，從條椅下的編織袋裡拿出酥肉、油粿、炒花生之類的乾糧，塞到貴蘭手中，熱情的勁道讓貴蘭沒有機會拒絕。

貴蘭向中年婦女道了無數次感謝，這些東西對飢腸轆轆的她，就是雪中送炭。她邊吃邊與這位中年女人低聲攀談。

中年婦女叫鄧玉英，39歲，家住四川渠縣臨巴鎮涼橋村，老公姓楊，是生產隊的小組長。兩口子在農閑時外出賣力氣賺些零碎錢貼補家用，沒有固定工作地點，一般都是跟隨貨車皮在襄渝線上流動，這兩天準備坐回川的貨車趕回老家收割水稻，今天剛到向陽鎮，遇上車組重編，要耽擱半天，所以臨時在這候車室住下了。

從未出過遠門的貴蘭回想自己的婚姻生活，又聽到這位中年女人講了她的經歷，羨慕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聊到最後，貴蘭稱呼中年女人鄧姐，便很自然地談起自己曾經那些陰暗的日子，從12歲當童養媳嫁到丈夫家講起，直講到今天這場漫無目的的離家出走才結束。

鄧玉英邀請貴蘭到她四川的家裡做客，等家裡水稻收完，再一起搭乘北上的貨車回陝西。貴蘭清楚眼前的處境，感謝鄧姐的邀約，她沒有拒絕，準備帶著孩子來一次長途之旅。

第二天下午，貴蘭和鄧玉英一行坐上入川的貨運列車。這是貴蘭第一次坐火車，感覺並不美好，他們和搬運工人們站在車廂里，縈繞在身邊的是擁擠、黑暗、炎熱和令人窒息的腥臭味。向陽鎮離達州火車站只有200公里的路程，他們坐的悶罐子車用了20個小時才到達。

兩個拖帶著孩子的女人，不想繼續擁擠在黑暗潮濕的鐵籠里，在達州車站下車後，就在候車室歇了一晚。這裡離臨巴鎮車站有60多公里的路程，中間7個小站。第二天早上八點，他們買了828次列車的車票，每張票價4.5元，貴蘭出門時沒有帶錢，費用都由鄧玉英承擔。

這段行程只需一個半小時。貴蘭倚靠在車窗邊，看著閃過的山水、樹木、田園、村鎮，所有事物都那麼美好，尤其是火車進入四川盆地之後，出現的與陝南家鄉不一樣的地貌。她感到十分新鮮，老家山高林深，幾乎沒有水田，農作物除了玉米就是土豆，看著窗外一望無際的水稻田，簡直跟做了場美夢一般。

在臨巴鎮火車站下車後，約半小時路程就到鄧玉英夫婦家。鄧玉英的丈夫祖上也是很風光的人物，家裡修了很寬的房子，後來丈夫和小叔子分家，原來的房子一分為二，連體的青磚瓦房屋檐下開了兩道大門，門口的地壩是生產隊集中晾曬穀物的場所，面積有一個足球場那麼大。

當時家家戶戶都忙著收水稻。他們歇息了兩天，玉英家的水稻也開鐮了，在隊上找了幾個人幫忙，約莫兩天時間就全部收割完，脫粒後堆曬在門口的曬場上。那些天，全隊都在玉英家門口的地壩曬稻子，沒有劃分割線，但每家每戶都知道應該將稻子堆曬在什麼地方。

晚上大家把穀物聚攏在一起，似一座座小山。人們拖出涼席睡在谷堆旁，一是為了躲避房裡的燥熱，二是防止晚間天氣有變，有足夠的時間採取措施防止稻子被雨水浸泡。

全隊人夜間都聚在一起，談論收成、預判晚間的天氣，一片熱鬧騰騰的景象。在土地包產到戶之後，這樣的場景每年只在這幾天才能見到。

蔣貴蘭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熱心的婦女們爭相來到玉英家，要親瞧一眼這位陝西來的女人，送些家裡新炒的花生、小孩的奶粉米糊之類。貴蘭白天隨玉英一家人在田裡勞動，夜間跟隨著這群庄稼人分享豐收的喜悅。

在大家眼裡，貴蘭在田間地頭勞作是一把好手，比好多男人還要勝出一籌，待人接物也有分寸，性格靦腆但不自卑，皮膚略黑卻有光澤，在整個生產隊的婦女裡面，算得上出類拔萃。

人們從玉英口中得知了貴蘭不幸的婚姻，都替她感到惋惜，母子二人更增添了一絲憐憫。

成婚

半個月的光景，生產隊的水稻就收割結束，晒乾的稻子經手搖風車吹去秕谷和雜物，裝進了各家的糧倉。貴蘭準備辭謝鄧玉英夫婦，要趕回陝西老家。

玉英再三挽留，貴蘭仍要堅持回陝西，因為那裡還有她的四個孩子。在她啟程前夜，隔壁隊的鄧玉明找到玉英，請她幫忙向貴蘭說一下，想要娶這陝西來的女人。

鄧玉明和鄧玉英是隔房的堂兄妹，那時已經26歲。他比蔣貴蘭小11歲，家裡兩個老人，還有一個傻子哥哥和一個20歲出頭待嫁的妹妹，全家老小仰仗他一個人養活，家境有些困難，所以一直沒有成家。

玉英對鄧玉明家裡的情況再清楚不過了。她的娘家與鄧玉明家相隔不足百米，出嫁之前，兩人的關係勝過親姐妹。玉明是個忠厚老實的大孝子，瘦高個子，臉龐英俊，20多歲顯露出超越同齡人的成熟，更有一把好力氣和殷勤的雙手，深受村裡人喜歡，如果沒有那個整天無所事事，只會給人氣受的老頭子鄧國友拖後腿，家裡的光景早就跑到人前了。

鄧玉明的父親，全村的人都領教過。玉英平時叫他二爸，但一直以來都對這位神仙能躲就躲，在娘家的時候沒少受這個老頭欺負。她希望蔣貴蘭留下，跟堂弟一起過日子，卻不敢想像這位善良的陝西女人到二爸家會過上什麼樣的日子。

最終，她還是答應了堂弟的請求，竭力撮合他和貴蘭。

當天晚上的場景，跟貴蘭在火車站初遇玉英時有些相似，只是地點換成了玉英家的卧室。玉英將鄧玉明家裡的情況毫無保留地講與貴蘭，也跟貴蘭講到了老頭子鄧國友的古怪脾氣。她勸貴蘭多忍耐一點，等到以後把老頭子送老歸山，家裡光景一定會好起來。

她勸貴蘭不要回到原來那個不幸的家，既然選擇出來了，就再往前邁一步，畢竟這邊的條件比陝南還是好很多，只要日子過好了，以後可以回去把孩子們接過來享享福。

在玉英的勸說下，貴蘭再次做出重大決定。她要留在這裡撫養小兒子長大，待站穩腳跟就回陝西跟現在的丈夫離婚，接回家裡的四個孩子。

鄧玉明在玉英家裡住了半個多月，他跟著貴蘭一起幫忙給玉英家做農活，兩個人每天結伴出山勞動，或者帶著孩子到臨巴鎮上轉悠。臨巴鎮碼頭上南來北往的船隻停靠得密密麻麻，兩個人乘坐過河船到河東的沙灘上吹風，或者跑到繁華的農貿市場看琳琅滿目的農副產品。在蔣貴蘭眼裡，這些新鮮的東西即便在陝西老家的縣城也很難見到。

幾天短暫的交往，男人贏得了貴蘭的欣賞，讓她無法抗拒。貴蘭在玉英夫婦家住了不到一個月，便跟著鄧玉明走了。如果知道後面有一個惡魔在等待自己，她恐怕不會草率地把後半生交待給這個男人。

鄧玉明接走貴蘭時，給玉英家捉了一對公雞，買了兩包白糖，為貴蘭和孩子各做了兩身新衣服，買了一些小孩吃的豆奶粉。

玉英送貴蘭離家，沒有過多的祝福，只交待她無論如何都要好好過日子，說自己只是邀請你來家玩幾天換換心情，誰料今天給你當了一回媒人，恐怕往後的緣分就斷了，囑咐貴蘭多多保重。

玉英的那番話讓貴蘭難以理解，但是後來的情況正如她的預判，真是自古媒人難做。

鄧玉明四處托關係，給貴蘭母子上戶口，問村上要土地。最後村裡決定：沒有多餘的土地給貴蘭母子，也沒法把貴蘭老家的戶口遷移過來，只能解決孩子的戶口問題。貴蘭帶來的孩子被起名鄧小文，在村上落了戶。

村上還給鄧玉明和蔣貴蘭發了一張蓋有公章的結婚證。據事後了解，鄧玉明為了這張結婚證，將家裡僅有的幾隻還在下蛋的母雞都貢獻出來，還免費翻蓋了村委的辦公室。

貴蘭的境遇並沒有太大改善，一家六口住在兩間低矮的土坯房裡，屋裡沒有像樣的傢具，桌椅板凳都已包漿，髒得看不出來材質。兩間正房裡各鋪了一張床，老頭子鄧國友睡著一張，老伴和小女兒鄧玉梅睡另外一張，鄧玉明的傻子哥哥睡在隔壁柴房裡。

貴蘭來家之後，在廚房的草棚里用竹篾圈起一塊地方，夜間，貴蘭母子和鄧玉明一起擠在搭建的簡易床上。

一日三餐幾乎是一成不變的稀飯加鹹菜，貴蘭對此沒有絲毫不滿足，和鄧玉明沒日沒夜在田地里耕耘，不放過任何能種下一棵作物的角落，將少得可憐的土地利用到極致，但每年仍要經歷一個月左右的饑荒。新的一季莊稼收割前，鄧玉明挑著籮筐每戶借三五十斤糧食，待新糧打下又挨家歸還。

那些日子裡，貴蘭大部分時候吃飯都是在地里完成。小姑子鄧玉梅帶著孩子，除非孩子餓得哄不住了，才抱到地里讓她喂一口奶，晚上睡覺時，小姑子也會把孩子帶在身邊。

看著孩子面色泛黃，日漸消瘦，貴蘭多次跟鄧國友提起給孩子增添些有營養的食物，但老頭子對她置之不理。鄧玉明幫著貴蘭說了幾次好話，但收效甚微。

鄧國友每天會清點一遍家裡雞蛋的數量，誰都不要想偷吃一個。他將換來的錢悉數裝進腰包，或者給自己換些零食，床頭的箱子里總是放著一些水果、糖果和餅乾，用一把掛鎖鎖著，晚間睡覺時，從沒停過嘴。

逃跑

為了防止貴蘭逃跑，老頭子全面掌控著家裡的每一分錢。他指使女兒鄧玉梅將貴蘭的身份證及隨身攜帶物品騙過來，不知藏到了什麼地方。

貴蘭嫁給前夫時，娘家人陪嫁的一對銀手鐲也被鄧國友偷出來，拿到市場上換了30塊錢。為了更好地融入鄧家，貴蘭竭力避免和鄧國友發生正面衝突。但對方的無理取鬧總是陰魂不散，令她避之不及。

1987年秋天，地里菜蔬大豐收，鄧國友讓貴蘭夫婦幫忙挑到市場上出售。給鄧國友交賬的時候，老頭子覺得他們賣的價格太賤，指責貴蘭起了賊心，私吞錢財。

鄧國友有一幫做牛羊生意的夥伴，被他奉為座上賓，貴蘭不敢怠慢老爺子的這幫朋友。初來鄧家那兩年，這些人長期在家裡談生意，她必須放下農活做飯燒茶伺候。

1988年夏天，鄧國友和他的夥伴們為一單生意拉扯了很久，在家一待就是十來天。某天恰遇貴蘭忙於農活，午飯時間比平日晚了半小時，被這幫人報以不滿，鄧國友當眾責罵貴蘭沒有教養，是一個掃把星，讓她滾回陝西不要再出來禍害鄧家的人。

鄧國友辱罵貴蘭，鄧玉明在一旁只是安慰她。他是手藝人，農閑或者下雨的時候編一些背簍、簸箕之類的物件交給鄧國友到鎮上變賣；他在離家不遠的雙河村口租下一間茅草房，逢趕集的時候，與小徒弟一起給人打些鋤頭、犁鏵、鐵耙之類的農具，回家之後將掙來的錢全部上繳給老頭子。

鄰近幾個生產隊的住戶有翻蓋房屋的需求，也找他幫忙，鄧國友見兒子常常被人耽誤家裡的農活，到處說人壞話，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只好給他付工錢，這些錢最終也要交到鄧國友手裡。

鄧玉明的勤勞和敬業沒有給貴蘭母子帶來安全感，她很多時候還得依靠外人才能擺脫困境。

鄧國友的侄子名叫鄧玉泉，是帶著貴蘭母子來四川的鄧玉英的哥哥，住在他家隔壁。他長著一米八的個子和一副讓人見而生畏的面龐，平日不稱鄧國友二爸，而是直呼其名，鄧國友對他有些懼怕。

貴蘭初來時，鄧玉泉有心領養她的孩子，對她們母子格外關照。看到鄧國友無端責罵貴蘭，他總會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鎮住場面。後來，他的大女婿被招贅上門，就丟掉收養孩子的想法，對貴蘭家裡的事情不再過問。

1988年冬天，貴蘭第一次用逃跑的方式向鄧家人提出抗議。

小姑子鄧玉梅叫嚷著要吃炒米飯，貴蘭到廚房熱飯時用掉一個雞蛋，被鄧國友撞見。老頭子責罵貴蘭敗家，貴蘭如實交代是小姑子安排她做的，卻讓老頭子更來氣，說貴蘭不僅嘴饞，還把屎挑子扔給別人，不由分說就要一耳光打到貴蘭臉上。貴蘭本能一躲，老頭子沒能得手，便揪住她的頭髮，使勁往院壩里拖，扯掉一大把頭髮，撕心裂肺的疼痛感讓貴蘭幾乎哭不出聲來。在地里幹活的鄧玉明趕回家，老頭子順勢往地上一躺，大聲嚎叫貴蘭把他打了。

還有一次，小姑子責怪貴蘭兜不住事，跟她發生爭執，鄧國友撿起一根竹篙，朝貴蘭身上、腿上狠狠招呼。貴蘭忍著疼痛跑到院里，老頭子追打了幾百米，她身上皮開肉綻，衣服被鮮血浸透，腿上的幾道淤痕觸目驚心。圍觀的人群拉扯住老頭子，才制住這場家庭暴力。

貴蘭從小姑子手中奪過孩子，要帶小文回陝西。鄧玉明緊跟在身後，只顧勸她回家。他們在候車室坐了一下午，直到重慶到達州的827次列車遠去，才起身離開。

她和玉明去鄧玉英家，玉英幫堂弟安慰貴蘭，責備自己不該把貴蘭介紹到二爸家裡，大哭一場。貴蘭見這位隔房的大姑子跟著傷心，心裡的怨氣消了一半，又跟著鄧玉明回到家。

貴蘭與鄧國友的關係變得不可調和，從言語爭執逐步演變為慣常的家庭暴力。從遭遇鄧國友的棍棒那刻起，貴蘭就開始籌備逃跑計劃，三個月後，她第一次付諸實施。

那是初春的深夜，貴蘭偷偷背起小文，沿襄渝線往陝西方向走，準備沿著鐵路走兩站，中途再坐827次列車趕去達州。幾束手電筒光跟在身後，隱約聽到有人呼喊她和孩子的名字。她把小文從背上解下，帶孩子躲進鐵道旁的涵洞，輕輕捂住小文的耳朵，希望躲過手電筒的視線範圍。

眼看手電筒的燈光遠去，她卻在出涵洞口時摔了一跤，驚醒夢中的小文。孩子哭鬧不止，光線很快循聲而來，將母子二人攔截下來。

貴蘭偷跑過很多次，但身無分文的母子倆最遠只跑到臨巴鎮火車站，就被鄧玉明或者鄧國友找的人追回去。她想念家裡的孩子、娘家的兄妹，一直沒有放棄逃跑計劃。直到貴蘭在鄧家生下她的第六個孩子，回家的念頭依然鐫刻在心。

1989年7月，貴蘭在鄧家生下一個兒子，取名鄧小武。鄧國友把小武奉為至寶，整日形影不離，再也不正眼瞧看兩歲多的小文，也不再像之前那樣擔心貴蘭的逃跑。

小孫子降生的同年，鄧國友家裡發生了兩件大事：鄧玉明的傻子哥哥一頓飯偷吃掉十四個饅頭，被活活噎死；貴蘭的小姑子鄧玉梅嫁到縣城邊的平橋鎮上。

貴蘭夫婦依舊跟往常一樣，農忙時一塊播種、收割，鄧玉明在農閑時外出做零活，打鐵和編蔑的營生一直沒有放棄，糧食依然不夠吃，每年要挨過一個月的饑荒，貴蘭夫婦和兩個孩子擠在一張簡易床上，老頭子的脾氣還跟茅坑裡的石頭一樣，這個家裡隔三差五都少不了一場規模不定的爭吵。

屢次失敗的經歷，又多了一個孩子的拖拽，貴蘭的逃跑計劃越來越難實施，逃跑的頻次越來越少，她只盼著老頭子安分一點，自己少受些罪。

希望

1993年秋天，鄧玉梅夫婦把剛滿一歲的女兒扔到娘家，由鄧玉明一家人幫忙看管，兩口子到東莞打工。小文也快七歲，到了上學的年齡，鄧國友總說孩子還小，可以再給家裡干一年農活。他理直氣壯地說自己是個睜眼瞎，照樣活得很好，想不出來上學有什麼意義。

為了讓鄧國友同意小文上學，貴蘭找隔壁的鄧玉泉夫婦幫忙勸說，但老頭子油鹽不進。她又找到村上的鄧益青支書，剛好村上忙著落實上級義務教育的指標，支書親自上門做老頭子的思想工作，挨了一頓臭罵，也無計可施。

貴蘭到鎮上派出所尋求幫助，對方經不住她的軟磨硬泡，派兩個民警上門給鄧國友做思想工作。老頭子看到民警腰上閃閃發光的銬子，心裡發虛，只得答應讓小文去中心校上學。

鄧國友的親孫子小武一直不服他的管教，老頭子責怪貴蘭在孩子面前說他的壞話，導致爺孫關係不和。他看見親孫子跟自己有間隙，轉而對外孫女格外呵護，對女兒鄧玉梅一家人也特別關照。

小武越來越調皮，經常被老爺子訓斥，有時候還得受點皮肉之苦。

有一回，小武去老頭子的床頭箱子里偷餅乾，不幸被逮個正著。被老頭子痛罵一頓之後，他將餅乾全部扔進茅坑。鄧國友被小武激怒，一巴掌將他打翻在地，嘴唇開裂，鮮血直流。最後，小武的嘴角被縫了幾針。貴蘭抱著病怏怏的小武，直呼老頭子的名字，罵他沒人性，竟對四歲多的孩子下死手，如果小武被打死，定要拉他償命。

她突如其來的爆發，讓老頭子措手不及。很多人來到鄧家的院壩里圍觀，對貴蘭的支持呈一邊倒的態勢，不停指責、咒罵老頭子。

小武很長時間都沒有緩過勁來，變得少言少語，甚至有不知情的人把他當成啞巴。他的左耳流了半年膿水，最終聾掉了。

那天以後，鄧國友不可一世的氣焰收斂了很多。

1995年春節，老頭子召集全家人開會，把當家人的位置交給兒子鄧玉明。他手頭的錢沒有移交，也沒人知道具體數字。幾年之後，他的小女兒鄧玉梅夫婦準備買機器開廠，老頭子支援了兩萬塊錢。

鄧國友卸任時提出兩點要求：一是在他死之前不準分家；二是要給兩老口置辦好棺材。

貴蘭夫婦遵守約定，沒有分家；找木匠來家將兩口棺材打好，鄧國友驗收通過，木匠將老兩口的名字分別寫在上面，一口安放在堂屋的角落，一口擱置在鄧國友卧室的床前。

老頭子不再做牛羊生意，他的夥伴們都離他而去。他依然會將田地里的時令蔬菜、家裡的雞蛋拿去集市上售賣，換來錢給自己買零食，對家裡油鹽醬醋之類的事情不聞不問。鄧玉明遇到拿捏不準的事情時，還是會徵詢老頭子的意見。

村上掀起南下打工潮，年輕人結伴出門務工，家裡的土地沒人耕種，都找貴蘭夫婦幫忙打理。貴蘭夫婦一一承攬下來，到1997年底，家裡存糧8000多斤，鄧玉明再也不用挑著籮筐四處借糧。

1997年，貴蘭夫婦拿出手上的5000元存款，又跟在外務工的鄧玉梅夫婦借得3000元，修建他們的新房。他們在原址上建起兩層的樓房，底下一層五間，二樓只蓋兩間，留出一個平台用來翻曬糧食。

為了存放家裡的幾千斤存糧，樓梯間下面的空間被修成兩間倉庫，足以存放幾萬斤糧食。原來的豬圈也拆了，挨著正房修了一坡水的偏房，圈舍寬敞得足以養下十幾頭豬，都是紅磚青瓦結構。

和鄧玉明一起打鐵的小徒弟去了深圳，雙河村口的鐵匠鋪沒法再開下去。鄧玉英的小叔子楊二娃在鐵匠鋪旁開辦起村裡第一個燒磚窯，不能出門務工的年輕人都被他叫到窯上幹活。

農閑時，鄧玉明也去磚窯上幹活。他跟著其他人一起挖土，等制磚機開啟，又一起往漏鬥上倒土製作磚坯，直到磚坯裝進窯子，他們才回家忙活家裡的事情。等一窯磚燒完，他們又按前面的工序裝第二窯磚坯，每天大概十五至二十元工錢，按天結算兌現。

貴蘭夫婦憑著勤勞的雙手，讓家裡的光景不斷超越同村其他人家，不到半年時間就把修房時欠的外債還清。小文和小武兄弟、小姑子的大女兒都在中心校讀書，1997年夏天，小姑子又把剛滿月的小女兒送來娘家，由鄧國友夫婦照料。

1998年，鄧玉明一家在新房裡度過第一個春節。他們宰殺了兩頭過年豬，把在外打工的鄧玉梅夫婦叫回家來。春節前夕，鄧玉明花掉用兩頭肥豬換來的錢買了台17英寸的熊貓電視，他們是隊上第四戶買電視的人家。在新房裡，鄧玉明夫婦有一間單獨的卧室，小文和小武也不再跟父母擠在一張床上。

鄧玉梅勸貴蘭夫婦跟她到東莞打工，準備買幾台機器開一間做毛衣的工廠。她向兩位哥嫂借錢，鄧玉明夫婦剛修完新房，沒有餘錢支援她。老頭子鄧國友悄悄打開床底下的箱子，把兩萬塊現金遞給鄧玉梅夫婦，但是不准他們把貴蘭帶到南方。

春節過後，蔣貴蘭向鄧玉明提出一起回陝西娘家的事。鄧玉明答應了貴蘭的要求，考慮到過完春節就要忙著春耕，況且提前沒有準備，貴蘭娘家人多，目前手裡又沒有多少錢，決定把這事擱置一下，等來年春節再一起回陝西。貴蘭覺得丈夫的話有道理，她不想灰頭土臉地回娘家讓人看笑話，願意再等待一年時間。

鄧玉明悄悄找到老頭子，告知來年要跟貴蘭一起回陝西，老頭子堅決不同意他的做法。他說貴蘭在陝西有家室，貿然跟著回去恐怕她原來的丈夫找麻煩，扣留貴蘭母子。鄧玉明覺得老頭子分析得很有道理，只在口頭答應著貴蘭的要求，心裡盤算著等時間到了再找借口把這件事情推脫掉。

貴蘭找人幫忙給她的娘家兄弟寫信，想告知她的現狀和準備來年回陝西看望娘家人的事。鄧國友讓兒子悄悄改了這封信的地址和內容，不識字的貴蘭一點也不知情，見自己的信寄出去幾個月都沒有迴音，她很失落，回家的心卻更迫切。

這一年，貴蘭夫婦很賣力地在田間勞動，鄧玉明依然抽空到楊二娃的磚窯幹活。到年底，回報他們的是倉里多了幾千斤存糧，還有銀行里的3000元存款。他們用這些錢把室內裝飾了一番，家裡那些很有年代感的桌椅板凳也被當柴火燒掉，屋裡屋外的面貌煥然一新。

春節日漸臨近，貴蘭覺得自己與家的距離也越來越近。

突變

1999年春節剛過，貴蘭就要帶著孩子們回陝西，想在正月十五之前給娘家人拜年。不知是命運的捉弄還是老天的刻意安排，她的願望沒能實現。

重慶到達州的827次列車春節期間停開，要到正月十五之後才能重新開運。對回家的路，貴蘭只知道從臨巴鎮火車站坐車到達州，歇一晚再坐慢車到向陽鎮。

鄧玉明也不用費力地找理由推脫，這事很自然地擱置了。正月十五還沒到，貴蘭夫婦就忙著育秧苗，種玉米，生怕耽誤了時節，等忙完田地里的農活，已到清明時節，兩個孩子早已開學。貴蘭決定把回娘家的事情放在孩子的暑假，鄧玉明仍舊在嘴上應允著她的要求。

在貴蘭期待著回娘家的日子裡，噩耗傳來了。

農曆3月19日，鄧玉明本打算去地里給莊稼施肥，老頭子認為，這些活兒貴蘭一個人應付得過來，就讓他去楊二娃家的磚窯上幹活。到日暮時分，貴蘭得到了鄧玉明不幸去世的消息。

在與楊二娃談判賠償款的時候，鄧家這邊出面的人除了蔣貴蘭和公公鄧國友，還有隔房的鄧玉泉。楊二娃的哥哥是鄧玉泉的妹夫，註定這是一場不公平的談判。兩萬以內的賠償款，楊二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最終他只掏了一萬二就擺平了，這個磚窯老闆完全沒料到事情會進展得這麼順利。

楊二娃拿出來的錢，兩千元被他哥哥拿走，另外兩千元進了鄧玉泉的腰包。賠償給貴蘭一家的8000塊錢暫時由村委保管，過了很長時間，村上仍然沒有把賠償款交到貴蘭一家人手裡。

在貴蘭找村委要撫恤金之前，鄧國友私下已多次找過村支書，他讓村上不要把這筆錢交到蔣貴蘭手中，不然她拿到錢就會帶著孩子逃回陝西。同時，老頭子還威脅村上的幹部，要是把錢給貴蘭，讓她帶著兩個孫子回了陝西，自己就帶著老伴到村委會吃住，或者弔死在村上的辦公室里。面對這個習慣無理取鬧的老頭，村上的人也沒什麼辦法。

耐不住貴蘭的糾纏，村上召集他們一家人開會，對這筆撫恤金進行分配：鄧國友夫婦每人2000元、小文和小武兄弟每人1500元、蔣貴蘭1000元。每一位成員都在契約上蓋上手印。

鄧國友老兩口的4000元很快兌現，他把這筆錢寄給在東莞開針織廠的鄧玉梅，貴蘭母子三個人的錢依舊由村上保管，村上承諾孩子的學費由村委直接交到學校，直到這筆錢用完。

貴蘭多次跑去鎮政府和法院討要那一筆錢款，最終被當成纏訪戶，連這些單位的大門都進不去了。鄧國友繼續擔任當家人，貴蘭母子三人如困獸一樣，無力地抗爭著。

回家

鄧國友已經70歲，兒子去世以後，他比任何時候都擔心貴蘭帶著兩個孩子逃回陝西。他讓鄧玉梅帶著小文到東莞幫忙照看生意，但礙於小文年齡太小，玉梅決定等小文完成初中學業之後再接去廠里。

經過幾個月的思考，鄧國友做出一個大膽的舉動，要給貴蘭招贅上門女婿。他找到鄧玉英的丈夫，很直白的告知自己的想法，請他幫忙物色人選。

村上有一個40歲剛出頭的單身漢，名叫謝全，農忙時在家種著兩畝水田，閑時就在重慶碼頭上當棒棒。在鄧玉英丈夫的撮合下，鄧國友見到了謝全，說了想要招他上門的想法，對方很爽快地答應下來。

貴蘭無力拒絕老頭子的安排，她一個人實在扛不動這個沉重的家庭，只得再一次向命運低頭。當年九月，謝全和貴蘭的婚事敲定，鄧國友簡單宴請了親朋好友，謝全就搬來鄧家一起生活。

謝全像親人一樣對待鄧國友老兩口以及貴蘭母子三人，鄧國友對這個招來的兒子非常滿意。

貴蘭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過往和當前的想法說給了眼前這個男人。她跟謝全講到，老頭子這些年存下的大筆錢以及兒子死後分到的撫恤金都交給了女兒鄧玉梅，現在把你招贅來當兒子，僅僅是讓你幫忙維繫這個家的生計，順帶防止我帶著他的孫子逃跑回陝西。你的命運終會跟我一樣，在這個家裡沒有地位、沒有尊嚴，苟且地負重前行。我一定會帶著兩個兒子回陝西，如果一年不行就十年，哪怕等到孩子長大，也要回到自己的故鄉。

聽完這些，謝全決定幫助貴蘭逃離。

幾天後，謝全的哥哥辦生日宴，他徵得鄧國友的同意，帶著貴蘭母子三人一塊給哥哥祝壽。他送貴蘭登上由重慶開往達州的火車，給了她一筆足夠回家的路費，便帶著兩個孩子去哥哥家裡。

貴蘭在達州火車站候車室歇過一晚，趕到向陽鎮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下午六點。她沒有找地方休息，繼續頂著夜色前行，彷彿她離家出走就發生在昨天一般，這12年里，這條路跟來時並無變化。

貴蘭在半夜時分趕到東木鄉政府大院，敲響了之前兄弟住的那家房門，但開門的人她並不認識。原來在貴蘭離家出走之後沒過幾年，她兄弟從鄉上調到城關鎮當了書記。

第二天一大早，貴蘭坐上到紫陽縣城的班車，在城關鎮找到她的兄弟，兄妹二人見面時大哭一場，把這十多年來發生在身邊的大小事情都向對方傾訴。

貴蘭離家出走後，原來的丈夫付少強於去年冬月里去世，兩個女兒一個嫁到了河北邯鄲，一個嫁到同村，都有了孩子，大兒子在山西煤礦打工，二兒子在河南安陽當了上門女婿，目前房子已經沒有人住，房門常年鎖著，由鄰里幫忙照看。

貴蘭知道留在前夫身邊的四個孩子吃了不少苦，若是自己當年不賭氣離家出走，那個家庭或許不至於破落到如今的樣子，對於四個孩子的現狀，她還是可以接受的，大家都活著，已經足夠了。

貴蘭把自己的處境跟弟弟詳細說了一遍，當天就擬定好計劃。轉天，兄弟向單位請了假，找了一位朋友跟著一起南下四川渠縣。

兄弟帶著介紹信，和貴蘭在臨巴鎮政府、涼橋村委都跑了一趟，交待了要接貴蘭母子三人回陝西的事情。只有村支書鄧益青象徵性地要挽留貴蘭母子，一邊說這是自己村上的村民，大家都是有感情的，一邊很利落地安排人把4000元現金交到貴蘭手中。

貴蘭回到鄧家收拾行李，發現倉里的糧食、圈裡幾頭即將出欄的豬在她離家的這兩天全都被賣掉，她沒有找老頭子理論，只想著勇敢地帶著孩子飛躍大巴山，回到生養自己的故鄉。

她去鄧玉明墳前燒了紙，道了別，隨後到謝全家接走兩個孩子，對這個熱心的男人道了謝，就往渠縣縣城去了。在縣城住過一晚，第二天早上坐了貴陽到西安的快車，當晚就回到陝西紫陽。

掃墓

2019年清明節，貴蘭的兩個小兒子決定回四川給鄧玉明掃墓，這是他們父親去世20周年。孩子們徵求了她的意見，貴蘭決定跟著孩子們跑一趟。

回川的路途非常順暢，小文開車從G65紫陽上高速到G5515賨人谷下高速，全程用了三個半小時。

貴蘭一路上感觸很多，她講到當年準備從四川逃回陝西的時候，總覺得這段距離有萬里之遙，坐火車都要花兩天時間。280多公里回家路，貴蘭竟然花了12年才走完，現在，談笑可達。

時隔20年，她和鄧玉明修建的那棟樓房幾乎沒有變化；老頭子鄧國友已經90歲，除了瞎掉一隻眼睛，身體別無異樣，老伴十年前的某個正月初一去世，現在村上給他評了貧困戶。

隔房的鄧玉泉於十多年前去世，老婆在隔壁村招了一個上門漢；老支書鄧益青後來又當了兩屆主任，去年患了胃癌，被送到達州化療去了；當年帶著貴蘭到四川的鄧玉英被切掉一個乳房，全家人隨兒子到成都定居，再也無法聯繫；楊二娃的磚窯早就停擺，又在隊里的堰塘養起了草魚；鄧玉梅夫婦把東莞的針織廠關停，在浙江嘉興重新開羊毛衫廠，兩個女兒都已出嫁，兩口子在渠縣縣城買了房。

幫助貴蘭逃回陝西的謝全已經干不動棒棒軍，討了一個二婚的老婆一塊務農，孩子在縣城的超市打工。

小文、小武在鄧玉明的墳前燒了一大堆草紙。放花炮，磕頭之後，兩兄弟被貴蘭支開。她一個人站在墳前獨自說了好久的話，傾訴了很多事。

兩個孩子都改了前夫的姓，現在都成了家，其中老大讀了很好的大學，當了公務員，小兒子在外面開服裝廠；自己回陝西之後，沒有改嫁，把前夫的家重新撐起來，分散在外的孩子們被重新團聚成一家人，過年的時候，一家人要兩張桌子才能坐得下。

兩兄弟商定，小武獨自開車回陝西，小文帶著母親坐火車返回。

襄渝線改建後，原來的很多站點已經撤掉，那種每個小站都停靠的火車也沒有了。小文帶著母親乘坐最慢的那趟火車，他們從臨巴鎮火車站出發，在達州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坐慢車回到紫陽，走過當年母親背著他從陝西到四川，又從四川回到陝西時一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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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付先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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