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福瑞：魏晉名士之嵇康

文史 08-07

名教就是士人所要履行的家庭與社會的責任和要遵守的規則，而自然，其實質是要個人的真性情，要個人的自由。怎麼解決？魏晉士人說：名教內自有樂地。與重《周易》、《老子》，以哲學理論思辨為主，宣揚自然與名教調和，以自然統率名教的正始名士不同，「竹林七賢」重《莊子》，以放蕩不羈的生活態度直接對抗禮教，甚至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這樣振聾發聵的宣言。這兩個出路都是魏晉士人給出的。其實這兩者都是為了給士人找到一個在禮法制度下的個性空間。魯迅看的很透，阮籍和嵇康的越名教，是虛偽的名教，要的是真正的合於人性的名教。「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代表是嵇康。

嵇康，字叔夜，據《世說新語德行》嵇康祖先本姓奚，祖籍會稽上虞（今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市），後為躲避仇家，遷徙到譙國的銍縣（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縣），並改姓嵇。又據《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嵇氏譜》：嵇康的父親名叫嵇昭，字公遠，在曹魏擔任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其兄嵇喜在西晉時任揚州刺史、太僕、宗正等重要官職。他與嵇康之間作有《贈兄喜秀才入軍詩》等組詩互相贈答。在贈答中嵇喜表現出了與嵇康截然不同的積極入世的態度。

「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蕭蕭肅肅，爽朗清舉」，「肅肅如松風，高而徐引」。山濤贊康：「岩岩如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將崩。」王戎曾憶道：「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有喜慍之色。」習鑿齒《漢晉春秋》載王廣言：嵇康娶曹魏宗室女長樂亭主為妻，官拜郎中，後又遷至中散大夫。這些官職都是清凈閑散的職務。嵇康並不熱衷於功名富貴，隱居於河內郡山陽縣（今河南省焦作市），與阮籍、山濤、劉伶、向秀、阮咸、王戎等人交遊，後又與呂安、向秀為鄰，以鍛鐵為生。

當時擔任大將軍的司馬昭要聘用嵇康成為他大將軍幕府的屬官，他逃到河東郡去躲避徵辟。司隸校尉貴公子鍾會邀眾名士前來訪康，「向子期佐鼓風排，康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去，康曰：『君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此事為後來鍾會讒殺嵇康種下了禍根。山濤為吏部選郎，時將去職，欲薦嵇康自代，剛腸疾惡的嵇康接到邀請後，為顯示決不於司馬氏合作的態度，斷然作書與舉薦他的山濤絕交康寫了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司馬昭）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萬石：（漢代石奮。他和四個兒子都官至二千石，共一萬石，所以漢景帝稱他為「萬石君」。一生以謹慎著稱。），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繁忙），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湯：成湯。推翻夏桀統治，建立商王朝。武：周武王姬發。推翻殷紂王統治，建立周王朝。周：周公姬旦。輔助武王滅紂，建立周王朝。孔：孔子。），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表明自己不願為官的態度，是因自己性格慵懶以及志在長生而不願追求功名。

在這篇響震千秋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將矛頭直指權臣司馬昭，公開宣揚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要知道，當時名士王肅、皇甫謐等人為替司馬氏篡位製造禮教依據，杜撰了許多湯武周孔的名言。嵇康在這裡說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等於公開反對司馬氏篡魏，這無疑戳到了人家的疼處。嵇康作書與舉薦他的摯友山濤絕交，體現了他不為強權所迫，不為榮華所惑的獨立人格。據干寶《晉紀》：「安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反告安謗己。巽善鍾會，有寵於太祖，遂徙安邊郡。安還書與康，其中雲……」，嵇康好友呂安的妻子貌美，被呂安的兄長呂巽將其灌醉並施行了姦汙。呂安憤恨之下想要告發呂巽，而將這件事情告訴了嵇康。嵇康呂巽、呂安兩兄弟都有交情，結識呂巽尚在呂安之前，故勸呂安不要揭發這樁家醜，以全門第清譽。呂巽當即立下重誓，呂安也出於對嵇康擔保的信任而打消了告發呂巽的想法。然而事後呂巽仍感不安，於是先發制人，暗地裡誣告呂安不孝。而呂安因為相信呂巽之前的誓言，沒有揭發呂巽的惡行，而被判處有罪，流徙至偏遠的邊郡。呂安寫信給嵇康訴說自己的冤屈，嵇康得知後寫下《與呂長悌絕交書》與呂巽絕交，並毅然出面為呂安作證申冤，也因此與呂安一同下獄。

嵇康入獄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世說新語?雅量》劉孝標註引王隱《晉書》:「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許多豪傑名士紛紛表示願與之一同入獄，以此來抗議政府要求釋放嵇康，有關部門出面勸解他們才遣散開來。三千名太學生聯名為他請命，請求讓他去太學執教。

然而這些努力並沒有成果，據《晉書?嵇康傳》，當時正受到權臣司馬昭寵信的司隸校尉鍾會（魏太傅鍾繇之子）向司馬昭進言：「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所不容，宜除之，以淳風俗。」認為嵇康這個人具有相當強的政治影響力，可能會對司馬氏奪取天下的計劃產生威脅，勸司馬昭當趁此機會將嵇康剷除。並且援引「孔子戮少正卯」的春秋案例判決了嵇康和呂安死刑。司馬昭即以不孝的罪名殺了嵇康、呂安。

嵇康在獄中反思自己的人生寫下了《幽憤詩》，並為告誡兒子嵇紹寫下了《家誡》。臨到行刑那天，嵇康於刑場上顧視日影，向兄長嵇喜要來了一把琴，從容彈奏一曲《廣陵散》，曲罷嘆道：昔日袁孝尼(淮)想跟我學習彈奏《廣陵散》，我總是吝惜而不願意傳授，「《廣陵散》於今絕矣！」「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世說新語·雅量》）《洛陽伽藍記》記載，康被處死在洛陽東市，時年四十。嵇康死後，他的好友，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也於景元四年冬季過世。而竹林七賢中的向秀則接受司馬昭的徵召出仕。嵇康之子嵇紹，後來由山濤舉薦出仕為官，後成為晉朝之侍中，八王之亂中為保護晉惠帝而殉難，成為晉朝著名忠臣。

在自然與名教之間，竹林名士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到了中朝郭象那裡，開始調和自然與名教，認為名教也是處於自然，因此名教內自有樂地。

道家的經典作家莊子重視人的本性的保護，講「安其性命之情」《莊子·在宥》，反對「易性」和「傷性」。那麼，什麼是莊子所說的人之本性呢？《莊子·馬蹄》說：「至德之世，同與群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乎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素樸之性，就是自然人性，即人的天性。

在莊子看來，自然人性是無知無欲的。只有無知無欲，人才能「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同上）。不是這樣，人求知有欲，就會失去人之本性，《在宥》篇說得很清楚：「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中；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莊子並不是要人們不視不聽，這裡所說的五色、五聲、五味等等，並非有些人所理解的自然聲色，而是指經過人加工過的聲色。也就是「人文化」的聲色，在這裡用來指代會改變人的素樸本性的文化。莊子主張，對於這樣的聲色，要「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再宥》），如此才能神形相守，保住本性。

無知無欲，再抽象，就是虛靜無為。「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不以身殉名利以及天下，「墮爾形體，黜爾聰明……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在宥》），萬物不足以擾其心，進而達到「外天地，遺萬物」（《天道》）。但是郭象所闡釋的人性，已經不是莊子所說的不分君子和小人、甚至與野獸及萬物不分的無知無欲的素樸本性，而是把後天的人的一切都納入人性之中：「夫我之所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而。」（《德充符》）

甚至認為人性中包含了有君臣等級和賢愚之別：「性各有別，故知者受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齊物論注》）「夫仁義者，人之性也。」（《天運注》）「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駢拇注》）而且認為這都是「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的（《養生主注》）。

在郭象那裡，不僅人的後天的身份也成了本性；還有，即使是人傷害本性，只要能改正，也是不違自然的，《大宗師注》就傳達了這樣的觀點：「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在這樣的闡釋下，人性已經遠離了莊子所說的自然性，大大融入了社會性。名教也歸於自然。

要之，郭象對《莊子》的改造，適應了魏晉士人的需要，通過改造《莊子》，為士人徘徊於入世與出世之間，創造了首鼠於儒道兩端的理論。經過郭象的改造，,《莊子》不再遠離人間，遠離士人，成為既能夠維護君主權力，同時又不損害士人利益；既能給予士人享受榮華的理由，又能給士人的精神以迴旋空間。正因為如此，此後《莊子》才會被士人廣泛接受。

而晉代以後士人所接受的《莊子》，已經不完全是莊周的原始的《莊子》，即那個反仁義，反人文化，尚原始自然、追求絕對自由的《莊子》，而是加入了郭象闡釋而改造過的《莊子》。這個《莊子》打著自然的幌子，卻承認社會差別，承認名教，認為此差別與名教亦是自然。在此之上，建立起士人的自由，即在差別和名教之內的自由。「物物而不物於物」，既生活在世間，又不縈心祿位，超遙於行跡之外。

詹福瑞

詹福瑞，滿族，1953年11月出生。河北秦皇島市青龍人，教授，博士生導師。1991年5月河北大學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1995年任中文系主任，1996年評為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同年出任河北大學副校長，兼出版社社長，主管科研、研究生和出版工作。1999年任河北大學黨委書記。1997年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議組成員，1998年聘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與評審組中文學科組成員，1997年聘為教育部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1997年選為中國李白研究會副會長，1999年選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2000年選為中國文心雕龍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曾任中國傳媒大學客座教授，國家圖書館黨委書記，館長，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審組成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規劃與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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