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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大明吵架王,也是公認的「神童」,連張居正都甘居下風

大明朝兩百七十年,出名的吵架王不少,誰是最強卻不好說,咱們也沒辦法讓不同時代的人聚在一起吵出個高低,若是說起誰是最強神童,這個卻有硬指標限定,比年齡嘛,比一下成名之時的年齡,再比一下超神等級。

這一比,就比出來一個尷尬,心高氣傲如張居正,有一次碰到有人拍馬屁,說他大明第一神童,如何如何,張居正聽這話,老臉一紅,惱怒地說道,論神童第一,該是海南邱浚,他六歲就已成名,被贊為「國器」了。

前面那個馬屁拍的,顯然是拍到了馬腿上,不過這個邱浚,倒是真值得好好說一說。

明憲宗剛剛繼位時,就傳來廣西的大藤峽,發生兵亂的消息,規模不小。

明憲宗這時剛剛上位,說兩眼一抹黑是誇張了,要說他有多好的法子,多好用的人,那隻怕也是扯淡,朝議多日,大臣們爭執不休,卻沒見一個有針對性的意見。

就在這時,邱浚不慌不忙,上了一個奏摺,他在奏摺中,詳細開列,應由近廣西各處,調集什麼兵種,各調集多少人,所需後勤物資如何轉運,大軍行進各處,氣候地理如何,何處駐紮,兩軍接戰後,又如何利用當地地理環境巧為布局,如何把兵種,兵器優勢發揮到最大,等等,可以說作為戰前的謀略建議,細到不能再細了。

這奏摺一上,可不光是明憲宗,滿朝官員都給「震」住了,這邱浚,也太牛了吧,是不是有點吹啊。

更神奇的是,之後的平定兵亂的戰爭中,就是靠著邱浚的這份奏摺,前線將領對地理氣候環境了如指掌,輕鬆的就平定了戰事。

人家邱浚一點都沒吹,就是這麼牛。

他是大明吵架王,也是公認的「神童」,連張居正都甘居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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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邱浚,是什麼官職呢,翰林院編修,他是一個專門負責編修書籍的官員,他是靠著自己驚人的記憶力,和資料匯總整編的能力,在浩如煙海的文史資料中,搜集匯總,加上自己的思考,整理出來的這麼一份奏摺,服不服。

邱浚是海南海口人,年幼喪父,是母親一邊拉扯他長大,一邊又教他讀書識字。

小邱浚兩歲識字,六歲時,在外公壽宴上,口占《五指山下》一詩,滿座皆驚,看過的人都說,這小子怕將來是國家棟樑之才。

為了讀書,邱浚從童年到少年,把家鄉方圓百里能借到的書,都借了個遍。

邱浚十九歲中秀才,又在二十三歲中舉,奪得鄉試第一。

到了進士這一關,卻是不太順,直到十年後的三十三歲,才終於金榜題名。

之後,就一直在翰林院參與編修書籍,這一編就幾乎編了一輩子。

邱浚做官曆經四朝,從景泰朝到弘治朝,參與主持編寫了明英宗,明憲宗兩朝的《實錄》,官雖然越做越大,卻總是圍繞著編書打轉。

這樣的狀況,邱浚自己是不滿意的,在他看來,明朝幾乎所有的機構部門都有問題,尤其是這些機構的部門責任人,更是有問題。

邱浚生性耿直,看到不滿意的就要說幾句,自身又是學識淵博,見解獨到,犀利,於是理所當然成了成化,弘治兩朝的吵架王。

自己賴以立身的編書工作,邱浚覺得沒多大意思,朝堂上無論什麼大事,他都要橫插一竿子,連兵部主持設計的戰車,他也要噴。

雖然都是對事不對人,但是這樣的無差別,大火力的全面開噴,時間久了,自然也會招惹來許多的罵聲,問題在於,邱浚噴的,往往都是對的。

就拿明朝兵部滿腔熱情設計的戰車來說,邱浚就一連串的狂噴,

你們這戰車是要用在什麼樣的戰場環境?

是不是北方戰場?

如果是,那麼北方邊境百姓用的最多的車,是兩輪車么?

北方邊境百姓為什麼不愛用兩輪車?

是不是因為道路崎嶇,兩輪車難以平衡?

如果是,你們這兩輪戰車就能好用?

這麼一通噴下來,直接把兵部投入巨大精力和熱情的兵車方案給廢了。

你說這麼搞,兵部能不火大么,他們也不是好惹的,反過來就將了一軍,你邱浚這麼能,那你來設計。

他是大明吵架王,也是公認的「神童」,連張居正都甘居下風

邱浚呢,他說你們早就該徵求我的意見,不然又何至於浪費精力,物力,接下來他就主持設計出了著名的「獨輪戰車」,在北方邊境地區,攀高下低,如履平地,一直用到明末。

如此這般,長年累月下來,邱浚給自己招的政敵可是不少,朝堂上被攻擊那是常有的事,這就得說到邱浚的另一面了,對待所有這些攻擊,邱浚報復起來,那真是有不死不休的架勢,他提建議,噴人的本事有多大,報復起人來,給人羅織罪名的本事就有多大,一件事,一句話都能給你繞出個十惡不赦出來。

日子久了,倒也有個好處,輕易沒人敢惹他。

邱浚一生,自負才華蓋世,瞧不上自己所做的編書工作,然而他最大的成就,卻仍然是編書帶給他的。

成化二十三年,邱浚編成《大學衍義補》一書,全書一百六十卷,共三十餘萬字。

《大學衍義補》一書,包含朝綱政治,內外軍事,民生經濟,文化教育,司法治安,幾乎無所不包,核心就是三個字「治天下」。

在這部書中,邱浚通過自己對前人的比對,參照,結合明朝當時實情,提出了一系列大膽的,具有前瞻性的方案。

張居正後來推行的「一條鞭法」,「考成法」,都是由這部書中的方案演進而來。

這部書最驚人的地方在於一句話,「食貨者,生民之根本也」。

這話的意思就是,商品經濟,才是國民經濟的根本。

在以小農經濟為權力基礎的明朝,這句話的出現,無疑是石破天驚的,尤其是在我們這些已經對明朝形成刻板印象的人來說。

這本書里,對於當時的明朝影響最深的,莫過於邱浚在其中提出的「以工代賑」思想。

弘治朝內,黃河水災泛濫,災民遍地,時任內閣大學士的邱浚,組織官員評估受災實情,發動當地士紳參與組織災民,以參與黃河治理的形式,對他們進行賑濟。

這是一次明朝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治理黃河的舉措,動員,組織災民十多萬人,既避免了災民生計無著的災難,又對黃河進行了切實有效的治理。

更為驚人的,是邱浚對於預算的掌控能力,整個工程的開支,與他事前評估所做的預算,基本一致。

他是大明吵架王,也是公認的「神童」,連張居正都甘居下風

邱浚的很多思想,在今天可以用「神奇」來形容,似乎是超越了他身處的時代,完全顛覆我們對明朝的傳統認知。

但是,如果我們反過來想一下,是不是我們的傳統認知出了錯?

每個王朝,在他發展的過程中,總會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不能用結果來倒推過程,然後否定一切,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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