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和他的三個妻子：他是思想家，老婆卻不識字還鄙視文化人

文/傅華軒

陳獨秀，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的思想指導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創始人。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

陳獨秀自幼喪父，兒時由祖父陳章旭教導。祖父素以嚴厲出名，因陳天資聰穎，祖父對他要求極為嚴格，一旦背不出書來，便用板子打他。陳獨秀11歲時，祖父去世，之後的兩三年里，家中便請來先生教他讀書，但陳對舊式教育極為反感，對先生很不滿意，家中只好讓已考取秀才的長兄陳慶元教他讀書。長兄性情溫和，並不壓制陳獨秀，除了教他四書五經，還教他讀《昭明文選》。陳獨秀後來回憶，初讀《文選》時，「我也有點頭痛，漸漸讀出味道來了，從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

陳獨秀參加秀才考試，先以低名次通過縣考和府考，院試的考題為「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搭題。陳「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古文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難字，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走出考場，陳將此文的草稿給當老師的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皺著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一聲不響」。然而沒想到，這麼一篇文章竟然讓陳考取了第一名。捷報傳來，母親樂得差點掉下眼淚。

陳獨秀考中秀才後，安慶城中的名門望族和富戶人家紛紛托媒上門，打聽陳獨秀的生辰八字。安慶副將高登科也慕名托媒人上門，有意將長女高曉嵐許配給陳。

高登科是霍邱人（今安徽六安），人生經歷很傳奇，他出身貧寒，小時受繼母虐待。13歲那年放鵝丟了兩隻，夜宿麥田，不敢回家，正巧一支官兵路過，就隨軍而去，後升任副將，為二品武官，因有軍功被清廷賞賜穿黃馬褂，且賜以世爵，置有4000多畝土地。他娶了三位夫人，女兒高曉嵐是續弦詹氏所生。詹氏死後，高曉嵐受到繼母的虐待，高登科便帶她到安慶，親自教養。

高曉嵐時年19歲，長陳獨秀3歲，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修長。她穿著樸素大方，性情柔順孤僻，刺繡縫補，料理家務樣樣能幹，絲毫沒有富家小姐的貴族驕橫之氣。陳獨秀的母親查氏很滿意，於是這門親事就這麼定下了。

陳獨秀到南京參加鄉試，未中，回家後即與高曉嵐完婚。高曉嵐懂三從四德，曉得《烈女傳》與德言功容的古訓，有著封建傳統的教養，婚後的夫婦二人受到鄉鄰「夫貴妻賢」的讚譽。

新婚燕爾之際，陳獨秀當時正受康梁學說影響，他將自己寫的《揚子江形勢記略》饒有興緻地讀給妻子聽，以徵求意見，尋得共鳴。不料高曉嵐聽完，輕聲柔語地說：「夫君之言，為妻懂之甚少，不必再難為妻子，我會伴君安分度日，上待父母盡心儘力，下做賢妻生兒育女。」陳頓時如被當頭澆了一瓢冷水。

陳獨秀常常勸妻子多識些字，多獵文化與時政，而高曉嵐對丈夫的勸告卻不屑一顧，總以「夫主外，妻主內，女子無才便是德」相對。有一次，陳拿了一本《三字經》欲教高曉嵐念讀，她卻火冒三丈，一把奪過去撕得粉碎。

陳獨秀去日本留學，欲借妻子高曉嵐的十兩金鐲作為遊資，高堅決不肯，常為此爭吵。

1898年，陳獨秀與高曉嵐的第一個兒子陳延年出生了。兒子出生後不久，陳獨秀跟隨嗣父陳衍庶去了東北。次年年底，陳母去世才回到安慶。此後，陳獨秀的長女玉瑩（筱秀）出生。1901年，陳獨秀去日本留學，此後，陳獨秀與高曉嵐便聚少離多了。

1909年歲暮，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高君曼到安慶姐姐家玩，遇到了姐夫陳獨秀。

高君曼時正雙十年華，身材高挑，時裝新潮，一頭短髮，處處顯示著新式女性特質，思想進步，見識廣博，並熱愛文學，特別愛讀陳獨秀髮表在各報刊上的作品，對姐夫很是崇拜。兩人很快墜入情網。

陳獨秀與高君曼的戀情遭到陳、高兩家的堅決反對。陳獨秀的嗣父陳衍庶甚至以「退繼」相威脅；岳父高登科則怒火衝天，悔恨擇錯女婿，對高君曼施加暴力，逼其另嫁。但二人我行我素，毫無畏懼。

1909年底，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與高君曼宣布結婚。時陳在杭州陸軍小學堂任歷史、地理教習，佳人新得，意氣風發。陳獨秀廣結文朋詩友，在西子湖畔，與劉季平、沈尹默、馬一浮、謝無量等江南文人雅士，詩酒相娛，互相觀摩，逸情滿懷。而高君曼贏得了友人們的交口稱讚，汪孟鄒曾誇讚她是「女中豪傑」。陳獨秀在《靈隱寺前》一詩中寫道：「垂柳飛花村路香，酒旗風暖少年狂。橋頭日系青驄馬，惆悵當年蕭九娘。」

1917年，陳獨秀到北京大學任教，偕高君曼及兩個年幼的孩子同行，延年、喬年兄弟則留在上海，勤工儉學進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學讀書。陳獨秀托亞東圖書館汪孟鄒從他的稿費里按月支付給兩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費。陳延年、陳喬年自小與父親不親厚，而父親對待生母又那樣薄情，現在又如此對待他們，所以在參加共產黨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國家等主張的無政府主義。以後父子同在共產黨內，他們也一直直呼陳獨秀「獨秀同志」。

許德珩回憶，1919年下半年，陳延年和陳喬年兩兄弟來京看望父親。他們並不直接去陳獨秀家裡，而是準備了一張名片投遞，上面寫著「拜訪陳獨秀先生」，下面寫著兩兄弟的名字。此事一時傳為笑談，人們都說陳獨秀提倡民主，民主真的到了他的家裡。

陳延年曾對人言及當時因新文化運動而名動天下的父親說：「吾父亦不過是新官僚舊學者而已。」

陳獨秀被捕出獄後，潘贊化對陳延年說：「你父親在北京被京警局長吳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鄉關係營救他，你知道嗎？」陳延年答道：「已聽說了一些。」潘問：「你對此事有什麼想法？怕不怕？」答曰：「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況且這次學潮的意義千古未有。情況這麼複雜，肯定有危險；仁人志士有這麼一個機會光榮犧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麼可怕的。」潘吃了一驚，說：「假如同仁救援無效，你會怎麼想？」陳延年再答：「中國失去一個有學識的人罷，當然可惜。」

青年時代的陳延年起初信奉無政府主義，對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印象頗佳，而對胡適、陳獨秀卻不屑一顧。陳延年在給友人雄東（丁肇青）的信中說：「學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說『胡某思想好，我與他通過信』，就說是『陳某真不錯，我的朋友與他相好，我也曾會過他』。」

1920年夏天，金陵大學肄業生陳公培去法國勤工儉學，陳獨秀寫了一封信託他帶給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陳延年、陳喬年。在信中，陳獨秀勸陳延年脫離無政府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看了父親的信，陳延年滿臉不高興地說：「獨秀那個人，你別理他。」陳公培很是驚訝，沒想到陳延年竟對父親直呼其名。

一度社會上宣傳陳獨秀組織了「討父團」。1921年，陳炯明在一次宴席上問他：「外間說你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陳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陳延年、陳喬年與父親陳獨秀以「同志」相稱，陳延年還常常和父親的政見相左。

黃文容回憶：「大約是1927年11月底，喬年夫婦倆來看他的父親陳獨秀。在談話時，喬年對陳獨秀提出許多批評。他們說著說著便爭論起來，而且越爭越歷害。他們開始談話時，我不在場，後來聽他們父子倆吵了起來，我就出來勸解。結果，父子倆搞得不歡而散。本來陳獨秀是準備留喬年在這裡吃飯的，但喬年氣得連飯也不肯吃就走了。陳獨秀也不高興，喬年走後，他又對我說：「你看，兒子教訓起老子來了！』」

陳延年在參加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大會時，接到了一位交通員被捕的報告。因為該交通員知道位於恆豐里104號的秘密處所，所以陳宣布結束會議，並告誡大家小心謹慎，以防萬一。1926年6月26日下午，陳延年等人到恆豐里，觀察周圍動靜後，見沒有什麼異樣，便進門清理文件。剛坐下不久，大批軍警便包圍了此處，陳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撲上來的敵人搏鬥，直到筋疲力盡，被敵人擒獲。在陳延年等人與敵人搏鬥時，兩名同志從屋頂逃走。

陳延年被楊虎手下的特務抓捕時，真實身份還沒有暴露。陳獨秀托汪孟鄒設法營救。汪找胡適，胡適說：「獨秀之子，我一定營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請蔣介石的大紅人吳稚暉出面說情，如此陳延年將不至於有生命危險。吳當著胡適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沒有用了，小陳可怕，太可怕，勝過其父十倍。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可以太平了。」隨即給楊虎發去賀電：「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陳延年因此被劊子手亂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轟頂，痛心疾首。一直到後來，只要一提起陳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著大腿說：「說不得，說不得！」

7月4日，陳延年被殺害。行刑的士兵要求他下跪時，他直立不屈，並高呼口號。雖被幾個執刑的士兵用暴力將其按下，但當士兵鬆手準備揮刀時，陳延年突然一躍而起，故這一刀並末砍中其頸項，遂被眾士兵按在地下，用亂刀剁死。

1928年2月，陳喬年被國民黨逮捕。當時他剛到上海，叛徒唐瑞林並不認識他，也不認識同時被捕的周之楚。於是，鄭覆他、許白吳等便主張犧牲周之楚，由周頂替陳喬年的職務和名字，從而救出喬年，周也完全贊成。法官審訊時，周自稱是陳喬年，法官便判了周之楚的死刑。周之楚的父親是個華僑商人，他得知周之楚被捕後，回國營救兒子，國民黨便弄清了周之楚是冒名頂替，真正的陳喬年也就暴露了。6月6日，年僅28歲的陳喬年被殺害。

1930年，高曉嵐在安慶老家病故。高曉嵐嫁到陳家的33年中，生育了三子三女，自出嫁就再也沒有回過娘家。除了1927年去武漢探望患重病的兒子喬年，從沒有出過陳家的大門。高曉嵐得知二子噩耗，鬱悶於胸，後來病倒，在安慶病逝，終年55歲。妹妹高君曼帶著兒女回鄉奔喪，本來就患病的高君曼身體更加惡化，又發現患了子宮癌。第二年，她在南京病逝，年僅45歲。高君曼逝世時，僅子女隨侍在側，陳獨秀老友潘贊化為之料理喪事，盡朋友之責，草草葬於南京清涼山向陽的高坡上。高君曼與陳獨秀共有三個孩子，兩子一女。

1992年，高君曼的長孫女陳禎祥按照父親的描述，到南京找到了祖母的墓地，並於次年挖開墳墓，請江蘇省公安廳的法醫進行鑒定，證實確為高君曼之墓。之後，陳將祖母遺骸遷葬雨花台附近的黃金山墓園。

1929年下半年，陳獨秀搬到了熙華德路一座石庫門房子的前樓。在這裡，陳獨秀遇到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潘蘭珍。

潘蘭珍，1908年出生於江蘇省南通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小陳獨秀29歲。七八歲時，為了減輕家中負擔，潘蘭珍去一家紡織廠做了包身工。幾年後，父親又把她介紹到自己賣苦力的英美煙草公司當童工。

十七八歲時，潘蘭珍己出落得亭亭玉立，工廠里的一個工頭生活垂涎她的美貌，對她威逼利誘，脅迫潘與其同居並生下一子，不久夭折。

孩子夭亡後，工頭常常無端暴打潘蘭珍，潘無法忍受，逃了出來，租住在熙華德路一座石庫門房子後樓的亭子間里，成了陳獨秀的鄰居。二人慢慢熟悉起來，潘蘭珍經常幫陳獨秀燒飯、冼衣服。陳空閑時便教潘蘭珍識字讀書。不久，二人便開始同居。

濮清泉回憶潘蘭珍：「這個女工，年僅二十餘歲，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看來十分摩登。他倆走在一道，人們必以為是父女。我們非常詫異，為何此女願嫁老倌，更驚嘆陳獵艷技術之高明。」

陳獨秀一直未把真實身份告訴潘蘭珍，他謊稱自己姓李，南京人，與妻子離異。潘蘭珍忠厚樸實，並不懷疑。她十分敬重陳獨秀，常稱其為「李老先生」。她也從不詢問陳獨秀的往來去向，盡心照料陳的飲食起居。陳幾乎沒有收入，潘蘭珍也不計較，以自己菲薄的薪金維持生計。

一天，二人發生了一場口角，滿腹委屈的潘蘭珍賭氣回了浦東娘家。就在這期間，陳獨秀被捕，一時成為社會上的重大新聞，潘蘭珍與娘家人也整日談論不休。她甚至說：「陳獨秀太自傲了，這回免不了殺頭！」這日，潘蘭珍的父親從街上買回一張報紙，上有陳獨秀已押到南京受審的消息，下面是陳獨秀的照片。潘蘭珍見到照片，一下子驚呆了：「原來陳獨秀就是我老公！」

陳獨秀被捕後，委託老友高語罕解決潘蘭珍之事，他決定就此和潘蘭珍分手，以讓潘過上安定的生活。之後，陳獨秀又寫信叮囑高語罕，要他「婉言勸她不必來看我」。但潘蘭珍毅然放棄了工作，到南京尋夫。她還到寄押陳獨秀的軍法司求見陳獨秀，最初自稱是陳的女兒，監獄中人說陳的女兒我見過，轉而又謊稱是學生，對方又說怎麼以前沒見過你，最後只好據實以告。

1934秋，潘蘭珍正式遷居南京。剛開始，她住在段錫朋家中。但因距離監獄較遠，為了能更好地照顧陳獨秀，她便在老虎橋監獄附近租了間破房子，每天上午九時到下午五時，在獄中照料陳獨秀的生活。晚年的陳獨秀在四川江津山村，其境遇著實凄涼，常常是無米下鍋。但潘蘭珍毫無怨言，體貼入微。實在揭不開鍋了，潘蘭珍就把陳獨秀的一件皮袍託人進城送去當鋪。潘蘭珍還在住地的院子邊上開墾了一塊地，種上各類時鮮蔬菜，以解決沒錢買菜的困難。陳見潘如此勞累，也去幫點小忙，但潘說什麼也不要陳獨秀動手。

許多年後，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深情地回憶說：「她（指潘蘭珍）待我父親很好，父親晚年全靠她。她平時少言語，做事勤快利落。我們對她很尊重，尊之為母，我的兒輩喊她奶奶。她和父親相伴終身。」

陳獨秀留給夫人潘蘭珍的遺言是：「蘭珍吾妻，望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陳逝世後，潘遵囑除用北大同學會轉來的錢給陳辦葬儀外，凡各方贈賜概行謝絕。辦理完了喪事之後，潘蘭珍進入陳獨秀的友人朱蘊山、光明甫等在重慶附近辦的農場工作，自食其力。不久，她與國民黨一個下級軍官結婚，但沒多時丈夫又病故。抗戰勝利後她回上海，在浦東一所小學校找到一份燒飯的工作。1949年11月，她因不幸身患病，病死於上海醫院，年僅41歲。

這就是陳獨秀一家的故事，讀後讓人不免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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