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醫院的醫生沒退路，他們治不好，全國都沒轍

插圖 | 超人爸爸

作者 | 林大鼻

故事發生在全國最頂尖的醫院， 林大鼻在那裡工作了 11 年，發現了一件很反常的事兒——對重症患者來說，死不是最可怕的，更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 「每天都看著身體惡化，卻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性質特殊，他們收治了太多重症患者，最讓醫生棘手的，就是這種無法查證病因的病人。

直到那一天，有個男孩出現了，沒有病因，沒有希望，沒有科室願意接收。為了滿足男孩的願望，林大鼻把他「撈回」科室，決不放棄。 那是一場持續 3 個月的艱難戰鬥。她想對男孩和家屬說：「謝謝你們啊，我已經沒有遺憾了。」

1

在這家醫院工作了 11 年，我算是見識了全國所有救護車的型號。

每一天，都有不同城市牌照的救護車衝進醫院大門。下車的病人和家屬操著不一致的口音，但神情同樣疲憊，像是經過了一場長途旅行 ，如今總算熬到了終點站。

出現在這裡的人們，都抱著最後的希望。他們衝進辦公室的時候，手裡都拽著一張 A4 紙，上面蓋著鮮紅大印，加上一行小字——「病情疑難危重，建議轉上級醫院。」

往往這時，病人會拿著這張紙，用近乎祈盼的眼神望著我，越湊越近。甚至有人還會把那張轉院通知單放在桌上，怕我不收下。我總是很細心地提醒他們：「這張紙，你還是自己拿著吧。」

這裡就是全中國最好的醫院之一，沒有上級可轉。

但這份聲名背後，是無孔不入的壓力。如果病人在這裡還治不好，那他可能就無處可去了，這是任何病患家屬都無法接受的事實。

我不止一次面對過這種突然爆發的絕望。後來，我養成一個習慣，絕對不坐在後背靠門的位置。

這些外地來的病人們，會被送到一個叫作「搶救室」的地方。作為危重病人的中轉站，那裡就是人間修羅場，監護警報以高頻率發出扎耳的「滴滴滴」，心臟按壓到骨頭的聲音是尖銳的「嘎吱咯吱」，這些雜音里不時摻和著醫生的高聲呼喊：「搶救！過來這床！搶救！」

一切都是吵的，就算有人死掉，也還是吵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的活人是安靜的。

我每天都要去一趟搶救室，門外的地上躺著橫七豎八的病患，那都是一些病情較輕，但家在外地的患者。有時我得從她們身上跨過去，小心翼翼。

在這裡有兩種病人。幸運的，會找到接收的科室，住進病房。不幸的，醫生判斷無法治療，被家屬拉回家。如果是後者，對方家屬的情緒可能會崩潰，畢竟這裡已經是尋醫問葯的盡頭，還能去哪呢？

只是對醫生來說，還有比「無法治療」更可怕的情況。

第一種是年輕的病人，因為歲數小，家人覺得還有未來，一般會拋掉全部身家，不到盡頭不罷休。第二種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症患者，每天花費重金等待結果，抱著一絲希望，卻看著自己身體逐漸惡化，比明明白白知道得了絕症更可怕。

這兩種病患一旦治療失敗，家屬根本無法接受。而第一個面對這種情緒爆發的，往往都是醫生。

這也不能怪誰，畢竟從搶救室里來的病人只有一個終極目標：活著。

圖片來源：天才捕手計劃

林曉宇就是這樣出現在我面前的。他符合這兩種病人的所有特徵——年輕，家人也準備拼勁全力，且根本查不出病症。

可從我與他對視第一眼起我就知道，這個小夥子，活不下來。

02

因為長得顯小，我這個主治醫生常常被當成實習大夫。

但有時我會覺得，要真是實習就好了，這樣就只要關注病房，不必每天去搶救室「撈病人」，這事兒擔子太沉，關乎人的生死。

一進搶救室大門，就有同事跟我介紹這一批病人的情況：「昨晚又來了幾個好的，特別適合你們病房，快來看看。」

有的人習慣把還有救、不會長時間住院、經濟條件過得去的稱為「好病人」。

按照這種標準，林曉宇顯然被排除在外。但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這個小夥子看我的眼神，讓我想起了幾年前遇到過的另一個病人。

一樣的年輕，一樣的充滿希望。

見林曉宇的第一面，他掛著氧氣罩，見到我只是點點頭。因為呼吸困難，他必須費上一點勁兒，才能靠坐在床頭，很用力、很沉默地吸氧。

我是來會診的醫生。

他抬頭看著我，沒說話，幾秒過後微微張嘴，也只是喘氣，扣在臉上的呼吸罩騰起一層白霧。

我翻看著他的急診病歷，二十多歲，來自內陸省份的農村，一開始高燒不退，當地醫院認為是肺炎，卻越治越重，直到全身多個器官開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出現崩潰跡象。

一個月後，他才被告知那一句：「治不好了，太重了，轉上級醫院吧。」

我把他的病歷翻到最後，都沒有說明這到底是什麼病。

我踱步到林曉宇跟前，一邊看著 CT 片子，一邊悄悄打量他。

僅僅病了一個多月，他已經瘦得脫了形，病號服穿在身上顯得空蕩蕩的，雙頰凹陷下去，顯得眼睛格外的大，也格外有神。

整個人看起來比病歷里寫得還要差一些，不僅各項化驗指標都出現問題，口腔和皮膚也已經開始出現潰爛。

我暗自搖搖頭，太難了。

還不清楚是什麼病，就沒有辦法對林曉宇給予針對性的有效治療。況且他這麼年輕，疾病惡化的速度就那麼快——留給我們的時間真的太少。

這樣下去，林曉宇很可能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

我心裡生起一股不好的預感，還是按照慣例，沒說自己是負責收治病人的管病房大夫。這種做法，也是不想給每個來到這裡的患者「無謂的希望」。

而且我手上只有非常寶貴的最後一張空床了，必須把它留給最有救治希望的病人。搶救室隨時都會有全國各地轉運來的重病人，能不能得到最妥善的治療，有時就取決於有沒有一張病床。

我在心裡打了退堂鼓，沒有跟他過多交流。

急診的同事似乎看出了我的猶豫，一把拉住我說：我們都滿床了，再來病人只能加床了，幫幫忙，撈一個走吧。

我擺擺手，從側門出去了。

走了幾步，我又停了下來，這小伙兒實在太年輕，心裡有些不忍。我繞到前門，喊了一嗓子「林曉宇的家屬在嗎？」

一個衣著樸素、操著濃重鄉音的中年婦女應聲跑過來，「我！我是曉宇的媽媽！」

看她黝黑的面龐，顯然是個平時干農活的勞動婦女。我用盡量簡單的話語問了她一些情況，但她完全沉浸在悲傷的情緒里，什麼都答不上來，抹著眼淚不停重複著：求求大夫，救救孩子，求求你了。

看著林曉宇的母親，我雖然萬般無奈，但還是要考慮如果她不能很好地配合，後續治療會很難開展。

我不死心，問了最後一個問題：家裡經濟情況怎麼樣？

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後，我只能安慰她幾句，沮喪地離開搶救室。下班前，我忍不住悄悄打開急診的病歷系統，發現林曉宇的名字仍在急診名單里，並沒有被任何一個病房「撈」走。

我盯著電腦上的名字看了又看，幾次把滑鼠移到右上角的「叉」，都沒能點下去。

03

全國最好的醫院，也是病患心中的最後一線希望。如果我不在此地接手這個男孩，我幾乎可以看到他的結局——

無處可去，最終在急診把錢花光，放棄治療，拉回家鄉去。或許還會因為窮，連救護車都坐不起，只能找一輛不正規的「黑車」，很可能走到半路，母親就得眼睜睜看著兒子去世卻束手無策。

我還是沒能關掉帶有林曉宇名字的電腦界面。這三個字，讓我一直聯想這個年輕人拚命吸氧的樣子。

我在臨床一線摸爬滾打這麼久，面對的都是最兇殘狡詐的疾病，自認什麼大風大浪都見識過了，但這當中，有一個失敗的病例，在往後的日子裡幾乎成了我的心結。

那是一個和林曉宇很像的病人，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病情危重，但就是查不出得的是什麼病。

不同的是，他家裡非常有錢，而且有一個懷孕的妻子，還有五個月就到預產期。

為了讓病人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無論是在醫療還是金錢方面，我與家屬都傾盡了全力。我們甚至請了美國專家就診，奮戰了將近三個月，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生活不是電影。病人最終沒有等到自己的寶寶出生，在離妻子的預產期只有兩個月時撒手人寰，到最後也沒有搞清楚得的是什麼病。

懷孕的妻子情緒崩潰，跨年夜時來到辦公室，哭著問我一個問題：你們這種醫院，怎麼可能連什麼病都不知道呢？

她盯著我的眼睛，很不甘心，你不能讓他死個明白嗎？就算是惡性腫瘤沒辦法也認了。這種結果我不接受。

後來整個科室都知道我儘力了，卻沒做好這件事兒。還有同事遇上類似的病人，總會來問我：你要不要再挑戰一下？

再回想起這事，我同樣也是不甘心，明明很努力了啊。

現在每次面對年輕的、診斷不清的病人，我的內心會陷入糾結的狀態。一方面是心生恐懼，怕萬一接手失敗，病人和家屬沒有退路，我同樣沒有退路。

但要我看著對方在急診室等死，內心還是不安。我不想讓他們體會那種病情未知，只能慢慢死去的恐懼。

我最終做出了決定，接診林曉宇。如果我不接手，這個名字就會在急診名單消失不見，就像退潮的浪花，無聲無息地被捲走，一點痕迹都不會留下。

我不想讓「林曉宇」這個名字從我的手上滑落，更不想同樣的事情，再發生第二次。

04

我回到了搶救室的門前，這次不僅見到了林曉宇的媽媽，還有他的姐姐。原來，姐姐一大早就去想辦法籌錢了，剛剛趕回來。

這次我沒有再謊稱自己是會診大夫，直接亮明身份說：我是呼吸危重症監護病房的醫生，想跟咱們所有家屬談一談。

姐姐的眼睛瞬間亮了起來，她說弟弟還沒有結婚，父親早就去世了，自己與母親就是他所有的親人。

除了病情以外，我還了解到，兩姐弟從小生活在農村，姐姐為了供養曉宇考上大學，年近 30 歲都沒有結婚。

現在弟弟進入律所，就快要當上律師，只要他成功了，就是一家人的經濟支柱。姐姐才考慮起結婚的事兒。

可自從曉宇得了這無法查明的惡病，一切安排都變了。

姐姐不相信曉宇這麼年輕就得了絕症，「就算死，至少也得死個明白！」撂下這句話，她帶著弟弟千里迢迢趕來我們醫院。

我相信，她對弟弟的全力救治並不是出於金錢的回報。因為從一開始，我就很明確地告訴她，曉宇很難救回來，但她依然決定，即使傾家蕩產也不放棄一分希望。

在談話的過程中，我一直在仔細觀察曉宇的姐姐。她沒有絲毫猶豫，眼睛裡盈滿真誠、感激和信任，這是我們最喜歡的家屬。

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能理解我的話，同時也保持著理智，沒聽到住院就撲通一聲跪倒在地，抱住人不撒手，那會給醫生很大壓力。

在與疾病的戰鬥中，醫生和病人家屬其實是最親密的戰友。誰也不想在戰鬥過程中帶著拖後腿的戰友，更不想遇到在背後捅刀子的叛徒。

只是姐姐對花費有些擔憂，擔心不能撐到最後。我說自己會儘力幫她省錢，有多少就交多少，不夠的再想辦法。

最後我囑咐她：辦完手續直接轉到病房去，別等明天了。

我通知病房的值班醫生準備收病人，半小時後，林曉宇就會離開急診室，被推到我的病房。

趁著這段時間，我通知病房的醫生準備接收病人，自己趕去食堂填飽肚子。那一餐我吃得很快，只想著趕緊去看資料。我知道，一場艱苦卓絕的戰役已經無聲的打響了。

05

夜深了。

姐姐提來一大袋厚厚的資料，從縣醫院到省城的三甲醫院，哪怕一片紙都複印了下來。

當晚，我仔細研讀林曉宇所有的病歷，不放過任何能確定病症的蛛絲馬跡，結果越看越心驚。曉宇的病情，與那個讓我刻骨銘心的病例竟然驚人的相似。

沒有病因，沒有好轉，沒有希望。

我只希望這一次不要重演歷史，無論如何，都不能再讓又一個小夥子走得不明不白。

等我整理完資料，林曉宇的姐姐還守在樓梯間，她用那種泡沫拼板鋪在地上，行李袋當枕頭。

我勸她不用 24 小時都守在這裡，只要保持手機暢通就行。

她有點兒不好意思地說，這附近的招待所太貴了，連最便宜的地下室都要將近一百塊錢一晚。她想省下錢留給弟弟看病。

我走進病房，詢問曉宇的病情。他戴著吸氧面罩、每說一句話都有點困難。我盡量挑重要的問他，他說的很有條理，幾乎沒什麼廢話，一看就是查閱過相關資料。

只是說到後面，他張口越來越吃力，聲音也逐漸變小。我有點於心不忍，看時針已經指向 10 點鐘了，讓他先休息。

但他顯然不願意結束談話，還想要繼續解答我的問題。我安慰他別著急，今天先了解最主要的，之後有的是時間。他很累了，看我要走，仍然小聲地說了一句「謝謝」。

在回家的末班地鐵上，我給值班大夫發微信，讓他把那些按小時收費的監護、吸氧等項目，給林曉宇每天象徵性地記一點費用。

雖是杯水車薪，省一點兒是一點兒吧。

06

第二天，我向上級醫生彙報了我的想法。

省城的三甲醫院已經做了很全面的檢查，為了節省時間，我想跳過那些常規檢查，快速取活檢，依靠病理給病人一個診斷。

雖然明面上是請示領導，但我內心早就下定主意，即使不同意也要爭取。

之前的那個小夥子，就是沒珍惜寶貴的時間，到後來要取活檢時，已經來不及了。我不想再讓類似的遺憾重演，畢竟林曉宇沒有時間用來等待。最後，領導給了我全力支持。

通常，從取活檢到出結果的時間是一個星期，如果是疑難的疾病，需要的時間往往更長。我決定給林曉宇輸血，把各種風險降到最小，集中火力多個部位同時取活檢，最後在兩天時間內做完了這一切。

然而就在做完檢測那幾天，曉宇隱隱陷入了不安。

「我得的是血液病嗎？」有一天查房的時候，他突然提出了這個問題。

曉宇告訴我，父親就是得血液病去世的，還是挺罕見的病症，叫「多發性骨髓瘤」，最後還是去世了。他擔心自己會重蹈覆轍，花光家裡的積蓄。

我怕自己也遺傳了這個病，在網上查了好多資料，又覺得不太像。他忐忑地盯著我的眼睛，期盼得到否定的回答。

我安慰他，多發性骨髓瘤不遺傳，你的癥狀也根本不像這個病。我沒說出口的是，曉宇的病，應該遠比他父親的要兇險得多。

曉宇似乎鬆了一口氣，又追問我自己得的像啥病，我經常想得睡不著覺，想自己查查文獻。

當人面對即將到來的答案時，總會有些緊張不安，想要提前知道答案。

病房裡連電視都沒有，唯一的可做的事情就是玩手機。曉宇時常坐在床上，戴著呼吸罩看手機，連夜搜索病症的資料。

他有時會抬頭看我，隔著呼吸罩，用很悶很小的聲音問：姐姐，我得的是什麼病？

我不知道他得了什麼病，更不知道該給出什麼關鍵詞。我只好避開他的視線，用同樣小的聲音說：我還不知道。

我經常強行轉移話題：你是律師嗎？很厲害呀。

還算不上律師，剛畢業沒幾年，就做些打雜的工作。

我想試著繼續和他聊聊天，他卻擺擺手，緊抿雙唇。或許是太累了，或許是不想閑聊。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來到最好的醫院，依然得不到答案，對自己命運無法把控，只能在等待中抱有希望。

然而這種等待是沒有期限的。重症病房裡 24 小時燈火通明，沒有任何光線、溫度的變化。如果不是醫生來上班了，曉宇根本不知道又過了一天。

他的姐姐倒是很熱情健談，幾乎全天駐紮在樓梯間，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個凳子坐在那裡。那是我進出病房的必經之路，下班就會跟她聊一會兒。

她總是看到我就趕快站起來，從樓梯間衝到我面前，每次的話題都離不開檢查結果。

我安慰她，取了好幾個位置的活檢呢，會有結果的。

但我內心其實沒有把握。當年那個和林曉宇很像的男孩，也是艱難地取了活檢，卻根本找不出病因。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從最初想治好病，到後來把生命延長到親眼見孩子出生，再到最終僅僅希望能死個明白。就算這樣，我都沒有做到。

我有預感，曉宇身體里那個「看不見」的狡詐敵人，這次也不會輕易束手就擒。

07

林曉宇的病情每況愈下，持續高燒不退，皮膚每天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潰爛，已經從兩條腿蔓延到了腰背部。

作為重症監護室里為數不多「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鐘都很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連口腔都潰爛了，每吃一口東西都很疼，我們給他插了胃管打營養液。

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覺、見不到家人等等，病人很容易患上 「監護室綜合征」，出現精神方面的問題。

我把林曉宇挪到一個角落的床位，在四周拉上帘子，隔離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小空間，還囑咐夜班護士晚上關掉他頭頂的燈，希望他能盡量好過一點。

他雖然不愛說話，但能體諒我對他的關照，每次問起感覺怎麼樣，他都說好。

但我能感覺到，他之所以能撐下來，完全是因為對病理結果的期盼在支撐。我很擔心他的希望落空，不願多談病理方面的事情。

我倆之間的見面，變得越來越沉默。

重症監護室外，姐姐越來越焦躁。雖然我從一開始就告訴她，至少需要一個星期才可能有結果，但她仍然是見我一次問一次。以至於每次遠遠在樓梯間看到她，我就有點心虛。

我也很想說點樂觀的話鼓勵他們，又擔心會起到反作用。畢竟這個時候，給予希望是很「危險」的。

有時為了逃避姐姐的追問，我不得不裝作接聽電話，從她身邊匆匆經過。看著她渴望期盼的眼神，我的內心很愧疚。

姐姐肯定是感覺到了什麼。那一天，她拖著我到沒有監控的角落，想要塞給我一卷錢。

我冷著臉堅決拒絕，不收紅包是我的底線，我一定會全力救治你的弟弟。看她還不死心，我只好嚇唬她如果再這樣，就馬上給曉宇辦出院手續。

林曉宇仍然每天高燒不退，全身多個地方都在潰爛，有的地方甚至能隱約看到骨頭，令人不忍直視。

每天下午半小時的探視時間，姐弟倆都在互相鼓勵打氣，話題只有一個：「病理結果就快出來了，再堅持一下」。他們還樂觀的認為，取了好幾個部位的活檢，一定能診斷清楚的。

只是姐姐從頭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弟弟的傷口情況。那裡被我們用紗布遮著，平時林曉宇也會用被子蓋住傷口，我們都沒有特意對姐姐提起。

越臨近出結果的日子，我的擔心越重。我怕得到一個壞結果，更怕什麼都得不到。

08

最擔心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

一周多以後，幾份病理報告幾乎在同一天到了我手裡——全都沒有明確的診斷結果。

林曉宇的情緒崩潰了，徹夜不睡覺，把各種監護的連接線都從身上扯下來，大喊著「我不想治了！」

我不得不給他用了鎮靜的葯，又破例讓姐姐進來守在床邊，他才平靜一些，但依然堅持要出院回家。

一向堅強的姐姐也落淚了，說想尊重弟弟的意願，回家去。

我站在一旁，看著眼前的姐弟倆。說他們是真心想回家，我是無論如何都不信的。

從醫十餘年，形形色色的人見過太多，真正願意放棄生命的病人是極少的。更何況年輕的病人里，我還從來沒遇到過任何一起。

此時的曉宇，只不過是情緒失控。就像那些站在樓頂尋短見的人，如果是大喊大叫的，最終跳下去的非常少，往往只是為了宣洩情緒。真正一心求死的人，只會悄無聲息、決絕地赴死。

要是真把曉宇放回家，等他心情平復，肯定會後悔萬分，但那時候，已經沒有機會再回來了。即使能再回來，我也未必有床位能及時把他再收進病房。

我覺得曉宇需要的絕對不是死亡，而是一個答案。

我安慰姐弟倆：這只是第一個回合失敗了，還沒到走投無路的地步，怎麼能輕易放棄呢。

姐姐還是哭個不停，表達感謝的同時，還是堅持要回家。「太難了，醫生，實在熬不下去了，我們村裡有風俗，死人不能進村，我想趁著弟弟還活著，帶他回去。」

我有點急了：「曉宇是因為病得難受，說些喪氣話，你不能失去理智啊。取活檢也花不了多少錢的。你今晚回去好好想一想，願不願意讓弟弟走得不明不白。你要是甘心，明天來找我，我給你辦出院！」

姐姐抹著眼淚走了，我心裡也非常難受。在其他人眼裡看來，這是一個把燙手山芋脫手的好機會，只需要讓家屬簽署一份自動出院證明，我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和風險。

圖片來源：天才捕手計劃

但是我不想就這麼算了。

人類最大的恐懼是「未知」，當你不知道即將面臨什麼時，就會幻想出無數種可能性。但當你明確知道結局，哪怕是一個不好的結局，似乎也沒那麼絕望和難以接受了。

至少，我想通過我的努力，讓曉宇能走得甘心一點。

經過一夜的思考，姐姐的情緒穩定很多。我給林曉宇加大鎮靜劑的用量，並儘可能讓姐姐在床邊陪伴。總算把姐弟倆都暫時穩住了。

我拿著幾張報告，去找病理科的同事溝通，卻意外發現了突破口——皮膚活檢里有一些淋巴瘤的蛛絲馬跡，但組織實在太少，沒有辦法下診斷。

我盯著顯微鏡里那星星點點疑似惡性的細胞，不禁握緊了雙拳。

09

我告訴姐姐，其實在皮膚活檢里已經被我們發現一些端倪了，跟最初的猜測差不多，非常像我們懷疑的疾病——淋巴瘤。只是組織太少了，無法診斷，必須取大塊的組織才有可能弄清楚。當然，這也意味著更大的風險。

經過一夜的沉澱，姐弟倆的情緒都穩定了很多，最後都同意進行檢測。

淋巴瘤，也被老百姓叫作淋巴癌，是血液系統的惡性腫瘤。著名播音員羅京就是得這個病去世的。

在所有的內科疾病里，淋巴瘤是最狡詐兇殘的那一類。它特別善於偽裝，病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血液病，還以為哪個器官出問題了，等知道是血液病 的時候，已經耽誤了很多時間。

很快，問題接踵而來。如果想取到大塊組織，只能求助外科醫生，去手術室進行操作。

但林曉宇的情況根本沒辦法去手術室，只能在病床上進行活檢。這有一定的危險性，但如果不放手一搏，診斷的可能性就是零。

但來會診的外科醫生表示，床邊手術的風險太大，可能會出血不止、傷口癒合不了，實在愛莫能助。

我扯住外科大夫的袖子，不讓他走，豁出老臉開始撒嬌，要他一定幫忙。他或許沒想到我居然那麼能豁得出去，只好艱難地答應了下來。

手術開始，只進行了局部麻醉。林曉宇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醫生拿起刀子，從自己身上割下一塊皮膚。這樣的場面和切身之痛，我不知道他受不受得住。

我找了一個架子，搭上床單，擋在他跟外科醫生之間。

曉宇的臉上緊扣著加壓面罩，說話更加困難。我告訴他馬上就要開始了，他點點頭，眼神堅定。

我們決定取他潰爛速度最快的那部分皮膚，這樣找到惡性細胞的幾率會大一些。

我站在床頭，告訴他不用說話，如果疼就舉手示意，我會讓外科醫生補麻藥。

手術刀精準切下去的瞬間，曉宇舉起了手。

我連忙說：「好的，知道了，給你打麻藥。」他急切地擺擺手。舉手去抓吸氧的面罩。

我按住他的手，輕聲安撫他：「很快就好了，再堅持一下。」

他順勢攥住我的手，另一隻手艱難的把吸氧面罩扯開一條縫兒：「多取一點兒，我不怕疼，你們給我多取一點兒。」我看著他的眼睛，裡面都是破釜沉舟的決心。

我鼻子一酸，答應他：知道了，放心吧，你專心喘氣，要是疼就捏我的手。

10

手術順利結束，外科醫生儘力給我們取了一塊很大的皮膚。他很擔憂，說這個傷口根本沒法縫合，也難以癒合。

我說這些都是小事兒，只要診斷清楚，後續就有希望。

這塊皮膚泡在福爾馬林液體里，隔著玻璃瓶，看上去比實際顯得更大一點兒。我舉著它盯了很久，這是曉宇最後的希望了。

取完活檢的當天下午，我決定給曉宇用超大劑量的激素「衝擊」治療，需要家屬簽字同意。

姐姐有點疑惑。她曾經跟我說過，省城專家建議試試大劑量激素，但是被我拒絕了。

我告訴她，大劑量激素確實可以暫時緩解病情，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我最擔心的是，用了激素以後會讓病理變得更加不典型，難以檢測出結果。

她不明白，為什麼我現在又同意用激素了。

我委婉地告訴她，現在取了一大塊皮膚組織，接下來就是等待結果了。所以我想把激素給曉宇用上，至少能撐到結果出來那一天。

姐姐沒有再提問題，她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沉默地簽下同意書。

我已經盡我所能做了全部的努力，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

孤注一擲的等待令所有人感到窒息，姐弟倆在一起的時候，似乎有點刻意迴避結果的問題。可能是不想再次失望，所以故意表現得不那麼期盼吧。

我每天都在電腦上刷新數次病理報告，常常盯著那個灰色的界面發獃，既盼望能早一天出結果，又有點害怕那一天的到來。

如果再不能明確診斷，也許真的要放手了，我有點不敢想像。

當病理報告的灰色界面變成可讀的藍色界面時，我深呼吸了好幾口氣，才把滑鼠對準它，點開。

看過大段大段病理描述，幾十個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結果，我的目光最終定格在報告末尾的結論上：淋巴瘤診斷成立。

那一刻，我有點想哭的衝動，同時有一種卸力後的虛脫感。經過一個月的努力，終於得到了明確的結果，這一次，總算能對病人和家屬有交待，對我自己也像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被永遠地翻頁了。

我查閱了文獻，林曉宇得的這種淋巴瘤是兩年前剛剛新命名的一種類型，最突出的就是起病急驟、進展迅速，而且缺乏典型的病理特點，沒有經驗的醫生根本不認識。不幸的是，這是惡性程度最高的那一類，治療效果也極差。

診斷清楚的起點，幾乎等同於曉宇生命的終點。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我把病理報告單交到姐姐的手上，告訴她終於診斷清楚了。

姐姐激動得雙手顫抖，茫然望著那一大段專業術語，有點不知所措。我提醒她：「看最後一行的結論就行。

「淋巴瘤診斷成立……」姐姐喃喃地念了好幾遍，聲音越來越大，從自言自語變成掩面大哭。她說：終於弄明白了。

她這段日子實在太難熬了，拚命壓抑尚未得知結果的恐懼，對弟弟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題，什麼准姐夫過幾天也會來，還有老家地里的莊稼。

我都有些不忍心告訴她，曉宇的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只能以天來計算了。

姐姐問我要不要瞞著弟弟？

我建議她不要給曉宇無謂的希望，這麼聰明的孩子，自己上網查資料也能知道個大概。如果能清楚知道自己未來的時日，可以更好的規劃，不在最後的時光留下任何遺憾。

姐姐同意了，她拿著病理報告單去了弟弟床邊，如實相告。兩個人再次抱頭痛哭，情緒終於有了宣洩的出口。這麼長時間的煎熬和祈盼，哪怕是壞的答案，也總比至死沒得到結果更令人心安。

曉宇有些沮喪，但慢慢又接受了這個事實，「至少，不是和爸爸一樣的病。」

11

最終，姐弟倆決定繼續接受治療。

曉宇的准姐夫也趕了過來。所有親人都來到曉宇身邊，陪伴他走最後的路程。每天晚上的樓梯間，母親、姐姐、還有準姐夫，三個人並排睡在那裡，在距離曉宇直線距離不到五十米的地方，默默陪伴著他。

每天半小時的探病時間寶貴，我也不便去打擾。

我給相熟的血液科病房醫生打好招呼，很快就把曉宇轉了過去，並拜託同事盡量照顧。

轉科的時候，曉宇和姐姐都是感謝，沒有提及一句病情。面對已知的有限未來，他們接受的很平靜，「家人在身邊，每一秒都是多賺來的。」

曾經總是愁眉苦臉的姐姐，自從得到答案以後，再碰見我時，不再是隨時衝過來的樣子，只是很坦然地打了聲招呼「那麼晚還沒下班呀？」

我極少把聯繫方式留給病人家屬，但這次，我把手機號留給了曉宇姐姐，告訴她有事就給我打電話。姐姐很珍視地記下號碼，再三表示不會輕易打擾我。

血液科病房很像流水線作業，住院、打化療、出院，循環往複。

這個治療過程看似平平無奇，卻很難想像，曉宇這樣的病人，是所有人拼盡了全力，才爭取到這個寶貴的治療機會。有的病人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

我承認，自己不是一個擅長安慰人的醫生。林曉宇去了血液科以後，我沒有再去看望他，只是會經常坐在辦公桌前，打開病歷再看一看這個名字。

曉宇因為身體狀況太差，血液科的專家討論後，為他制定了一個減量的化療方案，然而只打了一個療程，就無法再繼續了，效果也很差。

我給同事發消息：看你們科不準備再給他打化療了，如果太壓你那裡的床位，可以把他再轉回來給我，我送他走最後一程。

同事很客氣地回復，內容卻讓人心疼：沒關係，沒有多長時間了。

不久後的一天，我收到了曉宇姐姐的簡訊：林醫生，非常感恩在弟弟最後的這段日子裡遇到您，能讓他走得明明白白。我要帶著弟弟回老家了，再次感謝。

我回復：你是一個好姐姐，我們都為曉宇傾盡了全力。親人都在身邊，他有愛和陪伴，就沒有什麼遺憾了。願一路平安。

我叮囑她不要坐「黑車」。姐姐說是家鄉的救護車，已經停在醫院急診外面了，當天就能到家。我想，挺好的，曉宇還來得及看看老家地里的莊稼。

那天，停在醫院的外地救護車，少了一輛。

圖片來源：天才捕手計劃

事到如今，曉宇已經走了一年多了，我最終也沒能挽回他的生命。

我失敗了嗎？我不這麼認為。生命是無價的，但也不是只有病人活下來，才是唯一的勝利。

在這家醫院，死亡是件再常見不過的事兒。當生命無法挽救時，讓病人沒有遺憾，也是一種「圓滿」的結局。

回想起曉宇，我寫下了一句很中二的話，甚至有些矯情，卻是我的真情實意：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

時隔一年，下個月我要繼續負責「撈病人」的工作了，以這句話自勉。

醫生，治的不止是病。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END

這個故事，是「天才捕手計劃」公眾號「醫院奇聞錄」系列故事之一。這是「天才捕手計劃」的二維碼，關注他們，看更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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