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還是工程師？宏觀經濟學家的雙重角色

轉自：經濟學原理

哲學園鳴謝

原文：曼昆 翻譯：余江

經濟學家們喜歡擺出一副科學研究者的模樣，對此我心知肚明，因為我自己也經常這樣干。

在給本科生上課的時候，我很刻意地把經濟學描述成一門科學，以免學生們在開課的時候就把它當成不切實際的文科。

在大學裡，物理系的老師們可能會覺得很有趣，因為我們喜歡拿自己的學科和他們攀親，我們會及時提醒大家，經濟學家們在用精確的數學來構造理論，收集龐大的個體和總體行為的數據，並採用最高深的統計技巧，來獲取不受偏見和意識形態干擾的實證結論，至少我們自己是這樣期盼的。

當美國經濟在掙扎著擺脫衰退的時候，我去華盛頓擔任了兩年的政府經濟顧問。在那之後，我意識到宏觀經濟學這個分支與其說是天生的科學，不如說是某種應用工程。

上帝把宏觀經濟學家們派到地球上來，並不是讓他們去構想和檢驗精美的理論，而是要解決實際問題。

而且，他扔給我們的問題絕非小事。催生宏觀經濟學的大背景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是前所未有的經濟崩潰，當時，人們的收入水平大幅降低，失業迅速蔓延，毫不誇張地說，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生存都受到了質疑。

本文將總結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簡史，並對已有的成就進行評價。

我的觀點是，這個領域的發展應歸功於：

兩類宏觀經濟學家——

其中一類把自己的工作理解為應用工程，

而另一類則更傾向於科學。

工程師們最關注的事情是解決問題，而科學家們的目標則是闡明世界的運作規律。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的研究重點也在這兩種動機之間搖擺。早期的宏觀經濟學家主要是致力於解決實際問題的工程師，而最近幾十年來，學者們則把更多的興趣放在了開發分析工具和建立理論原則上。不過，這些工具和原則在應用方面並沒有突出表現。隨著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科學家與工程師這兩派的觀點不斷交鋒，有時能給整個學科的進步帶來益處，有時也令人失望。宏觀經濟學的科學和工程這兩個部分現存的巨大鴻溝，對所有從業者而言都應該是個令人沮喪的事實。

為了避免任何誤解，我需要首先申明：本文講述的並不是一個誰好誰壞的故事，無論是科學家還是工程師，都不代表更高尚的品行；這也不是一個關於深刻的思想家與淺薄的操作工的故事，科學家們在解決實際問題上缺乏經驗，而工程師們在討論研究課題方面同樣不在行。在這兩個領域，最尖端的課題都是極難的，具有同樣的智力挑戰度。

我們所在的世界既需要科學家，也需要工程師，因此這兩個領域的宏觀經濟學家都必不可少。但我想，假如這個行業的研究者們能記住自己學科的雙重角色，那將有助於該學科實現更加平穩而豐富的發展。

凱恩斯革命

「宏觀經濟學」第一次出現在學術文獻中是在20世紀40年代，當然，它所研究的諸多對象，包括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增長、商業周期、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很早以前就引起過學者們的關注了。例如，大衛·休謨在18世紀就描述過貨幣注入的短期和長期影響，他的分析在很多方面與當代貨幣學家或中央銀行家的論述非常接近。1927年，庇古發表了一本名為《工業波動》的著作，試圖解釋商業周期。然而，宏觀經濟學成為一個顯著而活躍的學術領域，還是在大蕭條的陰影下，危機比什麼都更能吸引思想界的關注。

大蕭條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1933年，美國的失業率高達25%，真實GDP比1929年下跌了31%。與這次海嘯相比，美國後來的所有經濟波動都不過是平凡的漣漪。那個時期的許多著名經濟學家，例如勞倫斯·克萊因、弗蘭科·莫迪格利亞尼、保羅·薩繆爾森、羅伯特·索洛和詹姆斯·托賓等，都曾在自傳或文章里承認，大蕭條是影響他們職業生涯的關鍵歷史事件（Breit and Hirsch，2004）。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

凱恩斯的《通論》是探討當時形勢的學術焦點，上述五位諾貝爾獎得主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對此給與了確認。托賓於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哈佛求學，他報告了那裡的反應：「資深教員們大多抱有敵意……而年輕教師和研究生們則對凱恩斯的書趨之若鶩。」與通常一樣，面對新思想的衝擊，年輕人比老年人顯得更有遠見。凱恩斯與馬歇爾並列，成為30年代經濟學期刊中引用率最高的學者，他在40年代排名第二，僅次於希克斯（Quandt，1976）。這一影響持續了很長的時間，甚至在他去世的20年之後，自1966年到1986年，凱恩斯的引用率還排名第14位（Garfield，1990）。

凱恩斯革命不光席捲了經濟學研究，還影響到教學。薩繆爾森的經典教材《經濟學》是在1948年初版的，其內容反映了他希望對普通讀者傳達的有關經濟學的專業信息。今天我們對初學者講經濟學的時候，供給和需求無疑是核心，而在薩翁那本厚達608頁的教材中，直到第447頁才首次出現。該書上來就是宏觀經濟學，集中介紹了財政政策乘數、勤儉的悖論等概念。作者在第253頁寫道：「這些分析主要歸功於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如今已成為普遍的原則，被越來越多各個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所接受。」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凱恩斯於1936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簡稱《通論》

一位現代經濟學家在讀《通論》的時候，感覺將是既興奮又沮喪。一方面，該書反映了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對看似宏大無比的社會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面，儘管該書的分析非常廣泛，但在邏輯上卻似乎不完整，未完成的線索太多。讀者難免會留下疑問：要把所有這些論述串聯起來，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理論模型？

《通論》發表不久，整整一代宏觀經濟學家試圖給出這個問題的解答，把凱恩斯的偉大思想轉化成一個更簡化、更具體的模型。最早和最有影響的嘗試是時年33歲的約翰·希克斯（1937）提出的IS-LM模型，而26歲的弗蘭科·莫迪格利亞尼則發展和進一步解釋了這個模型。直到今天，IS-LM模型依然是使用最廣泛的中級宏觀經濟學教材中用以解釋凱恩斯思想的工具。某些凱恩斯主義者批評說，IS-LM模型過分簡化了《通論》中表達的見解，這樣的批評在某些程度上確有道理。但模型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原本很難把握的長篇大論進行簡化，而簡化和過分簡化的邊界實在難以劃清。

希克斯和莫迪格利亞尼這些理論家在發展適合教學的凱恩斯主義模型，而克萊因等計量學家則在開發可以用於數據檢驗和政策分析的更實用的模型。逐漸的，希望變得更加現實，這些模型越來越大，容納了數以百計的變數和方程。到60年代的時候，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模型，每個都有當時某位最權威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參與，例如，與克萊因有關的沃頓模型（Wharton Model），與奧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有關的DRI模型（Data Resource, Inc. model），與阿爾貝托·安多（Albert Ando）和莫迪格利亞尼有關的MPS模型（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odel）。這些模型被廣泛用於經濟預測和政策分析。MPS模型被美聯儲採用了很多年，後來在其基礎上又開發出了FRB/US模型（FRB/US model），並沿用至今。

儘管這些模型在細節上存在分歧，但彼此間的相似點還是主流。它們在本質上都採用了凱恩斯主義的結構，其構造者心目中都有著同樣的簡單模型，與今天本科生課程上講述的並無二致：IS曲線反映著財政狀況、財政政策與GDP構成的關係，LM曲線反映著貨幣供求，決定利率水平，然後用某種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線描述價格水平如何隨經濟發生變化。

在科學理論的貢獻方面，《通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引發的革命吸引了當時許多傑出的學者，而這些人的非凡貢獻為人們對短期經濟波動的解釋開闢了新的思路。對此，薩繆爾森（1988）後來做了一個精練的總結：「凱恩斯主義革命是20世紀經濟學發展中最重大的事件。」與他一個時代的許多經濟學家也有同感。

然而，凱恩斯革命並不能僅僅理解為科學研究上的進步，因為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講，凱恩斯和追隨他的理論家們都有著工程師式的情結。他們是被真實世界中的問題鼓動起來的，一旦開發出了理論，他們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付諸應用。直至1946年去世，凱恩斯本人一直深入參與政策建議實踐。美國的早期凱恩斯主義者同樣如此。托賓、索洛和埃克斯坦都曾在60年代從學術生涯中脫身，服務於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1964年最終通過的《肯尼迪減稅法案》，在許多方面反映了當時正在形成的凱恩斯主義共識。

新古典主義

到60年代晚期，凱恩斯主義共識開始出現裂痕，分歧逐漸擴大，最終導致了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瓦解，並損害了人們對原有計量模型的信心。此時，關於經濟活動的更傳統的觀點正捲土重來。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第一波浪潮是貨幣主義，代表人物是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57）早期關於永久收入的研究與貨幣和商業周期並沒有直接關係，但包含著商業周期理論的雛形。它在某些方面挑戰了凱恩斯主義的消費函數，也就是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政策建議的核心——財政政策乘數——的基石。假如像弗里德曼的理論所描述的那樣，短期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很小，那麼財政政策對均衡收入水平的影響就會比許多凱恩斯主義者所迷信的要小很多。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

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於1963年發表的《美國貨幣史》則更直接地分析了商業周期問題，也動搖了凱恩斯主義共識的根基。大多數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經濟體本身是很不穩定的，會經常受到投資者的「動物精神」的衝擊。而弗里德曼和舒爾茨則認為，經濟波動的根源並不在私人部門，而在於貨幣政策的失當。他們的意思是，政策制定者只需要按照很簡單的原則辦事，不給經濟活動製造麻煩就很好了。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貨幣總量穩定增長的建議在今天沒有太多追隨者，卻是通脹目標制的雛形，被許多國家的央行廣泛採用。

弗里德曼在1968年就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的演講辭，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Phelps，1968）都注意到了凱恩斯主義模型最薄弱的鏈條：描述失業率和通脹率反向變動的菲利普斯曲線。至少從薩繆爾森和索洛1960年的研究開始，某種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線便已進入凱恩斯主義的標準模式中，儘管這並非凱恩斯本人的理解。薩繆爾森和索洛非常清楚該曲線的弱點，因此在文章中給出了很多補充說明，解釋失業率和通脹率的反向關係在短期和長期內並不相同。可是，後來的研究者把這些告誡完全拋掉了。菲利普斯曲線為完善凱恩斯主義模型提供了捷徑，解決了價格為什麼不能實現市場出清和如何進行長期調整的棘手課題。

弗里德曼則指出，通脹與失業的替換關係在長期並不存在，基本經濟規律將發揮作用，貨幣會成為核心。上面那種反向替換關係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在短期內通脹率經常是無法預測的，意外的通脹會降低失業水平。弗里德曼把這種特殊作用機制稱為工人的貨幣幻覺。對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而言，弗里德曼把預期的影響作為核心因素考慮進來是更重要的貢獻。

於是，這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第二波浪潮——理性預期革命——鋪平了道路。在一系列重要論文中，羅伯特·盧卡斯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觀點，例如，有篇文章（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Lucas，1976）指出，主流的凱恩斯主義模型沒有認真考慮預期的影響，因此對政策分析毫無幫助，假如政府推行另外一套政策，那些模型所預測的實證數據關係就會崩潰。盧卡斯（1973）還提出了一套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的假設基礎上的商業周期理論，按照該模型，貨幣政策只有在出乎人們預料、並使他們對相對價格水平判斷不清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巴羅（1977）後來證明，這個模型得到了美國歷史數據的驗證。薩金特和華萊士（1975）則指出了一個關鍵的政策含義：既然不可能系統地欺騙理性的人，那麼致力於穩定經濟體系的貨幣政策註定要失敗。

新古典經濟學的第三波浪潮是真實商業周期理論（如，Kydland and Prescott，1982；Long and Plosser，1983）。與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的理論相似，這些理論同樣是建立在價格會迅速調整、以實現市場出清的假設之上——也是它們和凱恩斯主義的根本區別。但與前輩不同，真實商業周期理論在解釋經濟波動的時候完全忽略了貨幣政策的影響，不管人們是否能夠預期。他們把研究重點轉向了技術因素的隨機衝擊，以及這些衝擊引致的消費和閑暇的跨時期替代關係。

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三波衝擊之後，宏觀經濟學理論變得更加嚴格，也更多結合了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真實商業周期模型是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理論的特例，這正是該理論最大的賣點。逐漸的，這個研究的支持者已經偏離了原來的假設（即商業周期是由於真實因素而非貨幣因素的衝擊所導致的），他們開始強調自己的研究在方法論方面的貢獻。今天，許多新古典學派的宏觀經濟學家很樂意接受凱恩斯主義關於價格粘性的假設，只要這一假設所在的模型認為，經濟個體有理性和前瞻性即可。由於重點的轉向，術語也出現了更新，這類研究經常會貼上「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的標籤，但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20世紀70—80年代，當新古典主義的三次浪潮接踵而至時，它們的目標之一就是把過去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在科學和工程方面都徹底淘汰。在一篇名為《凱恩斯主義之後的宏觀經濟學》（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1979）的文章里，薩金特和盧卡斯這樣寫道：「在政策建議上有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與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建議相比，乃至與外行人的建議相比，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建議並不具備更牢固的科學基礎。」儘管薩金特和盧卡斯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建議是建立在錯誤的理論之上，但他們也很清楚，當時的新古典學派還沒有勾畫出可以呈現給決策者的替代品：「我們認為，在目前最好的均衡模型的基礎上，將發展出更好的、可望在政策制定方面發揮實際作用的新模型。」他們還斗膽預言，「如果幸運的話，在10年之內」這樣的模型有望成為現實。在後面我會講到，這一預測是否真的如其所願。

從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新古典運動的參與者並不羞於表達自己的志向，也很為已有的成就感覺自豪。在1980年發表的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終結》的文章里，盧卡斯做了更直白的評論：「在40歲以下的優秀經濟學家中，已經沒有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研究稱為『凱恩斯主義』了，把某人列入『凱恩斯主義者』甚至會招來抗議。在研討會中，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往往引不起聽眾的興趣，大家會交頭接耳地開始說笑。」然而，就在盧卡斯給凱恩斯主義說風涼話的時候，「新凱恩斯主義」已蓄勢待發。

新凱恩斯主義

被凱恩斯的商業周期理論吸引過來的經濟學家們一直為微觀基礎的問題所困擾，克萊因在1946年寫過一篇文章（也是最早使用「宏觀經濟學」這個術語的文章之一），他是這樣起頭的：「許多新興的經濟模型，特別是商業周期理論，都沒有緊密涉及個體家庭和企業的行為，然而，這些當事人的行為絕對是所有經濟模型的基礎。」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現代經濟學家都是古典派的。我們都給學生們上關於最優化、均衡和市場效率之類的課。那麼，該如何綜合這兩種觀察經濟的視角呢？一種的基礎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供求曲線，另一種則是凱恩斯關於總需求不足的經濟缺陷的分析。自宏觀經濟學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興起以來，這一直是個深刻而惱人的問題。

早期的凱恩斯主義者，例如薩繆爾森、莫迪格利亞尼和托賓，認為自己已經通過所謂的「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協調了上述矛盾。這些經濟學家相信，斯密和馬歇爾的理論在長期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內，看不見的手卻會像凱恩斯所說的那樣失效。時間長短之所以有影響，原因在於某些物品的價格（特別是勞動力的價格）調整速度比較慢。早期的凱恩斯主義者相信，現實經濟會逐漸實現古典模型所描述的均衡，但凱恩斯主義模型卻更好地描述了短期的經濟狀況，因此，價格水平可以合理地認為是預先給定的。

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在邏輯上是連貫的，但還是有含糊和不完整的地方。新古典派的經濟學家們對這些缺陷的態度是拒絕綜合，另起爐灶，而新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其中還有很多值得堅持的內容。他們的目標是用微觀經濟學的工具為早期凱恩斯主義不完美的妥協給出更精確的解釋。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就像40年代建成的房子：新古典派看到了它過時的一面，認為應該拆除；而新凱恩斯主義者則非常欣賞過去的工藝，希望通過大修來重現其風采。

能準確判定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一批研究（Barro and Grossman，1971；Malinvaud，1977）是針對一般不均衡問題的。這些理論試圖把工資和價格水平作為給定條件來對待，利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工具來解釋市場不能出清時的資源配置狀況。其重點在於，一個市場不能實現出清將如何影響相關市場上的供求。根據這些理論，現實經濟可能有多種不同的狀態，具體的位置取決於哪些市場上供給過剩，哪些市場上需求過剩。最有趣的一種狀態——也是最符合經濟衰退的狀態——被稱為「凱恩斯主義」狀態，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都出現供給過剩。在這種狀態下，由於勞動力需求太低，無法在現行工資水平上實現充分就業，失業率就會上升；而勞動力需求少，則是因為企業在現行產品價格水平上無法售出自己期望的產品；對企業產品的需求不足，則是由於許多消費者都處於失業狀態。也就是說，衰退和蕭條源自需求不足的惡性循環，因此對需求的刺激可以產生乘數效應。

新凱恩斯主義的第二批研究致力於探討在沒有市場出清的假設下如何考慮理性預期的影響。可以說，這些研究乃是回應薩金特與華萊士關於貨幣政策無效的判斷，它們指出，儘管有理性預期的影響，但系統的貨幣政策還是有助於穩定經濟（Fischer，1977）。在某些程度上，研究的動機是希望建立動態的通貨膨脹實證模型（Taylor, 1980）。但這些研究的致命缺陷在於，它所假定的勞動合同的形式儘管從實證來說是合理的，卻與微觀經濟學的原則難以相容。

由於凱恩斯主義的傳統主要建立在工資價格不能實現市場出清的假定之上，所以新凱恩斯主義的第三批研究便希望對此給出說明。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假設：企業在改變產品價格的時候有「菜單成本」；企業付給員工高於市場出清價格的「效率工資」，以刺激員工的生產率；工資和產品價格的制定者不具備完全理性等。有學者指出（Mankiw，1985；Akerlof and Yellen，1985），在企業擁有市場力量的時候，對價格調整的私人成本收益分析和社會成本收益分析有很大偏差，因此存在價格粘性的均衡對私人來說可以是理性的（或接近理性的），而對社會來說則成本高昂。另有研究指出（Blanchard and Kiyotaki，1987），私人和社會激勵之間存在偏差，部分是因為總需求的外部效應：一家企業降低自己產品的價格，就會提高真實貨幣餘額，刺激對所有企業產品的需求。還有人認為（Ball and Romer，1990）認為，在真實價格粘性和名義價格粘性之間有強烈的互補性，因此避免相對價格變動的任何舉措都會加劇名義價格的粘性。

現在回想起來，新凱恩斯主義者的若干貢獻之間的關聯度和互補性比當時看起來要強得多，即便對研究者本人而言也是如此。例如，很容易看出早期關於一般不均衡的研究走入了死胡同，它以給定價格作為前提假設，埋下了自身的隱患。今天這些研究也的確沒有人關心了。然而，我們卻可以看到類似的思想還在逐漸演進，人們仍然在思考，當價格沒有迅速調節供需平衡的時候經濟體將如何運作。

在這裡，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發展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浪潮之間存在著一種有趣卻很少人注意到的聯繫。具體來說就是，我們可以把第三次浪潮視為重建第一次浪潮已經強調過的「凱恩斯狀態」的核心。在企業擁有市場力量的時候，它們制定的價格將高於邊際成本，因此總希望在現有價格水平上賣出更多的產品。這樣，如果所有企業都擁有某種程度的市場力量，產品市場通常就會處在過度供給狀態。關於產品市場的這個理論經常還可以和關於勞動力市場的高於均衡水平的工資理論（例如效率工資模型）相結合，於是，凱恩斯主義的普遍供給過剩就不僅僅是經濟體可能出現的狀況之一，而是通常的狀況。

在我看來，新凱恩斯主義研究的三次浪潮對微觀經濟學進行了合理的補充，有助於解釋看不見的手與宏觀經濟的短期失調之間的矛盾，讓我們可以明白，當存在價格粘性、理性預期、價格制定者的激勵機制的時候，市場將如何發揮作用。在科學研究方面，這些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當然，鑒於本人也是參與者之一，這樣的評價可能有失公允）。這些研究並沒有掀起新一輪革命，本來也沒有打算如此。相反，當時的方向是反革命的：目標是保衛在新古典經濟學攻擊之下的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理論。

那麼，這些研究在工程應用方面成功嗎？是否幫助政策制定者設計出了更有利於調節商業周期的政策？對此我的底氣就要差很多了，原因稍後再說。

但很顯然，與新古典主義的學者相比，新凱恩斯主義者在氣質上更傾向於成為宏觀經濟的工程師。至少就我所知，在新古典派的陣營中，還沒有哪位大師離開學術圈、去公共政策領域擔任過重要職務。相反，新凱恩斯主義者就如同早期凱恩斯主義者一樣，有許多人願意離開象牙塔幾年時間，去華盛頓服務。這裡面包括斯坦利·費舍爾）、勞倫斯·薩默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珍妮特·耶倫、約翰·泰勒、理查德·克拉利達、本·伯南克以及我本人。前四位經濟學家是在柯林頓時期參與執政的，後四位是在小布希時期。因此，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的根本區別並不在於政治上的左傾或者右傾，在更大的程度上，似乎是純科學家與經濟工程師的分野。

地位下降與相互挖苦

有關長期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列，但有必要指出，這方面的話題在20世紀90年代吸引了許多宏觀經濟學家的注意力。在誕生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短期波動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主題，有關長期增長的研究偏離了這個方向。

經濟增長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背後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保羅·羅默（1986）和其他學著發表了多篇頗有影響力的論文，提供了一整套新穎的思想和工具，來分析經濟學中最有魅力的課題之一——富國和窮國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其次，學者們得到了新的跨國統計數據，可以對不同的理論進行系統驗證（Summers and Heston，1991）。再次，90年代的美國經濟正在經歷歷史上最長的增長。許多早期的凱恩斯主義者是由於國民經濟的惡化才被吸引到這個領域的，與此同理，90年代經濟的健康增長則對那時的學生們顯示，商業周期理論不再有那麼重要的應用價值了。

可是，90年代少壯派宏觀經濟學家的關注點從短期波動轉移到長期增長，還有第四個、也是更難以啟齒的原因，那就是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的世界觀的衝突。新古典派的領軍人物盧卡斯宣稱，「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往往引不起聽眾的嚴肅興趣」，與此同時，新凱恩斯主義的挑頭人同樣不客氣。索洛（1980）在就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的演講中就提到，新古典派的經濟學家們以假設來排除工資和價格粘性，以及市場不能出清的可能性，乃是「愚蠢的限制」。他說，「我記得自己讀到過一篇文章，說到科學家們還沒有搞清楚長頸鹿的心臟如何能向自己的頭部充分供血。但是很難想像，有人居然會就此得出結論說，這些生物的長頸並不存在。」

幾年之後，在和阿加?克萊默（Arjo Klamer，1984）的一次會談中，盧卡斯評論說，「我想索洛除了講個笑話以外，並沒有談到問題的實質」。而在同期的另外一篇訪談中，索洛則解釋了他不願意與新古典派的經濟學家們較真的原因：「設想一下，有個人來到你現在坐的位子上，然後告訴我說，他就是拿破崙·波拿巴。那麼，我會和他討論奧斯特里茲戰役中的騎兵戰術嗎？我要是這麼做，不就等於默認他真是拿破崙·波拿巴了嗎？」

這些爭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該領域不同派別的領袖對研究目標的分歧。盧卡斯的抱怨似乎是，索洛並不尊重新古典經濟學提供的更嚴格的分析框架。而索洛則是在批評，盧卡斯未能認識到市場出清假設的不現實性。他們都有自己的道理，從科學研究的立場來看，新古典派的嚴格推理更有號召力；但從工程應用的角度來看，追求這種嚴格的代價太大了。

我非常重視這場爭論的本質，不只是因為它反映了科學家和工程師之間的緊張關係，還因為這有助於解釋新一代經濟學家們的學術選擇。大師們的相互挖苦吸引了眾人的關注，就像酒吧老闆策劃一場鬥毆來招攬顧客一樣。但這對宏觀經濟學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不奇怪的是，很多年輕學者採取了迴避的態度，把注意力轉向了商業周期之外的其他領域。

新的綜合，還是休戰？

過去有格言說，科學是伴隨著葬禮而發展起來的。今天，隨著預期壽命的延伸，更準確（但缺乏文采）的表述應該是，科學是伴隨著退休而發展起來的。在宏觀經濟學領域，隨著老一代的大師們相繼退休或者接近退休，新一代的、接受了更寬容的文化的經濟學家們已經佔領了陣地。同時，一種新的理解經濟波動的共識已開始浮現。已經有人（Goodfriend and King，1997）把這種共識命名為「新新古典綜合」。這種綜合模型也已被廣泛應用於貨幣政策研究（Clarida、Gali and Gertler，1999；McCallum and Nelson，1999），對其最廣泛的拓展則要歸功於邁克爾·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2003）的傑出論文。

與早期的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相似，新的綜合理論試圖把之前相互對立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從新古典模型那裡，它借鑒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把偏好、約束和最優化作為出發點，在這些微觀經濟學基礎上進行分析。從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那裡，它借鑒了名義價格粘性，用來解釋貨幣政策在短期內發揮的真實作用，最普遍的做法是，假定壟斷競爭廠商並不是隨時調整價格，從而導致價格變動呈現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新綜合理論的核心是，經濟體是一個動態一般均衡系統，由於價格粘性的存在（或許還加上其他市場不完備因素），會偏離帕累托最優狀態。

這個綜合理論的出現可以被視為巨大的進步，在某些方面的確如此。但也有另外一種更冷靜的思考態度，那就是不把現在的理論發展看成是傑出的綜合論，而是當作對立派別的學者們之間的休戰，是雙方都能保全面子的妥協。新古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者都可以接受這個綜合理論，宣稱自己取得了勝利，而忽略更深層的失敗。

新的綜合理論的核心是存在名義價格粘性的動態一般均衡系統，它與早期凱恩斯主義的模型其實差別不大。例如，希克斯建立IS-LM模型時，就是想把凱恩斯的思想融匯到一般均衡理論的背景中。大家還記得嗎，希克斯是在1972年和肯尼斯·阿羅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其主要貢獻正是一般均衡理論。克萊因、莫迪格利亞尼以及其他學者也試圖把一般均衡模型用於數據檢驗，以便改進政策設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新的綜合理論繼承了當年的研究。在70年代的時候，由於新古典主義的攻擊，那個研究傳統曾一度中斷。

事後來看，新古典派的經濟學家們明顯有些言過其實，他們所宣稱的目標是拋棄凱恩斯主義理論，用實現市場出清的模型取而代之，並且經受住數據檢驗，然後應用於政策分析。照這個標準來看，他們的確失敗了。不過，他們幫助開發出了一套新的分析工具，現在，這些工具正被用來構造新一代的有粘性價格假設的模型，新模型在很多方面與新古典派反對的理論非常相似。

新凱恩斯主義者可以在這裡做一些辯解。新的綜合理論放棄了被索洛諷刺為「愚蠢的限制」的市場出清假設，這與關注粘性價格研究的新凱恩斯主義相同。然而新凱恩斯主義可能受人指責的地方是，他們已經上了新古典派的鉤，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變得過分抽象、缺乏實用性。保羅·克魯格曼（2000）曾這樣評論說：「我們現在可以解釋價格粘性如何發生了。然而，有關它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時候不會發生的預測，以及從菜單成本到真實菲利普斯曲線的模型，這些似乎還沒有發展出來。」身為這個領域的業內人士，我也必須承認上述的評價確有道理。

關於中央銀行的觀點

如果說，上帝把宏觀經濟學家們派到地球上來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那麼聖人彼得對我們的最終評價就應該依據各人對經濟學—工程學的貢獻而定。我們要問：過去幾十年以來，商業周期理論的發展改進了經濟政策的制定嗎？或者換一個更小的目標來說，宏觀經濟學的進步是否改變了經濟政策的分析方法，是否改變了參與決策過程的經濟學家們的討論過程？

要回答這些問題，一個很好的證據來自勞倫斯·梅耶（Laurence Meyer）那本引人入勝的回憶錄《聯儲歲月》（A Term at the Fed）。1996年，梅耶辭去了華盛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顧問職位，到美聯儲擔任了六年的理事。他的書提供了一個窗口，讓大家可以窺見最高層的貨幣政策制定者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以及採用哪些工具來分析經濟。

這本書給讀者們留下了一個清晰的印象：最近以來有關商業周期的理論，無論是來自新古典派還是新凱恩斯主義派，對實際政策操作的影響都幾乎為零。梅耶關於經濟波動和貨幣政策的分析非常深刻而精巧，但絲毫沒有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痕迹。對於那些於1970年前後在校園裡學習過主流的新古典—凱恩斯綜合理論、卻不清楚後來的理論進展的人而言，梅耶的分析方法是非常熟悉的。那麼，我們可以就此以為，梅耶採用的世界觀早就過時了嗎？其實不然，他的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國央行的頂級經濟學家們中間非常普遍。

許多學者相信，央行的操作已經受到了有關規則和相機操作的研究的強烈影響，特別是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77）開創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的研究。有兩方面的制度變革與理論的貢獻有關：其一，紐西蘭等國的央行的獨立性加強；其二，許多央行把通脹目標製作為自己的行為指導。這些制度變革進而又與貨幣政策效果的改進有關，根據他們的說法，許多國家在過去20年來所經歷的穩定的低通脹應該感謝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成就。

可是，這種自我陶醉遇到了兩個問題。首先，我們觀察到的制度變革與理論上討論的話題其實關係不大，獨立的央行並不等於按既定規則制定政策的央行。美聯儲很久以來一直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卻從來沒有承諾按某個具體的政策規則行事。而通脹目標制與其說是對政策規則的承諾，不如說是表達一種願望，或者是對公眾的宣傳。伯南克（2003）就曾經稱之為「有限度的相機操作」（constrained discretion）。

其次，更主要的問題是這些制度變革與我們看到的貨幣政策的改進之間沒有必然聯繫。有學者（Ball and Sheridan，2005）對更多的樣本國家進行了研究，發現通脹目標制的採納並不能解釋最近以來脹率何以保持在穩定的低水平。無論是採納了該制度的國家，還是沒有採納該制度的國家，貨幣政策都有所改進。全世界範圍內通脹率的降低，可能是因為世界經濟沒有遇到70年代那樣的供給衝擊，也可能是由於決策者們從70年代的經歷中汲取了教訓，知道要竭力避免高通脹率。這些證據表明，通脹目標制並非良好的貨幣政策的前提。

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就是一個典型。按照有關研究的說法（Blinder and Reis，2005），格林斯潘絕對有理由當選「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中央銀行家」。的確，在絕大多數指標上，他領導下的貨幣政策都實行得很好。然而整個在任期間，格林斯潘從來沒有宣布過明確的政策規則，卻把政策的靈活性看得比承諾更為重要。他（2003）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有批評者提出，這樣的政策模式太沒有原則、太隨意、難以解釋。也有人建議，美聯儲的操作應該更加正規，按照正式的政策規則採取行動。他們認為，這樣的措施有助於改進經濟的表現，但我認為很值得懷疑……規則從本質上說都是簡單的，當現實經濟中出現重大而多變的不確定因素的時候，它們恐怕不能替代危機管理的操作模式，靈活的操作更適合政策制定。」不過，儘管格林斯潘迴避了制定政策規則的建議，在他的整個任期內通脹率還是很低、很穩定。他以自己的實踐說明，央行在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實現良好的政策結果，這與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論不符。

關於財政政策

宏觀經濟學理論發揮實際作用的另外一個方面是關於財政政策，而小布希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兩次減稅可以為此提供很好的案例。這部分是因為那是最近以來為避免經濟衰退而採取的重大的財政刺激措施，部分是因為我本人擔任了兩年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這些政策背後的經濟分析比較熟悉。誠然，小布希採取的稅收政策改革有多方面的動因，例如，兒童減稅（child credit）政策的拓展就既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也有政治和社會方面的背景。但既然經濟顧問委員會和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們對這些政策的出台也有深入的參與，那麼談談他們在工作中使用的分析工具也是有啟發性的。

小布希政府在分析稅收改革計劃的經濟效應時一方面要考慮長期增長，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對短期商業周期的影響。長期分析對學習公共財政的學生們來說應該是很熟悉的，最顯著的是，2003年小布希建議取消對公司資本收入的雙重徵稅，雖然國會最後通過的法案沒有完全達成這個目標，但企業紅利的稅率還是有了大幅度降低，更加符合稅收中性的要求，減少了利潤留存與分紅的扭曲、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的扭曲、非公司資本與公司資本之間的扭曲。這項改革還符合對消費徵稅、而不是對收入徵稅的方向。後一個目標完全符合公共財政研究領域的主流觀點（包括Diamond and Mirrlees，1971；Atkinson and Stiglitz，1976；Feldstein，1978；Chamley，1986），對理論界而言並不新鮮。早在30年以前，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就注意到，對消費徵稅好於對收入徵稅的看法由來已久。

不過，和本文的主題關係更緊密的部分在於對稅收政策的短期效應分析。在2001年小布希入主白宮的時候，隨著90年代後期股票市場泡沫的破滅，經濟正在滑向衰退。減稅的目標之一是刺激經濟復甦和就業。小布希總統在簽署2003年的《就業和增長減稅調節法案》的時候，是這樣解釋的：「人們有了更多的錢，就會花費在購買產品和服務上。而在我們的社會中，當他們需要更多的產品和服務的時候，就會有人給生產出來。當有人生產這些產品和服務時，也就意味著有更多的人能找到工作。」這樣的邏輯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

經濟顧問委員會得到的任務是，算出減稅對就業的數量影響，我們在解答時採用了主流的宏觀計量模型。在我的任期內，委員會具體使用的模型是宏觀經濟顧問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開發的，該公司是由勞倫斯·梅耶在擔任美聯儲理事之前創立和經營。實際上，在我擔任委員會主席之前，委員會的人們已經使用該模型接近20年了，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台。其實，具體採用哪個模型並沒有那麼重要，因為我們使用的模型與其他大型宏觀計量模型（例如美聯儲採用的FRB/US模型）大同小異。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這些模型的鼻祖都是克萊因、莫迪格利亞尼和埃克斯坦等人構建的早期模型。新古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者的研究對它們的影響都微乎其微。

對於我們這些把絕大多數青春都奉獻給了學術的人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冷酷現實可謂令人心碎。不幸的事實是，過去30年來的宏觀經濟學研究對於實際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分析都沒有太大的幫助。其中的原因？並不是幫助制定政策的經濟學家們忽略了最新的理論進展，恰恰相反，美聯儲的職員中有著最優秀的博士畢業的青年，而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也都從頂尖大學吸引了很多人才。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沒有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廣泛應用，很明顯是在說，這些成果在實際操作中並不適用。在推動科學理論的發展上，許多研究可謂是富有成效的，但這並不表明它們對宏觀經濟工程就大有裨益。

教室里

除了世界各國首都的權力迴廊以外，經濟學家們還有一個地方向更廣大的用戶銷售自己的產品，那就是大學課堂。我們這些經常給本科生上課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培養未來的公民，讓他們知道什麼是良好的政府政策，在選擇教材的時候，我們尤其要考慮下一代選民需要了解的重點。

與決策者一樣，本科生對理論本身通常沒有太大興趣，相反，他們更想了解真實世界的運作狀況，以及公共政策如何改善經濟運作。除了少數打算讀研究生、成為學院派的職業經濟學家的人以外，多數學生還是希望成為經濟工程師、而不是科學家。因此，關注一下我們推薦的課程將是很有意思的，而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最流行的本科生教材的內容。

例如，請看看中級宏觀經濟學的教材內容。在一代人以前，這門課程的三種主流教材的作者分別是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羅伯特·霍爾和約翰·泰勒（Robert Hall and John Taylor），以及魯迪格·多恩布希和斯坦利·費希爾（Rudiger Dornbusch and Stanley Fischer）。而今天，銷量前三名的教材則分別出自奧利弗·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安德魯·阿貝爾和本·伯南克（Andrew Abel and Ben Bernanke），以及我本人。這六本教材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作者中至少有一位經濟學家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一所重要的工科學府，並且秉承了薩繆爾森和索洛的宏觀經濟學傳統。在所有這些教材中，教給本科生的基礎理論都是某種形式的總需求和總供給理論，而總需求理論的基本原理則是IS-LM模型。如果我們去看最初級的經濟學教材，也能得到類似的發現：對短期經濟波動的解釋多數是某種版本的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理論。

我並不是說，在研究飛速的發展的同時，教學內容卻在原地踏步。同30年前相比，今天的教科書把更多的重點放在了古典貨幣理論、長期增長模型以及預期的作用等方面。教材對於政策的效果不像以前那麼自信了，而且儘管缺乏實際證據，還是更強調政策規則的重要性，而不是相機選擇的貨幣和財政措施。然而，如今的學生們理解商業周期的基本框架依然與早期凱恩斯主義者的模型相似。

主要的例外是羅伯特·巴羅撰寫的中級教材，初版於1984年。巴羅的書給本科生提供了一個清晰、容易理解的介紹，如何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宏觀經濟。書中也涵蓋了凱恩斯主義的模型，但放在後面，比較簡短，不特彆強調。那本書問世的時候，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好評。然而，儘管有許多宏觀經濟學家閱讀，並受到觸動，卻很少有人把它推薦給自己的學生。巴羅希望在課堂里掀起的新古典革命始終未能發生，他的教材也沒有在市場上對主流教材構成競爭威脅。

宏觀經濟學課堂上的沉寂與半個世紀之前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薩繆爾森的教材是在1948年初版的，其目標是向大學生們宣揚凱恩斯主義革命，世界各國的教師們很快就熱情擁抱了它。相反，新古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的思想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大學宏觀經濟學教育的內容。

短期內還沒有希望

凱恩斯（1931）有句名言：「假如經濟學家們能設法讓別人把自己當成很普通但有專長的人，就像大家對待牙醫那樣，那就再好不過了。」他所表達的願望是，宏觀經濟研究這門科學將發展成一項有用而平凡的工程應用技術，在未來的理想國里，避免經濟衰退會像修補蛀牙一樣直截了當。

然而，過去幾十年來宏觀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進展與牙科醫學相去甚遠。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都沒有對承擔現實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的艱巨任務的經濟學家產生顯著影響。學術的進展也沒有對大學教師們向未來的選民們講述的課程帶來大的幫助。從宏觀經濟工程的角度來看，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走入了歧途。

然而從更抽象的科學理論的角度去看，人們的印象要樂觀得多。新古典派成功地證明了大型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以及由此推導出的政策建議的局限。他們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預期和政策規則上面。新凱恩斯主義者則設計出了更好的模型，用來解釋工資和價格為何不能實現市場出清，以及更廣義地說，哪些市場不完備因素會導致短期商業波動。這兩派的衝突儘管不夠體面，卻是有益的，因為對學術進步而言，就像對市場發展一樣，競爭必不可少。

以前的研究成果如今都被整理到了新的綜合理論中，這個理論正在進步，最終將成為下一代宏觀計量模型的基礎。對於我們這些既關心宏觀經濟學的科學研究、又注重工程應用的人來說，新的綜合理論的出現可以被視為一種希望，在這兩個方面都可以取得更多進展。在展望未來的時候，成為普通但有專長的人仍然是宏觀經濟學家們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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