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往事（民間泛濫的槍支）
長期戰亂、盜匪橫行，百姓被迫組建民團自衛，民間非法槍支泛濫。政府的槍支管理辦法接近美國現行規定，但在內憂外患中無力施行。
1946年的上海，李先生將兩張免冠照片、三位親友的擔保書，以及10元手續費交到當地警察局。幾天後，他就為自己的手槍辦到一張嶄新的槍照。美中不足的是，按照這一年頒布的《自衛槍支管理條例》，李先生只能為愛槍配上50發子彈，之後購置彈藥時必須向警察局提交申請。此外，他還要遵守一系列持槍規範，如把槍支借給朋友就要面臨500元以下罰款。
雖然申領槍照的條件極為苛刻，至1949年5月，上海還是有8075人獲得了包括手槍、步槍、馬槍在內的各類合法槍支。其實，槍照也不是1946年才出現的新鮮事物，早在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就制定了槍支管理辦法，給自衛槍支烙印編號，為符合資質的人發放槍照。但民國長期戰亂、盜匪橫行，老百姓被迫組建民團自衛，導致民間非法槍支泛濫。
土匪和民團乃民間武器最大持有者
土匪的槍支來源很多。首先自晚清開始，官府和外國軍隊、農民軍、革命黨、會黨之間衝突不斷，每一次衝突或戰事後，都會產生大量潰兵，他們中很多人走投無路，就會帶著武器投身匪幫；其次，有官員、士兵直接向土匪售賣武器，如武昌起義後，南下鎮壓革命的北洋軍中即有人把繳獲的槍支賣給河北土匪，一支漢陽兵工廠的快槍加200發子彈，能賣60到70銀元。還有土匪會和官軍商量好，先將財物埋在某個地方，官軍來剿匪時在這裡對天放一陣空槍，把財物挖走，再埋上槍支、彈藥，最後彙報武器「在戰鬥中丟失」。很多時候，官軍從土匪那裡繳獲的槍支，其實都出自他們自己。
另外，有外國人直接向土匪出售武器，如控制青島海關的日本即向山東各地走私槍支。1918年，有北洋政府警察假扮買槍者，獲得日本人私賣槍支的證據，發現當時一支十響毛瑟手槍配200發子彈，開價是400元。統計顯示，僅1924至1925年一年間，日本從青島向山東各地走私的槍支，即被查獲了616支、子彈32338發。
昂貴的槍支是匪幫最重要的財產。如果一個土匪在匪幫中沒有屬於自己的槍，在分贓時必須向匪首支付「借槍費」。美國學者何西亞曾將匪幫比作股份公司，他假設一個有250名土匪的團伙中，一人或一槍算作「一股」，假設槍數與人數一樣，總共就是500股。要是所有土匪的槍支全由匪首提供，那每一名土匪都只有1股，而匪首獨佔251股。
民國最初的十幾年時間裡，成伙的土匪都已經有槍了。僅在川東和川南，1920年代的土匪有槍13000多支，包括毛瑟槍、新式手槍、雙筒槍、馬槍等。在匪患突出的山東，土匪有四五十股，總人數超過20萬。他們當中最著名的孫美瑤，1923年劫持了一列火車上的100多名乘客，其中包括20多名外國人，是為「臨城劫車案」。孫美瑤匪幫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所部3000人中有1200多人有槍。土匪持槍搶劫，甚至對抗政府的新聞，時常見於各地報端。
匪患如此嚴重，當時政府又無力剿滅，民眾只有自己出錢、出力，組織民團，武裝起來對抗土匪。所謂「民團」，又稱「團練」，和《水滸傳》中的祝家莊、曾頭市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由地方鄉紳、地主組織起來，保障一方安寧。只不過梁山好漢們用刀槍劍戟，近代土匪換上了槍支火炮。
最初，清廷為剿滅太平天國，即鼓勵各地發展原有民間自衛團體，並允許他們採購一些舊式洋槍，如單響毛瑟槍、前膛槍等。進入民國以後，中央政府控制力進一步減弱，無力約束地方，民團開始購置最先進的武器。在民團力量最大的廣東和東北地區，民團常請政府一次代購槍械萬支以上（需要烙印、編號，由當地官員定期查驗）。廣東寶安一縣六區，即有團軍3000人，人數最多的第二區有駁殼槍、五響步槍等1000支，還有機槍數挺。香港《華字日報》推測，1924年前後，「中國槍械以廣東為最多，合商團、鄉團各種自衛槍械與現役軍隊並土匪等軍，共有四百萬（支）」。從比例來看，其中為軍警所有的槍支只佔少數。
曾任台軍參謀總長的黎玉璽回首往事，家鄉四川的民團「每個月有一次『點團』，各家壯丁攜帶刀槍矛械集合，按照名冊點名之後再繳一點錢才解散，表示每家都出人出錢來維持地方安寧」。黎玉璽從小就學會製造火藥、生產土炮，給民團用於「設卡守衛」。
近代史學者郭廷以回憶幼時的河南老家，為了對付土匪，幾乎家家都有槍。這些槍主要有4種，以日本製造為主，「一種是日俄戰爭時日軍所使用的「九響槍」，彈頭為銅造的；另一種是笨重的「十響槍」，彈頭為鋁製；再差一檔的是一響的德國舊毛瑟槍；最好的是德國五響鋼槍。」郭廷以估計：「至北伐那年，我們鎮上的百戶人家約有槍二百餘支，單我家即有三十幾支。舞陽一縣共有四千多支槍，以全省一百縣估計，應有三四十餘萬，可見民槍之多。」
郭家所在舞陽縣姜店鎮上的民團，幾度同土匪大規模交火。1921年，100多個土匪攻打姜店鎮，郭廷以的大伯和父親率民團在郭家據守，發生槍戰，幾乎被土匪俘虜。1926年，匪首王泰等又率眾圍攻姜店鎮，鎮上「男女老幼同心協力，盡夜守寨，雖然槍支只有二三百，但想盡辦法抵抗……打得土匪近身不得」，匪幫用了兩三個月時間都沒能攻下姜店鎮。可見，民國民眾持槍自衛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
革命的資本
民團之外，廣州還有商人自衛組織「商團」。商團財力雄厚，其下屬「團軍」裝備的都是先進槍炮，以至被廣州的蘇聯顧問稱為「老虎」。1923年，商團同廣東軍政府在財政問題上矛盾激化，不斷罷市，同駐廣東的滇軍、桂軍多次衝突，幾乎火併。孫中山只好命令軍隊改駐郊外，并力圖爭取商團人士加入國民黨，緩和雙方矛盾。
廣東商團由此更加自信，自覺只要有足夠的自衛能力，政府就只能讓步。他們修築街壘、舉行會操，添購大炮、機關槍、輪船，乃至計劃建立商團軍醫院、救護醫生隊、制彈廠等軍事設施，遠遠超出了自衛的需要。1924年8月，運有商團所購槍械的輪船到達廣州時，突然被孫中山下令扣押。孫中山懷疑商團購槍背後有陳炯明或北方軍閥的支持，要求查明「這次所買的槍卻有八九千支。這樣多的槍，又有甚麼用處呢？還要交到甚麼人呢？」雙方交涉兩月無果，爆發武裝衝突，最終商團被解散，是為「商團事件」。事件發生時，孫科正在奉天拜訪張作霖，饒是張大帥見多識廣，且東北地區槍支遍地，也不禁問了一句：「商團是一種什麼組織，廣東商民為何會有武裝？」
民間槍支的海量存在，客觀上也為共產革命提供了便利。1928年前後，中共松浦特委在上海青浦地區組織農民暴動，當時分析槍支來源有三個：向槍販購買、收繳自衛槍支，以及奪取軍警、民團的配槍。後來，這支「滬杭路農民革命軍」果然從民團、地主那裡奪到了30支槍。同一時期，中共陝南特委在文件中指出，自衛隊「解決豪紳得到的錢，應當作買槍等公共用款」，並明確說到奪取槍支的方法，「派人到民團白軍為兵，收繳豪紳自衛槍支，以及用解決豪紳得來的錢去買槍等，充實自衛隊的武器，準備游擊戰爭。」這樣，自衛槍支即很容易被革命所用。
此種情況一直持續至1949年。廣東省平遠縣鄉紳林公頓，曾任縣長、省參議員等職，後傾向共產黨。當地梅北武工隊的指導員馬添榮等到林家聯絡，林公頓為表示投靠革命的決心，主動把家中的幾支駁殼槍和1000多發子彈交給了武工隊。後來隊長陳玉堂又親自上門，請林公頓幫忙籌措槍支、彈藥，林爽快地說：「我有一支自己用的駁殼槍，子彈三百發，可先交給你們使用。」陳玉堂並不滿足，還要林姓自治會的槍支，林公頓也同意：「林姓自治會有九支新駁殼槍，由各房頭保管，我會與各房頭商量，借給你們使用。」最後，林公頓甚至策動當地鄉公所、鄉自衛隊交出了19支駁殼槍。1949年6月，平遠縣易幟，新政權任命林公頓做了副縣長，林公頓的故事充分反映了民間槍支對於革命的作用。
難以推行的美好政策
民間槍支泛濫到這種地步，政府自然寢食難安，出台法規、政策，立意「收槍」。湖南在北洋時期是南北戰爭的膠著地區，戰事多，槍支流散也多，所以《近代民間武器》一書把湖南作為「收槍」的典型地區。1917年，護法軍進入湖南，省長程潛下令，民眾拾到槍支、彈藥必須報繳政府，由政府定價收買。不久，北洋軍奪回湖南，也推行「收槍」政策，規定繳回1支五響快槍，能得到10塊大洋。
由於各地財政有限，政府開出的「收槍」價格通常低於市價，效果並不好。長沙東區甚至沒能收上什麼槍支來，收穫的僅是馬刀、東洋刀、軍用飯盒、軍用鐵鏟等物品。無論是民團還是土匪，顯然都不可能把在亂世中活命的保障交出來。亂象不免產生，抗戰期間，山西省政府下屬的「犧牲救國同盟會」常常借稱某家私藏有槍支，逼人交槍；拿不出槍來，就要求按槍價折錢交付。
有意思的是，原本被地方軍閥視為威脅的民間槍支，在國民政府建立後變成了刻意保護的寶貝。民國期間的民團中，廣西民團無疑是最為知名的，為讓中央忌憚，李宗仁、白崇禧號稱民團有槍10萬餘支，實際只有1萬多支低劣不堪的舊槍。無獨有偶，何應欽在抗戰時期曾想收繳雲南民間自衛隊槍支，他對龍雲說：「人民的槍太多，不應任其發展。」無視中央權威的龍雲當場婉拒此提議：「他們又不拿政府當敵人，我不需要接收他們的槍支。能自衛總是不錯的。」共產黨當時估計，雲南地區約有70萬支槍。顯然，廣西、雲南地方勢力為維護自己的割據地位，引民間自衛力量為對抗統一的工具。
需要說明的是，各地立意要收的槍是不包括私人合法槍支的。程潛在「收槍」命令中就規定，「曾領有督軍署護照者不在收繳之列」。現在來看，民國時期對私有槍支的管理堪稱完善，北洋政府在1913年頒布了中國第一個槍支管理法規——《管理收藏槍支規則》，規定私人持槍必須以「公共防衛或自衛財產為目的」。只有官方核准的地方團體、商會，以及有正當職業的住戶和納五等捐以上的店鋪，才能合法持有槍支。警察部門會備案子彈數目，在槍支上烙印，並頒發槍照。
北洋政府還曾試圖為地方制定相關規定，如陸軍部要求東北地區購槍者需滿足：「（一）須有地五十垧、房二十餘間，方准購備；（二）如無資產，須有營長、所長、知事之資格者。」事實上，無論是有50垧（約750畝）土地的地主，還是有營長等職務的公職人員，都是極少的，所以這個規定完全沒法落實。更何況，北洋政府也無力約束地方，只能任由東北地區實行較為寬鬆的槍照制度。
在廣東，孫中山當大元帥時也制定了本地的私人槍支管理辦法，首先要求持槍者提交申請書，寫明自己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以及槍支種類等；其次，需要由經營狀況良好的商店或是鄉里的紳士出具保證書；最後，要依據槍支種類，交納0.5至4元的槍照費。此後，不管是槍支轉讓交易，還是購買子彈，都要出示槍照。即使是在共產黨管轄下的陝甘寧邊區，也立法允許民眾持有自衛槍支。
研究近代槍支問題的邱捷舉過一個案例，可以很明顯看出自衛槍支的普遍存在。1916年，山東人商希正外出討債，身上帶著自己店裡的一支勃朗寧手槍自衛。他到賣布的欠債人趙錫福那裡後，與之發生衝突，商希正即想拔槍威嚇。兩人糾纏間，手槍突然走火，打中商希正左腿。不久，商希正不治身亡，趙錫福被告上法庭。
審訊過程中，縣知事問當地協助維護治安的李忠是否會使用這種手槍，李忠回答：「此系新式手槍，差人不會施放。」知事按此推斷，小商販趙錫福也必定不會使用這把勃朗寧手槍，不可能奪槍後當即就向商射擊。聯繫到商棉袍上並無彈孔，可知子彈不是從外部射進。顯然，只是兩人糾纏間，扳機被誤碰，子彈射中了商希正。縣知事因此判處趙錫福過失殺人，處350元罰金，槍、彈沒收。在這個案子中，縣知事自始至終沒有質疑過商希正持有槍支的合法性。
看上去，民國時期的槍支管理辦法同美國現行規定幾乎如出一轍，但一方面持槍者一旦申領槍照，即意味著接受政府監管，因此很少有人願意讓自己的愛槍「合法化」；另一方面，合法槍支的價格大大高於非法槍支，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承受。
不過，槍照的推行，對於偵查犯罪確實起到一定作用。廖仲愷遇刺案中，直接兇手陳順供稱，作案時使用的手槍是郭敏卿借其「自衛」的。後來查明，郭時任粵軍南路總司令部參謀，假借總司令梅光培名義，為陳順填發槍照。最終，梅光培被判處「間接殺人罪」。
混亂擁槍時代的終結
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在1946年頒布了《自衛槍支管理條例》（經多次修訂，台灣地區沿用至今），於是有了文章開篇的那一幕。當年4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加大槍支調查力度，要求限期補領槍照，至當年8月，又登記了320支槍。在這些登記的私人槍支中，大多數為黨政軍公務人員所有。又如在天津，至1948年9月，登記私有槍支1076支；10月，天津市公安局發布通知，要持有槍支的民眾妥善保管，並將隨時進行檢驗，一旦發現無照槍支，一定嚴懲不貸。隨著內戰全面爆發，槍支登記工作不了了之。
進入1949年，共產黨在佔領區開啟了新一輪「收槍」。上海從1949年6月開始收繳原國民黨官員、特務、士兵等人員所持槍支、彈藥；至1952年，全市共收繳槍支4495支，子彈上千箱，手榴彈44枚。在青島，新政府發布《收繳散槍武器辦法》，限令市民於15日內將手中所有武器上繳當地公安局，其中包括曾領有「蔣偽警察局」槍照的自衛槍支。這個規定和以往有一點不同，就是設立了告密條款，匿名檢舉他人私藏武器，同樣能獲得政府給予的名譽或物質獎勵。
至1951年，政務院制定了全國統一的《槍支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矛槍、獵槍不在被管制的槍支之列；除部隊、公安外，「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之科長以上幹部」「區級人民政府之主要負責幹部」「各機關之交通員、通訊員、首長警衛員」，部分公營工廠、商店、學校等人員，經相關部門批准，也可申請持槍證，佩帶槍支。自此，普通民眾不再能合法擁有獵槍外的槍支。這一時期對持槍人員的定義較為寬泛，使民間槍支大量遺留下來。山東省1963年時對政府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自衛槍支進行登記，總計有各種槍支2.29萬支、子彈220萬發。僅昌濰、聊城的3426支短槍中，就有1415支散落在不應持槍的中學校長、農場場長，乃至服務員、駕駛員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